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山仙馆碑廊石刻下落揭秘

要点

本文以亲身经历述说清代潘仕成园宅“海山仙馆”中碑廊石刻的下落。

2015年6月出版的《炎黄纵览》，刊载刘东升撰《碑廊背后的故事》，讲述约在1986年夏季，位于广州市法政路的中共广州市委大院内的市委办公厅办公楼维修漏屋时，铲除室内墙皮，发现了嵌在墙体上一批石刻，竟是著名的清代富商宅园海山仙馆石刻，遂得到清理和保存。刘东升时任市委秘书处处长，他的文章说：“当时大家议论纷纷，都说如果这批石碑在‘文革’期间被发现必毁无疑，即使是在抗战胜利至‘文革’之前发现也难逃厄运，汪精卫大汉奸的恶名实在太臭了，在那个年代有谁会珍惜他留下的东西呢？据相关人士分析，当年在石碑表面施以灰砂批荡，用墙保护这批石碑的人，最有可能是汪系文人或是国民政府接收敌产时的官员，不管他是什么人，以今日之眼光观之，皆当属有胆有识之士了。”这批碑刻后来迁到越秀山美术馆，在美术馆内建成碑廊，嵌于碑廊上对民众开放。我与海山仙馆碑刻因缘相遇，又有机会得闻碑刻的一些辗转经历，特撰续记。

也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间，我先后在广州市委老干部局任办公室主任、综合处处长，出于对广州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兴趣，也开始对一些文化现象作点研究。由于研究潘仕成这个晚清名人，知道了海山仙馆碑刻。见《羊城今古》上载有广州市考古所陈以沛先生撰写的介绍海山仙馆石刻的文章，提到潘仕成破产后，海山仙馆石刻散落之事。这批嵌藏在市委办公厅办公楼内的石刻被发现后，他曾奉市文化局委派前往清点。市委办公厅的办公楼是市委大院3号楼，原址是建于抗战前的汪精卫、陈璧君宅邸“湖海亭”。这座颇为气派的欧式小楼，现在已经被拆除，原地新建了一座毫无建筑特色的办公楼。当年，我在大院里上班时，曾利用午休时间写生了一幅这栋楼的水彩画，想不到这也成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画作了。

陈以沛的介绍，引起我对这批石刻的兴趣。因为工作关系，我与市委办公厅来往比较多，与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比较熟，了解到这批石刻嵌在当时的办公厅阅览室和机关工会办公的房间。办公厅的同志答应了我一睹这批石刻面目的请求，但房间里靠墙摆着一列公文柜，正好把这批石刻挡住了，这个实际问题需要我自己来解决。于是我动员老干部局综合处的诸位同事帮忙，他们都很乐意，便来到此房间中，一齐动手，依次挪开公文柜。原来，在公文柜与嵌在墙壁上的石刻之间，还隔了一层纹帐纱布，应该说这是很好的保护措施，避免了柜与石刻的摩擦。这个房间面积约100平方米，石刻横列镶嵌在四面墙壁上，分15行5排，每行五石或一石不等。石刻为长方形石板，大小接近，其尺寸约为横90厘米，竖40厘米。总共59方石刻，开头一方署款汪兆铭（即汪精卫），是后加的题记，其余58方则是海山仙馆原有石刻。海山仙馆石刻本有上千方，镶嵌于宅园内300多间的回廊壁上，可以想见当年碑刻长廊的壮观景象。这批刻石包括《海山仙馆丛帖》68卷、《楔序》2卷。《丛帖》包括《藏真》52卷（其中《初刻》16卷、《续刻》16卷、《三刻》14卷、《四刻》6卷）；《摹古》12卷；《尺素遗芬》4卷。完成这批石刻先后历37年，其中仅刻制《尺素遗芬》书札石刻即历时8年。由于工程浩大，潘仕成拥有私人的印刷坊和刻石工场。《尺素遗芬》收录的是鸦片战争前后的高官显达、亲朋知交者与潘仕成的信札，皆名流遗墨，从中可考知鸦片战争前后轶事，其历史价值极高。由于条件有限，我与同事们只能匆匆一瞥，另将汪兆铭之题记用铅笔在白纸上拓下来。此刻石写道：“海山仙馆遗址已支离破碎，其一部为荔香园湖海陈氏所有也，……”“陈璧君暇日携拓本求之市”得此批石刻，“因于寓园中建一亭，以原版嵌诸壁。……湖海者，先外舅耕全先生以是名其槟榔屿之家居，今亦以名此亭云。”可知，汪精卫与陈璧君此居宅，实为藏此石刻而建，并因此得名湖海亭。碑刻发现后，时在广州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前身）工作的陈玉兰，奉市文化局所派，到市委办公厅拓下这批石刻，共拓了四份，一份交市档案馆，两份存美术馆，颇知此石刻价值的时任市领导欧初也索得一份保存。市委大院的湖海亭楼房拆除之时，尺素遗芬石刻得以移归址在越秀山的广州美术馆，并专筑长廊以嵌，是乃此批文物之大幸也。陈玉兰后来撰了一部《尺素遗芬史考》，将此58封札之碑刻一一录现，唯不见汪氏题记。近日我曾问她为何不录入此题记，她说当时著书时，曾考虑是否要收汪氏题记。有人进言称国共双方对汪氏均有定论，不宜收载其文。因作罢之。其实，题记乃是对这批石刻来龙去脉的一个交代，岂能因人废物？但经办者有如此顾虑，也无可厚非，只能说一声可惜。

