王钟英
从古至今经营商业者，首先要具备对社会的不断改革、对人民需求的不断变化等等的了解和顺应机会的智慧，这就是旧社会商人的生财之道。
新衣行业在天津的出现，是在1925年前后。由于新衣店的问世，刷新了估衣行业的面貌，更给家住外埠、而在津工作的劳动人民在穿衣方面带来方便，新衣店创始者“老生记”在这门生意上，可谓捷足先登，获得了发财机会。
估衣，也就是旧衣服，它的货源来自旧社会的“当铺”。当铺在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这个行业主要是解决群众、特别是贫苦群众的燃眉之急，办法是以实物（包括衣服、古玩、字画、金银首饰、布匹绸缎、房地产契约等等）到当铺去抵押，换来现款。这种贷款方式、期限是18个月，利息是10%。而到期没有钱去赎，还可续交利息名曰“倒当”，如不续交利息钱，当铺便将抵押物品硬性变卖处理。每年春秋两次为当铺处理物品的季节名曰“打当”，它根据物品的类别，分别去找销售对象，如金银饰品、即找金店首饰楼，古玩珠宝字画找古玩店，布匹绸缎找绸布庄，房地产找经纪人去变卖。而服装是数量较多的，他们先分成高、中、低档，再把估衣店负责人找来，标价拍卖，一般是以一堆或一包，而按件的除非是“珍品”。当铺要以最高标价，估衣店必须以有识物经验者，或与当铺有密切交往关系者出面购货，不然常会有“打眼上当”之时，但是赚钱的机会还是多的。在“打当”的所谓旧衣中，很多是没上身穿过的新衣服，这都是典当人为生活所迫，无奈将心爱的或准备过年过节穿的新衣服，当了换钱度日。旧社会这种情况很普遍，并不足为奇。
估衣商贩由当铺买到的旧服装，再到市场上去卖，一般销售对象，仍是贫苦人，这也可谓恶性循环，而早年所谓中上层的富裕人家，是不买不穿这种估衣的。有钱人的男或女，不论是穿西服和华服，都要由西服店或成衣铺去定做，在这些店铺中有能工巧匠，他们中有的量体做衣，有的按旧衣尺寸去做，也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看本人体型，就能做出非常合体的服装来。旧社会封建家庭的贵妇人，是不愿叫成衣师傅用皮尺在身上量来量去，而只要他们用眼一看就能做出合体的衣服来。早年南马路南门东，有一家成衣铺名叫“夺天巧”的，那里有个师傅做活是有名望的。还有旧英租界即重庆道61号原庆亲王府，府内有个成衣师傅姓刘，1948年八路军进天津前，国民党军官占住庆王府，刘师傅只好自己在南海路南口西角处开设一处成衣铺，作者叫他做了几件华服，做的活即合体又耐穿。
旧社会贫苦人、劳动群众是占绝大多数的，他们的衣物是自己家人做（他们收入低不愿花钱买布料叫成衣匠做，有的是叫自家婆娘做）。而在天津市内谋生的外地乡镇单身汉比较多，他们中穿衣服等待家人做好送来的是少数，而一般都是到北马路估衣街店铺或摊贩中买衣穿是比较多的，所买就是旧衣、估衣。
估衣行业历史很久远，大凡有当铺的年代就有估衣业，早年坐商估衣店，一般都集中在估衣街，其它都是背包走街串巷，或下农村的小商贩，销售对象就是贫苦人民，有的还赶集市，像三不管、地道外、谦德庄等繁华地区，是他们最理想的销售地。到了这些地方，将衣包散在地上，设个小摊，一件一件地摆开展销，待有人围观时，他们就以吆喝的方式，两个人一唱一和，就像相声段子中的“唱估衣，卖布头”一样。这种售卖方式，即便是坐商，估衣店也同样在门前设摊唱卖，这形成估衣业的普遍销售方式。另有一种形同“出租柜台”的门前设摊销售估衣方式。早年在估衣行业中有一部分吆售能手，他本人没有资金租门面经营估衣，他可向某估衣店提出在其门前设摊替代该店售货，店经理把一些估衣标上价格（用行语字如：1“肖”、2“到”、3“挑”、4“夫”、5“络”、6“俊”、7“现”、8“世”、9“五”、10“背”），飞子（小布条）委托这个人去卖（吆喝），他可按飞子上的价去加价多卖，多卖的钱归该人。这是没有本钱的买卖。
估衣街是北门外东侧第一条街，该街内当年除西端的达仁堂药铺、敦庆隆绸缎庄、谦祥益、瑞蚨祥绸缎庄外，往东直到锅店街两侧全是估衣店，这些店铺以销售估衣为主，多数还售寿衣（死人穿的“装裹”）。这条街的形成，相传是在明末清初，它有数百年的历史。
