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赞同《非盐商辨》所持光绪《广州府志》在潘仕成的记述上比宣统《番禺县续志》（按：应为民国《番禺县志》）更为可靠的观点。光绪《广州府志》，由署理广州知府戴肇辰开修于同治八年（1869），叙事至同治十三年（1874）。潘仕成去世于同治十二年（1873），[17]时近而迹显。
《广州府志》除了设《潘仕成传》，在《伍崇曜传》中记述伍崇曜之“父秉鉴以洋商致富”，伍氏刊刻《粤雅堂丛书》“与同时番禺运使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并为艺林所重”。[18]伍家身份是“洋商”，而潘仕成身份是“运使”。说明在时人眼中，潘仕成是官方人物。这一说法出自当地官修之志，远比湖北杨守敬的潘仕成为“洋商大贾”的说法权威。
在潘有为及从子正享、正衡、正衡子定桂传中，未言商事，称潘有为“久宦京华，以校《四库》书例得议叙”。正享、正衡、正衡子定桂均以文才事迹载。唯正享有向广州府进言令洋船随时载米免其舶税，“广州遂鲜荒患”事迹。[19]说明潘家以文才扬名，正享也熟悉舶务、经济，并能向官府直接建言。
载于府志的《潘仕成传》不长，全文如下：
潘仕成，号德畬。捕属人家，素封慷慨，有大志。道光壬辰北闱副榜，时京师饥，仕成捐赈多全活，钦赐举人，报捐郎中，供职刑曹。海内人士争延访之，以不识其人为憾。临桂陈继昌、元和陈钟麟亦与为忘年友。二十六年，放甘肃平庆泾道。因督办七省战船未竣，经粤督奏调近省。是年十一月，放广西平梧郁道，又因帮办洋务，奏留仕成。捐制火炮水雷等器，筹防筹饷，大吏深倚之，叙功加布政使衔。二十七年，特旨补授两广盐运使，以本籍人监司本籍，旷典也，仕成不敢当，禀大吏固辞，改授浙江盐运使。以粤事孔棘，亦未赴也。洋税章程久未定，命仕成随钦差大臣花沙纳等往江苏上海会议，归而养疴里门，不复出仕。
成轻财好义。修考棚，以便岁科两试贡院，以备广录人才。捐都门广宅为本邑公车会馆，皆能见其大。且急人之急，通有无者，各如其意。以去以故家中落，晚岁困盐车至破其家，未几卒。人咸惜其未获大用于世也。好刻书帖，尝翻刻《佩文韵府》二百四十卷，《拾遗》二十卷，集刻《海山仙馆丛书》一百一十八卷，共五十六种，中多秘籍。刻《经验良方》十卷。又石刻《海山仙馆集古帖》十卷、《兰栾集帖》四卷、《尺素遗芬》二卷。士林嘉赖焉。子桂辛酉举人、寿龄补行乙卯科举人。 （据采访册修）[20]
此传虽较为可靠，也有一些环节交代语焉不详之处，以之为基础，参照族谱及相关文献，潘仕成其人之情况大致如下：(www.xing528.com)
其一，他“素封慷慨有大志”，生平的主要经历是从政。他早年当为应试读书，道光十二年（1832）29岁上京赴乡试，“北闱副榜”，按清代科举制度，乡试副榜尚不能算为举人，他即以捐赈步入仕途，得“钦赐举人”，“报捐郎中，供职刑曹”。一捐而供职刑部，且名动京师，可见他捐款数目之巨，在京师的活动能量之大，没有丰厚的财富为后盾，无以至此。他的资产来源，按谱系上说其祖父经营的是盐业。《旧中国杂记》引用《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1860年4月11日登载一封信中，提及参观了“在广州一位名叫潘庭官的中国商人的房产”，据具体描述，此处当为潘仕成的海山仙馆。该报道说到：“他（按：指园主）每年花在这处房产上的花费达300万法郎——在一个干很多活都挣不到一点钱的国家里，这是一笔巨款。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这个中国人靠鸦片贸易发了财，据说他拥有的财产超过1亿法郎。他有五十个妻子和八十名僮仆，还不算三十名花匠和杂役等等。他在中国北方还拥有另一处更好的房产。”[21]此中说法未免夸张却未尽不实，“这个中国人靠鸦片贸易发了财”的说法，或为一说。
其二，潘仕成先是任职京官，后回粤，在粤事迹，见有“督办七省战船”“帮办洋务”等。他有几次外放机会，总是由粤督出面以粤省帮办夷务等借口奏辞而不出仕外省。他在抗英斗争中贡献良多，承办军工海防，自动捐资加制战船，一次就捐助抗英军饷八万两。他鼎力资助招募抗英壮勇和组建保卫广州的团练，代垫同业商行捐的巨额款项，受林则徐亲笔致书赞扬。邓廷桢在石门试炮，邀他前往观看。两广总督祁贡原对修筑虎门海防工程犹豫不决，后求助于潘仕成献策资助，才得竣工。潘仕成认为“要制敌则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不惜以每月五千两的高薪聘请外籍人士壬雷斯制水雷、造战船、铸火炮，所制水雷成为当年攻船利器，还将20枚运往天津大沽口要塞演习。又编绘《攻船水雷图说》上奏，得获传旨嘉奖。而在对外交涉中，他又是得力助手。由于筹防筹饷，使潘仕成得到粤地“大吏深倚之”，并向朝廷表功，赐加布政使衔。
