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在西方面世,只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这是第一本用西方语言阐述古代中国文献怎样描绘动物和动物世界的专著。说到本书产生的缘由,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现代社会以前形形色色的自然观感到兴趣,另一方面也是时机和环境使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有幸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剑桥图书馆的馆藏向称丰富精当;从1888年设置汉学教席以来,剑桥大学对前现代中国的研究也有卓越传统。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和翟里斯(Herbert Giles)就曾分别担任过首任和次任汉学教授。最重要的是,我得以亲炙一批学极精博的西方汉学家,如麦大维(David McMullen)、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鲁惟一( Michael Loewe)、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等。我来到剑桥,就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吸引了我。这几位学者都是诲人不倦的良师,授业解惑从不吝惜时间。数年间亲承謦欬,转益多师,于我而言,幸何如之。有一天,我碰巧在李约瑟研究所的档案室待了一下午。李约瑟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巨著而积累的笔记和档案,就由他保存在那里(那时李约瑟已年迈体弱,数年后遽归道山)。在这套系列著作的宏伟计划中,李约瑟显然有意就动物学撰写一册。不过我也注意到,为撰写动物学分册而准备的卷宗略显单薄。我感到在李约瑟的著作计划中,动物学分册的构思遇到了难题。令我困惑的是,以李约瑟驾驭数学、天文学、工程学乃至炼丹术、火药等论题的饱学深思,何以在面对动物世界亦即人以外的其他生灵时,却显得力不从心?看来,要从古代中国文献中摘录资料,使动物世界以动物学史的形式呈现出来,殊非易事。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受到这个问题的触动,开始了本书的研究和写作。那时我认定,要探讨这个课题,不论是借助科学史家的眼光还是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眼光,都不如从文化史的视野出发更妥帖。结果就成了下列章节的叙述。拙著写作时,只有少数学者曾触及动物界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角色。十年过去了,无论东方西方,动物研究已有一批新成果涌现出来,真成了生气勃勃的跨学科事业。新一代中国学者也已开始就这项课题展开探索。在这个引人入胜的领域,他们的见地一定会比我深刻得多。[1]迄今为止的确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2002年英文版的中译本,未经增删修订,对该领域论著的相关引述,只能说反映了当时我披阅所及的学术状况。我从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受益匪浅,对这些学者无不深怀感激。他们的论著都列在本书“参考文献”中。特别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蓝旭教授,他为这个译本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贡献了他的透彻领悟。和蓝旭教授初次见面,是在2009年他来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学院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我很快就了解到,作为研究中古早期文学的学者,他对相关领域学术论著风格各异的行文眼光敏锐。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一部英文论著,论题未必切合自己的专业,而又追求与作者莫逆于心,的确是艰巨的任务。我很感谢他为此付出的努力。疏漏舛误当然是难免的,不用说,只有作者应该为此负责。毫无疑问,我要学的还有很多,但愿这个译本有助于广大中国读者和学者参考拙撰之不足而更上层楼。
胡司德
2014年8月20日(www.xing528.com)
于克莱尔学院
【注释】
[1] 见梁丽玲《汉译佛典动物故事》,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年;陈怀宇《动物与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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