老生记新衣店（服装店）的前身名“瑞兴顺”估衣铺，该店也代售寿衣。经理王大发、字瑞亭，他的祖父、父亲是串街走巷的估衣商贩。1901年王大发在估衣街开设瑞兴顺估衣店，王大发是个讲求实效的勤俭办店的能手，他与各当铺都有密切联系，从而能在“打当”时选得较多好的估衣，他把较好的服装悬挂在四壁，门前设摊有专人喝售，他自己抽空背着衣包到市内外繁华集市去销售，后来他发现南市“三不管”是个最好的销货地点。
1920年天津繁华区由城北逐渐南移，由三岔河口侯家后向南市以及日租界转移。王大发看到了地区的变化，是年，他在南市荣业大街南口路面，开设“老生记”，仍旧售卖估衣、寿衣。说起王大发，他对任何事物都要深入钻研，如老生记的名称，其意义就是生字，王大发要使王家出头露面，王字出头是个主字再加一撇是露面维生。后来他制做出售的衣服，都带上一个虎头商标。虎头的脑门上都有个“王”字，总之他要叫王家兴旺发达。
王大发在经营老生记时，不断对社会上人们的生活所需进行分析和思考，他发现各工厂企业大部分员工都是外地住家的单身汉，衣服的来源要靠老家的人做好送来穿，或者到估衣摊去买，估衣是旧衣服，即便是新的穿上也不一定合体，只有凑合着穿。王大发见于此，认为这种生意是市场中的空白点，于是他开始试探性地添售新衣服，买些白市布叫自家女人们做裤袄多件，在门市上销售，结果很快售光。
王大发认为这是开展销售新衣的好办法，于是整件购进14磅高档10斤白布，分别到西门外染厂去染蓝、青等各种颜色，染好把布分发到城里，由西门外等地贫民住户的妇女加工成大小各种尺寸的服装，每件做成都贴上“虎头商标”，这些成衣都在老生记销售。同时把老生记估衣店改为老生记新衣庄，代售估衣、寿衣，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这个虎头商标的新衣，被天津各区的大小工厂、店铺的工人们普遍接受，还说他的成衣质量好、样式新。后来竟有的人买后未穿在急用钱时拿到当铺去卖，当铺掌柜“老西”一看有虎头商标、老生记产品就多当钱。由于这种好的声誉，使老生记业务蒸蒸日上。自1922年至1930年间王大发将门面扩充，又添售了学生服（当时的童子军服）、中山服以及制服等等。
1936年王大发又在南市永安街玉清池澡塘斜对过，设立一处老生记分店。这时他鉴于自己年迈，于是决定把两个门市部分配他两个儿子掌管，同时确定这是分给他们的遗产。长子王钟秀，字宝林，分得永安街分号，更名新记老生记新衣庄，商标改用竹林牌。另将南市荣业大街老号，老生记新衣庄，分配给次子王钟英，字宝菁，商标仍用虎头牌。
王大发在暮年将一生心血经营起来的两号老生记新衣庄，分配给两个儿子去各自独立经营，其做法在旧社会封建家庭中是少有的，也是维新的。尤其是将老号老商标给次子，而将新号新商标分给长子，究其原因是弟兄二人年龄相距近10岁，哥哥年长多少有些商业经验，而弟弟年幼初入社会，王大发以老号老商标的老生记给次子，使其在经营中容易得多，同时又给钟英配备了一些有经验的老职工相助，更能万无一失。王大发对事业对家庭，事事安排得当，其用心之良苦实为难能可贵之至。王氏弟兄的个性各有所长，王钟秀较为保守，他在经营上仍按照父亲的做法，循规蹈矩、有板有眼地做买卖。而王钟英则为创新派，他在商业道路上，不干守旧，要创造一番崭新的事业来。下面谈谈王钟英一生对服装行业的贡献和他的多才多艺。
王钟英生于1915年，青年时毕业于汇文中学。他幼年时期在店里见到父亲兢兢业业地做生意，从而使他在后来独挡一面地掌管业务时受益匪浅。他对店中职工视为亲弟兄，劳资团结使老生记的业务蒸蒸日上。“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人心惶惶，百业凋零，再加上新衣业店铺众多，老生记为了振兴业务，除仍兼营估衣、寿衣外，又添售戏衣。
1938年钟英23岁，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决心要趁自身年轻学得一些专技，首先是服装方面，他学习缝纫、裁剪、量体等技术，更学得观体量裁活。他天生聪明，一学就会。王钟英自幼爱好文艺，如书、画、金石、戏剧以及脸谱等等，他性好钻研，遍访名师，决心学好学通文艺。