事隔20多年后，想不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散落他处的海山仙馆的又一批石刻。2015年，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向省委、省政府请示启动了全省自然村落历史人文普查活动，我也参与策划与具体组织之事。七月间，省志办主任温捷香邀我同往佛山南海区松塘村一行，据说是在那里的祠堂藏有一批碑刻，值得了解。松塘村位于西樵镇金瓯村委会，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该村于南宋理宗年间开村，明清时期出了五位进士，其中四位入翰林院，这在岭南也算是了不起的事，该村因有“翰林村”之称。村中保存有一批宗祠家庙、书舍古宅。在村里人引领下，我们走进古祠堂“培元书舍”后座，见到靠左右山墙分别排立着一列石刻，掀开蒙盖于其上的塑料薄膜，清一色为黝黑石质。石刻尺寸大小近乎一致，所刻内容看得出是书法作品，横排竖写，高度近米，宽约三四十厘米。这使我眼前一亮，立刻想起了前已在市委办公厅惊艳的海山仙馆石刻，不禁冲口而出：“海山仙馆石刻！”在最开头的一方石刻赫然见到篆刻“海山仙馆藏真”字样，印证了这一判断！询问之下，据说这批石刻共108方，还有一些残件堆放在廊下。从该祠堂大门匾额落款，可知此祠堂为晚清光绪年间所建。区氏族人在此期间族势兴盛，当为在此时所购藏。清代广州城分属番禺、南海县，海山仙馆所在的荔湾地区，属于南海县地域，与松塘村为同县，碑记流落于此也不算很远。松塘村为尊重文化的翰林村，能收藏此批文物并保存至今，实为幸事。然而，识货者不多，居然在此前未见人提起，介绍松塘村的小册子也未见述及于此。2015年10月16日《羊城晚报》有一篇属于“岭南古村漫游”专栏的报道：《南海松塘翰林村，带上板凳去看书》，这篇报道着重介绍了松塘村的翰林文化、镬耳屋和泥墙老屋，还有就是“食”，同样只字未提及这批文物。这也难怪，这批文物与古村文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未知其所有权是村里的还是族里的，如果广州市的有关部门能出面谈成将文物移归与已收藏的海山仙馆石刻并于一处，也是一件文化善举。海山仙馆的千余石刻，命运多舛。海山仙馆归官拍卖之后，又数易其主，致使刻石散失。从《广州文物志》所载看，广州博物馆原藏有丛帖刻石近400方，“文化大革命”期间半数被毁，仅存下200多方，其中完好无损者仅78方。因此，后来收入的《尺素遗芬》58方，可谓是极为宝贵的部分。此批《藏真》石刻达108方，其数量占有已知存石的很大比例，其内容是潘氏收藏的历代名书法作品之石刻，以潘氏之学识，所藏皆名家名作，加之刻工精湛，本已价值甚高。而今这些石刻原件书法作品，由于海山仙馆的湮没，恐怕散尽无存，则石刻价值的提升不言而喻。但是，如此大批量的石刻，估计物主不会轻易出让，即使出让肯定也要价不菲。但我念及此物为海山仙馆原物，海山仙馆原址在广州，且已建有碑林陈列部分收藏的石刻。倘能由广州政府出面收购这批石刻，让珍贵的文物回归广州，或陈列于新建的博物馆，必能成为一处吸引四方观众的亮点，又能使这批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护，也是书法爱好者的福音。而且，通过收购之举，或许还能引起社会各方关注，延伸发现其他线索也未可知，则幸甚至哉。

有此一念，不料又有机遇。就在松塘村初行数月后，10月16日，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主持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研究中心成立编纂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两个机构，我荥忝学术委员之列，应邀出席会议，遂事先写好此一情况及提议，面呈陈市长。会间，陈市长跟我说，他看了此材料，还说他当时在市委工作也知道湖海楼石刻一事。当月22日，艺博院副院长梁丽辉给我打来电话，说是陈市长批转了我的那份材料给市文广新局，要他们在27日前查实此事并提出意见。由于越秀山碑廊从美术馆名下转到改名后的广州市艺博院名下，原有那批海山仙馆碑刻属艺博院管理，因此，市文广新局将了解松塘村碑刻的具体任务交给艺博院来办，艺博院希望我能一同前往松塘村。梁丽辉此时其实与他们院长在四川出差，因与我认识由她打来电话却来不及回来同往。23日，带领前往松塘村的是艺博院年轻的冯副院长，同往有广东民间工艺馆（陈家祠）陈列部曾主任，应邀前往的有省文物鉴定工作站副站长林锐，退休的艺博院原副院长陈玉兰，还有我。去之前，我跟他们建议，为了有利于下一步工作，不宜暴露此行目的，只说是到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的松塘村参观即可，而且没有通过官方联系，而是由冯副院长通过私人关系找到松塘村村长，并以书法爱好为由，通过村长，请看管培元书舍的“社长”（大概是社区之长吧）打开平素锁着的书舍，让我们参观。

