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买办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

买办的阶级地位及其在社会历史尤其是经济发展史上的作用，其实是十分复杂的。有学者认为：“买办被看作‘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爪牙’，或被看作给条约口岸带来的‘商业革命’繁荣的‘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和西方的商人都是一把双刃剑。”^[16]这一看法，印证了买办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复杂性。买办资产阶级作为外国的商人的雇用人，当然是要为外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替外商首先在各通商口岸附近建立起买办性的商业网，外商利用和依靠买办和买办商人作为在华商业上的代理人，深入内地城乡从事商业高利贷活动。然而，一旦买办解除他们和外商主雇关系的合同，就不再负有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义务。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在中国，买办阶级又是最早接触到西方经济、文化的社会成员之一，他们的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思想认识，在不同经历时期也发生着变化。在历史上，有一些买办在任职期间积累了大量资本，在解除买办职务以后，自行投资兴办企业，这就是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的转化。尽管他们的企业可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企业还保持着某种联系，但他们的根本利益属于民族商业利益，从性质上说，就不能再称之为买办资产阶级了。曾经担任过买办的一些人中，后来有利用其所学到的西方近代金融、工业、科学、管理知识，在发展洋务运动及民族工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

在思想认识上，还要看到，买办阶层，是最早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人群，他们最早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关于自然科学、经济管理乃至政治社会政治的各种学说，他们是当时中国最懂得资本主义知识的一部分人。其中有通过与西方文化接触中开眼看世界，以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为抱负，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的先驱者的。从事买办职业也是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得风气之先的一个重要途径。正是在买办队伍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批先进人物。陈旭麓将他们视为“资本主义刺激下近代中国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17]此说应该是公允的。香山买办作为一个群体，不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清代香山唐家湾（今属珠海）人唐廷枢，曾就读于教会学校，与容闳同学，同治二年（1863）任英国怡和洋行总买办。怡和洋行是最早在中国兴办的外国企业，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特权，通过怡和洋行把持长江一带的航运和出口贸易。唐廷枢任总买办之后，对洋行业务拓展、财富膨胀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他善于为洋行捕捉每一个能够赚钱的机会，自己也从中分利。在他担任怡和洋行买办的10年中，除了为怡和经营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扩大上海以外通商口岸的洋行业务之外，还为洋行投资当铺，经营地产、米盐糖、采矿等行业。他担任过专门贩卖鸦片的洋药局董事，秘密地为怡和洋行提供海上鸦片黑市行情，参与非法的鸦片走私活动。他为洋行开辟了由上海至天津、厦门、福州、马尼拉等地的海运新航线，使洋行赚取了巨额财富。与此同时，他也不断地扩大其私人的买办资本。他分别投资了典当、钱庄、丝茶贸易、棉业、漕米运输、保险业和船舶运输业。与同乡徐润建立起类似事务所的上海丝业、茶业等3个同业公所。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他开始附股在华外国企业。其后，他与担任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摆脱了买办身份，分别担任了洋务运动的第一家大型民用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和会办。此前，招商局招徕资本进展甚微，资本不足20万两，唐、徐接手后，立刻将资本扩大为100万两。局面为之一新。唐廷枢重新厘定局规，规定股票不准让与洋人，显示了与洋人分庭抗礼的决心。内部则仿西法经营。成为清朝第一家官督商办的企业。其后，他又主持筹办中国第一家大型机器采矿企业开平矿务局（今开滦矿务局），倡议和建成了中国第一条自营铁路开平铁路。唐廷枢一生中自营、合营、入股或受别人和清政府委托兴办的企业有47家，其中属于中国历史上“第一”的就有六家。如第一家中国人办的保险公司、中国近代第一家水泥厂。而他与兄弟一起用广东方言编写了一套《英译集成》，被公认为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第一部词典和教科书。在创办中国近代民族企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上，唐廷枢功不可没。

与唐廷枢经历相似的徐润，由买办出身，而成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会办，在经营实业的同时，还热心于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创办了格致书院、仁济医院、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国首批留美幼童作担保，创办同文书局，影印出版了《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古籍及出版了大量西学图书。

曾担任宝顺洋行买办的香山县（今中山市）人郑观应，具有一定资本之后，先是投资英人创办的公正轮船公司，其后又接办了和生祥茶栈，开办了荣泰驳船公司，当上扬州宝记盐务总理。参与创办了太古洋行轮船公司，被聘为公司总理，在牛庄、汕头、上海等地开设有代客办货的商号及钱庄，成为一个洋行买办兼经营旧式金融、贸易业的商人。光绪八年（1882），在太古轮船公司任职合同期满时，他拒绝公司的一再挽留，毅然至亏耗颇巨的轮船招商局就任职，结束了20多年的买办生涯，开始探索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之路。他参与了盛宣怀控制的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电报局等大企业的经营筹划，并担任总办，还担任江西萍乡、安徽宣城煤矿等企业的总董，成为中国企业界颇有名气的民族资本家。郑观应看到了工商业在西方社会中的原动力作用。他在《商务》中提出的“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为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8]郑观应对国家命运十分关心，其“救世”思想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撰写《救时揭要》一书，以后不断修订，于同治十三年（1874）辑成《易言》一书刊印。光绪十八年（1892）编著成《盛世危言》，二十六年（1900）第三次修订刊印。全面阐发了富强救国的思想，着重于大力发展经济，“商战为本，兵战为末”，倡言发展教育。《盛世危言》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为中国人富国强兵提供了蓝图，是中国近代改良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在近代思想启蒙中有着重大的影响。作为经营实业长达六十余年的企业家，由其认识和总结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思想，这是他的同时代的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

总的来说，尽管买办作为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产生的一个阶层，他们有很多历史的局限性，但是，香山买办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是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的。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在中西方贸易、文化交流中，曾经起了首当其冲的桥梁作用；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曾经为发展新兴的近代工商企业起了勇敢拓荒的开创作用；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起了震撼人心的推进作用。

（载《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3]聂宝璋：《聂宝璋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4]胡波：《香山文化的现代诠释》，《香山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5]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6]（美）威廉·C.亨特著、冯铁树译：《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0页。(www.xing528.com)

[7]《申报》，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十一日。

[8]莫里逊：《中国商业指南》（广州，1848年），转引自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

[9]资料来源：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转引自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112页。

[10]王韬：《灜堧杂志》。

[11]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香山文化》2006年版，第70页。

[12]季羡林1993年2月19日撰，未刊稿，为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作序。转引自《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13]转引自陈依范：《美国华人发展史》，三联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57页。

[14]转引自《清华学报》，1961年6月，第144页。

[15]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史料》2004年第4期。

[16][日]本野英一：《19世纪60年代上海买办登记制度的挫折和出口贸易仿制的改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中国》1993年第3辑。

[17]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18]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4、6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