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盐商辨》一文，未知是否因时间匆促之故，论断及论证均有粗率之处。
梁嘉彬关于“仕成为广东著名盐茶商，近人多有以仕成为同孚行商者，亦误”的论断，是在他论及日人概岸佶所著《广东十三洋行》中，误译伍绍荣为伍纪荣、潘正炜为潘正威，在引用《河阳潘氏世系》列表以说明潘正炜与潘正威“二人为同曾祖兄弟，而非一人也”之后带出的加括注的话。换言之，梁嘉彬不是专论此事，顺带之论断，当有其来源。而“曾询潘氏之后，知潘仕成为盐茶商”，[8]乃亲自调查后人，此与“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论证”同样重要，不宜以“仅凭”贬之。
《非盐商辨》的论证也未具压倒性说服力。该文从五个方面论证潘仕成是行商而非盐商，逐一分析，却均未能成立。以下，对应此五点作商榷。
一是说杨守敬《丛书举要》对《海山仙馆丛书》目录按语称“潘氏以洋商大贾，然颇好风雅”。杨守敬是“清末民初的地理历史学家。杨守敬比仕成小30多岁，……他说仕成是‘洋商大贾’，必有所本，决非空穴来风”。此说听起来似有道理，但不等于必然。杨是湖北人，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独揽外贸的洋行制度废止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时杨守敬才三岁。作为一个内地学者，对广东商贸的情况未必都了解，就算“必有所本”，所本也未必准确。其著述重点在评价潘氏编刊的《海山仙馆丛书》，将广东富商潘仕成称为“洋商大贾”未必经过慎证。仅凭杨守敬一句“洋商大贾”，不足为推翻潘仕成盐商身份的充分论据。
二是从《两广盐法志》所载，两广总督卢坤奏言捐助平“连山排瑶滋事”军需费用的“省城绅士候选道伍元华等”，潘仕成名列“父兄族属世业洋商”的伍元华等人之后，而不是盐商卢文锦之后。
《非盐商辨》注称，卢坤奏折和道光上谕出自《两广盐法志》卷二十九，其实在卷四十七。据称卢坤奏言和道光上谕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第一，这次捐输，是洋商、盐商各自捐款”。笔者查阅奏谕原文，奏折中对此批捐输商人分称两类，一为“省城绅士候选道伍元华等”八人，“元华等父兄族属世业洋商”；一为“盐商李念德等”，“伊等服贾海隅，世蒙煦育”（见林则徐奏请准许洋商捐缴三年茶叶行用银两以为收烟防夷经费折。“服贾海隅”的说法，也适用于洋商[9]）。道光上谕称“粤东绅士盐商……情殷捐输”，伍元华等皆“著加恩赏”，“副贡生、刑部额外郎中潘仕成”也在此恩赏之列，“着照例由部议叙”，其余人员分别为候选道加盐运使衔，伍元华着赏戴花翎、郎中衔卢文锦着赏还花翎、候选员外郎谢龙章着赏加郎中衔、运同知衔候选都察院都事谢有仁着赏加道员衔，州同知衔马展谋、监生潘世荣、布政使理问严显文均着交部议叙；而对“盐商李念德等呈请报效”，“其捐输毋庸赏收”。[10]从奏折提及和各人受赏情况可看到，这些人的父兄族属“世业洋商”，本人未必是洋商；有的授以虚衔，有的则授有实衔（如布政使理问），统称为绅士，与纯为商人的盐商区别开来，赏赐方式也不同。由此，只能肯定潘仕成的身份是绅士，还不能说明潘仕成就是洋商。而蒋文说，此八人“打着‘惟元华等父兄族属世业洋商’的招牌，表明自己是行商。因此，以行商总商伍元华领衔共列出8人的捐输名单，毫无例外地都是承袭着‘父兄族属世业洋商’的地位而成为洋商”，所谓“打招牌”“领衔”皆为论者所加，“毫无例外”是论者之言，而非史实，不足为论。
《非盐商辨》在上述推论基础上，对比上一年洋行商人致粤海关呈文具署名，说明潘仕成起而代之潘正炜且名列第三位，“表明他在行商中颇具实力，已进入同孚行行商之列”。结论显属臆测。(www.xing528.com)
