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史研究文集：羊城外交官的历史背景

产生晚清时期粤人外交官群体的原因，既有时代的政治环境因素，也有着粤地的自身条件。

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开始于晚清时期。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咸丰帝下谕年批准始置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1]这是清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光绪二十七年（1901），总理衙门更名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总理各国衙门成立后，清廷才有了专门的外交机构，标志着中国已进入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行列。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已不可能再坚持其唯我独尊的态度和闭关自守的政策，被迫要同列强打交道。从19世纪60年代起，列强在中国设立了使、领馆，也就要求中国向其派遣驻外使节。同治七年（1868）签订的中美《蒲安臣条约》明确规定：“大清国大皇帝可于在美国通商各口岸任便派领事官前往驻扎”。为了同列强打交道，清政府终于先后在列强各国设立了使领馆。1875年派遣驻英公使郭嵩焘（后又兼任驻法公使），同年派陈兰彬为驻美兼西班牙、秘鲁公使，容闳为副使。其后逐年增加派驻国家，至清末公使派驻国达14国，有英、法、德、意、俄、日等，分别由10位公使兼任。随着驻外使馆的设立，设置驻外领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878年12月21日英国颁发了中国驻新加坡领事的批准书，是为中国第一个驻外领事馆。首任领事胡璇泽，是捐有道台衔的当地华侨富商，其活动经费自筹，实际上属于名誉领事。直至1881年由清朝派出领事，发给经费，才成为正式领事馆。在此前后，其他华侨集中地区也相继建立了领事馆。在开展对外事务的同时，也注意到侨居异国的天朝臣民，还认识到海外华侨的侨汇对国内经济民生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清政权的封建性质，为防止海外华侨在侨居国的反抗闹事而开罪帝国主义列强，更要对付避身海外的有志之士，又决定了其外交的另一个任务是防范镇压反清势力的活动。《大清会典》明确规定：出使大臣“有保护工商之务，华民出洋贸易工作，均归出使大臣保护，随时约束。”^[2]清驻英公使郭嵩焘在奏折中也提到：“设立领事馆之义有二端，一曰保护商民……二曰弹压稽查。”^[3]不管如何，清政府对于设立驻外外交机构，从被迫到认识到其必要性，进而对海外华侨的政策也作出必要的调整，产生了从禁止、漠视到开始关注侨务的变化。

由于长期以来的对外隔绝，中国的官方和知识界对外部的了解极为有限，更不要说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能力与经验。缺少训练有素的外交人员是清政府迟迟未任命外交使节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广东的特殊的地理地位和历史渊源而造成粤人的特殊素质，使清政府在选拔外交人员时将眼光转到粤人圈子上来。首先，广东是著名侨乡，由于广东地濒南海，海上交往便捷，利于广东人移居海外谋生。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渐形成高潮，不仅移向移民原来主要的移居地东南亚各地，而且涌向世界各大洲。这一时期广东的海外移民主要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向世界各地迁移。在美国、日本、南洋各国，分布着的中国侨民大部分是广东人。原来华侨最多的东南亚各国，鸦片战争前夕，东南亚华侨总数在150万人左右，其中暹罗华侨占60%。粤人籍贯占60%，约90万人。粤人中以潮州籍最多，可能有50万以上。^[4]从鸦片战争至1945年100多年间，随着华工和自由移民的大量移入，加上新华侨的自然增殖，华侨人口迅速增加，激增至1200万人，其中粤籍约占70%。^[5]在中国侨民中产生的有实力有权威的侨领，也都是粤籍。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是广东人移居较多的国家。1848年北美加利福尼亚发现藏量丰富的金矿，1862年横贯美国东西部大铁路动工，需要大量劳工，1854—1883年的30年间，移入美国的华工共288357人，平均每年9612人。^[6]据另一统计，1860年定居美国的华侨为34933人，1880年增至105465人，20年间增至3倍多。^[7]其次，原属广东的港澳地区，是粤人接触外国文化的一个特有的渠道。还有一些在殖民地环境中务商、活动甚至生长的粤人。对西方的文化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再次，广东又是中西方文化碰撞十分激烈的地区，居民有着较为开放的意识。而且长期一口通商的环境中还造就了一批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通晓外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的人才。因而在选择早期的驻外外交人员时，自然就集中在粤籍人士上。以驻美使臣为典型。从1878年建立清王朝驻美使馆起，到1912年终，清政府先后派出九任公使，其中除第四任崔国因为安徽人外，都是广东籍人。（见下表）^[8](www.xing528.com)

清驻美公使粤籍人士任职表

这样便于在美国华侨中开展工作，同华侨上层人士建立了比较紧密的联系。晚清著名的粤籍外交官还有首任驻日公使大埔人何如璋、参赞嘉应州（今梅县）人黄遵宪。黄遵宪于光绪八年（1882）调任驻美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十六年（1890）出任驻英使馆参赞，光绪二十年（1894）出任首任驻新加坡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