道光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特旨补授潘仕成两广盐运使，他以“非分”为由辞去两广盐运使之外，还三次辞去委命，不离粤地，[22]推测其经营之业在粤地之故。也可见岭南的环境，较为适合于亦官亦商，为外地所未及。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上海等五口为通商口岸，次年在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并附《海关税则》。对进出口货物已分类定出税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吏部尚书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上海，同英、美、法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例》，并修改了税则。潘仕成最后一次接受公命，奉召随行北上谈判。传称“归而养疴里门，不复出仕”。明确其身份为出仕，他去世以后，“人咸惜其未获大用于世也”，正是对此的回应，叹惜他在官场上本来还可以有一番更大作为。值得指出的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直接参与官方涉外活动的经历，在原有的洋商身份者中未见有此例。此或可作为潘仕成非洋商的一个佐证。
其三，他深受传统文化熏陶，“轻财好义，修考棚，以便岁科两试贡院，以备广录人才。捐都门广宅为本邑公车会馆”。他构筑气势不凡而又深有意韵的海山仙馆，在此会文友名士及高官贵客，并刻书藏帖。同时，从他熟悉洋务、主持制造新式兵器，海山仙馆对外开放接待洋人等行为，又可见潘仕成乐于对外交流，对西方世界和近代西方技术有一定了解。他在编刻《海山仙馆丛书》“自序”称，要选择前人著作中有益于道德修养、探讨学问以及刊本较少的印行于世，除收入经史笔记著作之外，“收入其术数、医药、调燮、种植、方外诸家者流”，“诗集美不胜收仅略存一格，讲武之书为当务所急，四夷记录亦足广见闻，固不嫌于人弃我取”。丛书还收入西洋译著《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勾股义》等，也有传教士编的《外国地理备考》。讲究实学，博采中外，是这套丛书的鲜明特色，也是这套丛书可贵与出色之处，可见潘仕成之学贯中西。
其四，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一是赈灾济贫，多次捐巨款赈灾，广东地区有灾情，潘仕成一次就捐资一万三千两；至于日常故交知己需扶贫济困，或婚丧嫁娶，或缺医少药者，他都乐意慷慨相助。二是修路，广州小北门外至白云山，路多崎岖，他捐资铺成平坦的石路，以利行人。三是倡种牛痘，建议官府、亲友推广种牛痘，并为之代购进口种痘洋刀，输送洋痘种。
其五，潘仕成虽善于经营，颇多善举，晚年却一蹶不振。民国《番禺县志》谓“晚岁以盐务亏，累至破其家，未几卒，人咸叹惜”。[23]“以盐务亏”之说，或为对《广州府志》“困盐车”用典之误解，不足说明他是经营盐务，但他晚岁破产破家，当是事实。事实之一，同治十年（1871年），钟觐平等人以白银38000两购得潘仕成在十七甫故宅以倡建爱育善堂。[24]说明潘仕成彼时手头不济，已到了出卖故宅地步。他死后不久，海山仙馆就被官方拍卖湮没。事实之二，是荔湾区政协文史写作小组一成员之祖父是潘仕成被抄家的目击者，当时他经营柴业，柴艇停泊荔枝湾涌口，曾听到海山仙馆被抄家的一片呼喝声和啼哭声，事后并得知官方发给每个婢仆白银十元作遣散费，其中有些无家可归的妇女还嫁给了附近乡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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