在书画方面，他学陆文郁、张和庵派，拜王金城为师（城西画社），那还是他11岁时即开始学书画，王金城老师叫他看字帖练习书写大小楷，在字帖方面，有苏、黄、米、蔡、颜、柳、欧、赵等字体，当王钟英写完，老师则逐字指点修改。王老师还同时教画，学画先学习勾画稿，再学习制色法、配色法，即便是水墨画，也要用墨分出五种深浅色。练习一手拿两支毛笔，开始用吃饭的筷子练。学书画每星期日上午9点到12点准时学习，10年间从未间断。后来他对画山水人物、翎毛花卉、鱼龙鬼判、草虫走兽、竹兰梅菊等工笔写意诸画，都有一定程度的造诣。后又学画像、油画、广告画、水彩画，从而给他在后来服装行业的宣传、橱窗设计布置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王钟英大学书画的同时，又学习“金石”，拜师周与久，老师教他拓印、章法、硃文、白文、掌刀法、印床子，书写字体多用“古籀文”即大篆、小篆（该字体相传是周宣王时太史籀造），钟鼎文字、章法多种，刻印章用于书画。刻法分切刀法、单刀法，用刀如笔，书家刻法是往前方推刀，而匠人则是大把攒往里代刀，也分阳文阴文等等。
学京剧，开始学京胡、二胡，拜张铭禄为师，张的弦艺虽比不上北京的杨宝忠，但他在天津也颇有名气。他曾任塘沽京剧团副团长；他的夫人徐家华，是早年天津著名话剧演员，50年代去世。王钟英在二胡方面也学得比较好。在学京剧上，他根据自己的体型嗓音，拜黄恩甫为师，学铜锤花脸，一年后他要学《连环套·坐寨盗马·拜山盗钩》，黄老师因不会此戏，又转请到刘少峰老师学习铜锤和架子花脸。
学戏每到寒冬三九，早晨五点起床，到万德庄墙子河畔树林中，由老师指导喊嗓子，咦、哈二字，就是五、一两音，关于念白，如某戏的白口，字音的高低大小快慢缓急，每字音的距离，每句词的音调尺寸，都有一定的规矩。故而念工比唱工更难掌握，戏剧界的行话是“七分道白、三分唱”，念白要字音准确、不念倒音、怯音，其行话叫“嘴里干净”，唱时行腔字音不倒，音量高低恰当，吐字清楚，每个字都要喷出，不带杂音，又练踢腿，耗腿等等。每天练到天刚亮，他和师父到豆腐房吃早点，进门先捏点盐面放嘴里慢慢咽下，为去火气。同时还到戏院舞台上与师父练身段，跑圆场，大小马趟子，起霸等。经过6年的学习，经常被约到学校、戏院演出，都是票戏（业余演员）。(www.xing528.com)
1946年春一次在东马路新华戏院，那是代替师父演出，也是义务戏，戏码是《打龙袍》，王钟英饰包公，由于他嗓音宽厚，扮相好，一场戏博得观众的好评。他的一场演出不但不要钱，还要给前后台工作人员辛苦钱，衣箱人员辛苦钱等不下十多元。
他还在老师指导下练习勾脸，凡唱花脸总得自己学会勾脸，这是一门艺术。先学制色，分水色、油色两种。水色用冰糖块以水化开，用糖水和各种色粉调成糊状，油色用香油和成糊状，色粉分为金、银、红、黑、白、绿、兰、黄、紫、墨，勾脸在纸上勾，与脸上自己勾，给别人勾，都各有其手法。纸上勾能落腕，在自己脸上勾是反悬腕，给别人勾是正悬腕，先勾白粉轮廓，再填各色的瓤子，图案则按戏中角色勾，如带满髯口角色则不勾嘴唇和下额，如不戴髯口角色即勾嘴叉，每个戏的花脸角色，所勾图案都不一样，如曹操戏“捉放”勾圆眼角，其他曹操戏都勾尖眼角，为的是显出其奸雄的含义。
以上所谈的京剧，与服装业也是有关系的，合营后凡制做、销售戏衣的都属服装行业。王钟英自青少年起学习书、画、金石与京剧，直到他走入社会，自己掌握经营老生记服装店，从未间断。他在经营企业上有其独到之处，如自40年代起各新衣店在市场上竞争力非常强，王钟英争先联系各中小学校，包做学生服，致使业务一直兴旺不衰。
1949年解放初期，党和政府为了开发妇女劳动力，使她们摆脱家庭的束缚而走上社会，增强建设力量，首先建立扫盲组织“识字班”，因为旧社会绝大部分妇女是没有文化的，而组织识字班的人选，街道上的老大爷大娘们公推王钟英负责。王也确有能力，在数月的时间不但建起妇女识字班，还为失学的儿童们组建一所小学校（原南市中一小学址）。又为了街道妇女们的劳动和生产，开办了一处缝纫工厂，他将自己店（老生记）里的多余缝纫机搬到该工厂使用，使这个小工厂开始生产营业起来。后来学校和工厂都由东兴街自行管理。
1949年冬，天津市工商局把全市原估衣业，新衣服装业，鞋帽业等与服装类同的店铺，合并组成服装行业同业公会，约500余户，选举王钟英为主任委员，崔庆禔、王殿忠为副主任委员，仉恩尧等为常委。会址设在北马路万寿宫对过。