《非盐商辨》提出，“据《潘氏族谱》，潘致祥（有度）与有量是堂兄弟。仕成为正威（梅亭）之子，有量之孙。同孚行由正炜与仕成共理，正是叔侄共理，只不过仕成不是致祥之侄，而是正炜之侄”。据笔者查阅光绪《潘氏族谱（番禺）》及考，潘氏入粤始祖潘启（讳振承），由闽入粤经商，后请旨开设同文洋行。行名取福建故乡同安文圃山之义，以示不忘本。乾隆四十一年（1776），潘启在广州河南乌龙岗一带置地，设祠“能敬堂”。[11]同文行在嘉庆十三年（1808）暂告歇业，嘉庆二十年（1815）改名同孚行复业，由潘启四子潘有度（潘致祥）经营[12]。有度后传子潘正炜，为同孚行行主。潘启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大，其三弟潘颖（讳振联）之长子潘有量是盐商。有量次子正威由闽入粤，为“怡怡堂”始祖。三子正柔、八子正畴、十二子正妙也入粤分居穗地，正畴“卜居太平门外第十甫”[13]。据《荔枝湾史话》，谓潘仕成在未建海山仙馆前，旧居在第十甫爱育善堂址。[14]实际上，爱育善堂址在十七甫（现十八甫路46—52号）。则仕成不属“能敬堂”一系是肯定的。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序篇》中对此也有清楚表述，据《河阳潘氏世系》列表，潘振承一系为同孚行商，潘振联一系为盐商。[15]潘仕成与潘正炜的亲缘关系是疏堂叔侄而不是堂叔侄。蒋文认为美国人马士说同孚行由潘致祥叔侄同理，所说的“侄”就应当是潘仕成，纯属猜测。而又说“奇怪的是，《广东十三行考》在考证同孚行潘致祥、潘正炜时引用了Morse的著述，但在考证仕成是否同孚行商时却没有注意。是否出于疏忽，不敢论定”。看来，疏忽者应是《非盐商辨》作者。
三是据张锡麟回忆，曾听其祖父张殿铨述及其随在省城任洋货经理的曾伯祖梓山公“留心洋务”，“同邑潘公梅亭，为德畬访父，设同孚茶行，闻其名罗致而倚任之。会有忌同孚行而及先祖者，设计欲中伤之，避地苏州……由苏州回粤在十三行开设隆记茶行”云云。近人潘刚儿等编著《潘同文（孚）行》，编辑来自“有关档案、方志、族谱、史书、书札、笔记、时人记录、近人著作及文物图景”等资料整理汇集成册，[16]记述同文（孚）行商潘启、潘有度、潘正炜三代人的生平、家世及事业，未及潘仕成，也未提及“同孚茶行”商号。《非盐商辨》称，同孚茶行与隆记茶行“同属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产物”，“《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对外贸易特权取消……但仍可自营买卖。可以认定在这种背景下，同孚洋行改称同孚茶行”。潘正炜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因此，即使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同孚洋行改称同孚茶行之事，掌门人当仍为潘正炜而不是不同堂系的潘正威（梅亭），不知道张锡麟辗转听闻的回忆为何有误，但显然不能成为潘仕成是同孚行洋商之论据。再按《非盐商辨》的“认定”，潘正威将洋行改开茶行，其子潘仕成则应是茶商，又怎么能成为同孚行洋商了呢？
四是从鸦片战争期间潘仕成的主要社会活动进行考察，称仿制炮造船的爱国义举，是多家行商的行动，“除绅士许祥光‘尝捐资造船’外，至于盐商，却无此类记载”。然而，既然捐资造船的绅士可以只有一例，何以断定盐商就不能有一例呢？说盐商无此类记载的前提，是先设定潘仕成不是盐商，岂不是论据与论点本末倒置？又称潘仕成承担协助办理夷务的任务，“绝不是不熟悉夷情和不懂对外交涉的盐商所能承担的，而两广总督也不会奏用一位盐商来帮办夷务，而是沿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原十三行行商充任对外交涉的惯例，选用行商潘仕成帮办夷务”。此也只是一种自设前提的推论，同样没有“引用历史文献资料论证”，不能肯定。
五是从清朝任命潘仕成为两广盐运使考察，反映出潘仕成不可能是盐商，“道理很简单，广东的盐商不可能任命为两广盐运使”。至于为何取消任命，是因为“两广总督耆英认为潘仕成的‘族姻交好多以盐务为生’，不适宜出任两广盐运使，也不适宜充任广东道员”。《非盐商辨》还对《广州府志》潘仕成本传的“晚岁困盐车，至破其家”之“困盐车”掌故作诠释。笔者认为此论有据有理。由此，至少说明潘仕成族系多以盐务为生，也说明潘仕成被任命为两广盐运使时已不做盐商，还说明潘仕成破产原因未必是盐务，但并不能确定他原来的身份不是盐商，也不能就说他是洋商。
综上所述，《非盐商辨》一文的论断，有言之成理而事未必如此，有论断未充分即下结论，难以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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