交谈中，了解到更多的一些情况。(www.xing528.com)

此批碑刻的主人，是区家的后人，当年区家在村中为首富，宅屋占了半条街，包括这间祠堂。解放后，主人遁往香港。这批石刻原来放在村中一处破旧的小平房中。在那些政治运动不断、政治气氛浓烈的年代中，没有人会来认管这批石刻，当然无从提起其价值。石刻所存置的房屋既没有人居住，也不加锁，不大不小而又平整规一的石板，被村民看了上用场，有拿去砌猪圈的，有搬去田埂垫脚的，还有架起来做切菜板的……原先不止现在所见这么多的石刻。

石刻的物主，改革开放初期从香港到了深圳开办塑料厂，捞了第一桶金，据说他的工厂原来有数百名工人，规模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他在广州、东莞也有产业，不缺钱，现在年纪也有80岁了，每年还回乡走走。而家乡的物业，则委托族人平时看管。“社长”说他自己原先也是出身地主，现在是“遇上了从来没有的好日子”了，很是健谈。向他打听物主对这批石刻是否有什么长远打算，他也透露了一些情况。

随着形势的转变，这批石刻的价值也渐为人认知，于是从小屋里迁到书舍。佛山市南海区政府曾与物主提出要将此批石刻送交区博物馆陈列，物主不同意。西樵山镇政府提出愿为此批石刻建一建筑物以长期保存并对外展出，物主顾虑届时说不清产权也拒绝了。他交代替他日常看管石刻的族人，说这批石刻不出让，但可以让人参观。广州市艺博院方面摸清了情况，文广新局肯定向市长作了汇报。至于下文如何，就且待下回分解了。

我向来感到有些纳闷的是，原藏于越秀山博物馆的那400多块石板从何而来，为何还会受到如此严重的损毁，又如何受到“文革”的冲击，总觉得匪夷所思。对于从何而来的问题，是从徐启文的《白云仙馆的前世今生》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海山仙馆被抄没之后，园馆被拆料变卖，其石刻、丛帖散失于民间。当时重建云泉仙馆（即今位于麓湖畔的白云仙馆）的孔少唐（晚清时曾任刑部侍郎），曾将一批海山仙馆石刻从荔枝湾移至云泉仙馆保存。孔少唐常与广州文人、地方官员在此处举行酒会雅集，一同欣赏这批石刻。及至日军侵华，广州沦陷时，云泉仙馆遭到毁坏。抗战胜利后，1946年云泉仙馆再次修复，仍为文人墨客雅集之所，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在此题有石刻，保存至今。但此馆在广州解放前夕又遭破坏，观中的海山仙观石刻散失无存。解放后，驻守此地解放军协助寻找，1953年竟发现这批石刻在云泉仙馆遗址周围山头用作铺路石，于是市文化部门将这批石刻共400方运回广州博物馆收藏。当时为什么有此举动，徐文没有说明，但解放初时期广州的领导人叶剑英、朱光等本身就是文化人，深知这批石刻的文物价值，寻找石刻与由文化部门出面运回博物馆收藏的行动，完全有可能是根据他们的指示所为。至于受损的情况，此次往松塘村调查过程中，从博物馆方面的知情人口中，也获知实况。现在五层楼左侧的一座办公楼，原来也属于广州博物馆，当年那些海山仙馆石刻就收藏在这座楼里。上世纪50年代，这座楼转交给某单位使用，而石刻数量较大，无处可放，仍存于此楼中，却不为大楼使用者所重视，甚至难免嫌其碍事，不介意受损或许挪为其他用途。总之，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那批文物的价值得到重视，又被清点搬迁往美术馆，与《尺素遗芬》一同嵌于碑廊，这当然是这批碑刻理想的归宿。可惜，如前所述，完整的只剩下有70多块。据说在办公大楼中，这批碑刻最后堆放在厨房里，大概也到了不能再容留的濒危时刻了。如此说来，将石刻的毁损归结于“文革”未免不靠谱，也不好责怪大楼的使用者，因为他们本来是拿枪杆子的，进入大楼行使职责与保护石刻也无关。

还有点安慰人的尾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陈玉兰的《尺素遗芬解读》出版以后，有人向她反映在广州市番禺区的南沙有姓潘的人家藏有海山仙馆石刻，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获知此信息，即前往与潘先生联系了解，据悉此位潘先生就是潘仕成的后代，手中保存有六七块石刻，被程存洁征集为广州博物馆收藏，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近一批为博物馆所收藏的海山仙馆石刻。由此看来，征集散落到民间的海山仙馆石刻尚有希望。

（载《炎黄纵览》201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