1950年以服装行业中有制做经验的10多人组织成立“服装研究所”，负责干部王殿忠。这个所专门研究如何改进服装的制做，王钟英也是该所负责人之一，王经营服装业多年，有丰富的制做经验又好钻研。他提出了几项改进意见：
1.西裤。多年来凡是西服，制服裤子的裤脚一直是卷上裤口约寸许的边，这个裤边好像只是起到美观作用，但是既存脏土又费料，在制做上还费工，不如改为直筒，即美观省料又卫生。这个建议受到一致的赞同。
2.衬衫。多年来西服衬衣的制做，一向是下摆前短后长元形，后扇长度几乎到臀部以下，穿上如不往裤里放很难看，这也是西洋服装多年延传下来的，我们可否把它改成前后一齐，即省料又美观，况且在天气热时不往裤里放而放在外边穿起来也好看，也可起个名称叫“两用衫”，这个意见大家也一致同意。
3.袖扣。早年凡西服衬衫，袖子不但长，而且袖口只有扣眼，那时另有以金属制做的袖扣，甚至富人以金或银去制做，是当年洋广货店专卖的一种饰品，另有一种可松紧的谓之袖箍。这种既费工又费料，穿起来又费事的衬衫不适于时代的需要，不如改为袖长合体，袖口安上个扣子一扣了之，既省事又美观。
总之以上三个建议不但研究所全体人员同意，同时在市场上付诸实施，广泛受到欢迎。像这些改进听起来看起来没什么，但是王钟英总算是个先知者，倡议者。
1952年后老生记服装店职工，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工作涣散，业务逐渐下降。王钟英除忙于同业公会事务外，在1951年又被抽调到天津市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上，协助大会美工工作，一直忙到大会结束，回店后见到业务如此情况，已难以收拾。
在和平路人民剧场对面有个服装店名叫“胜联服装店”，这个店是由15个原估衣业人组成。这个店原设在北安桥左近，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降服后建立，故而起名胜联，义即胜利后由15个人联合开办，经理迟鸿章，故名胜联。这个店当时专买卖美国货，即小贩从美国军营买来处理军用服装，卖给胜联，而胜联经过整理后再加价出售，即所谓买卖美国货的商店。解放后这个店迁移到和平路，改为服装店。
1954年老生记服装店已成半停业状态，这时同业公会常委仉恩尧经营的多伦服装店，特约王钟英到多伦服装店帮忙，聘王为该店副经理。1956年1月18日全行业公私合营，同时成立服装公司由仉负责，以上所提的胜联服装店由一名邰玉山者任公方经理。
1957年服装公司为调整市场上服装业的分布，将多伦服装店与胜联服装店合并，在和平路人民剧场南侧修建成一大型服装、鞋帽、绸布商店，取名红旗商店，其门面占有近八间门面房屋。多伦、胜联停业，红旗开业后以王钟英为经理，这个店后来添上老年人服装部，专供老年夫妇适宜的服装，一时颇受全市老年人的欢迎。
红旗店开业后，王钟英施展了多年来经营服装的经验和能力，改革了管理制度，如门市上收款设银台，为减少各柜台与银台收付货款的时间，在各柜的上端以铁丝和钱夹子输送货款及收据，这也是个小发明，以至全市各商店全学这一招，后来又进化为电动。
王钟英在红旗商店可称上多面手，他既管宣传，如橱窗设计和摆布，又在绸布柜为购料定做服装的男女顾客量体裁衣，总之一切为了顾客，从而使红旗商店不但业务收入上升，同时也为该店赢得好的声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同样也给王钟英一家带来了灾难，抄家、批斗，下放到西郊区务农，自1970年至1978年回城，整整八年，他相信党，虽已年届古稀，仍希望在暮年多为人民再服务。
1978年回城后仍在红旗服装店工作，直至退休，他儿女多，但都能独立生活，老夫妇俩单独生活，他每日以书画为消遣，耳不聋眼不花，可谓怡乐晚年，王钟英现年80岁（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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