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谓“潘德舆，字彦辅，号四农，原籍江苏淮安，道光举人，安徽候补知县。他喜诗词，复有经济长才，于是转而业盐，来广州经商，致富后，筑海山仙馆，另字仕成。所以早期史料，俱作江苏籍，未有仕成的别号。”这段话讹错尤甚，将潘仕成之名变成字，又变成别号；将其籍贯变成江苏；将江苏的文人转成广州的商人。更不要说“安徽候补知县”之义不清。治史如此，未免粗率。而且又有引以为据的。冯苗延《潘园和他的主人》（载《广东史志》一九八九年第二期）谓“潘德舆（1785—1839），字彦辅，一字仕成，自号四农。原籍江苏淮安，道光初举人，安徽候补知县。此人好读书，工诗词，更有经济头脑。中举后毅然弃儒经商，从事海盐生意，以是来.广州。不数年而富甲一方，遂大兴土木营造海山仙馆”。（文下黑点为笔者所加）不难看出，这是引之《李文》又有所发挥，以讹传讹，更加离谱。
潘仕成一系以盐商发家。但他一生并非只营盐务，而是以家产为资本，走上一条从仕之路，以财谋位，结交权势，亦官亦商，倚势营财，这是他选择的发迹捷径。
道光十二年（1832年），潘仕成28岁，考中顺天乡试副贡。他以捐助巨款赈济北京地区灾荒饥民，“全活甚众”[4]，钦赐举人，特授刑部郎中。他还捐钱以镇压连山瑶族起义。同年，道光帝下谕嘉奖“以广东连山排猺滋事”捐输银两的行商、盐商，其中“捐输三万两元副贡生刑部额外郎中潘仕成，著照例由部议叙”[5]。潘仕成一举成名，“都下名流争相延访”，[6]“海内人士延访之，以不识其人为憾”、“临桂陈继昌、元和陈钟麟亦为忘年交”[7]。可见他的投资效应甚佳。
潘仕成谋得一官半职之后，仍归粤地。作为一个在京城小有名气的人物，他以绅士、富商的身份同粤地官府人士来往甚密，并承办军火生产、帮办洋务。这段时间，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十三行的那些洋商因中英交战元气大伤，日子并不好过。潘仕成则因承办海防和战船而有可能大发其财，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或支持了抗英军务。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朝廷先后委他赴任甘肃平庆泾道、广西桂平梧郁道，均被粤督以其“督办七省战船未竣”、“帮办洋务”为由奏留。
潘仕成承办军工海防时，自动捐资加制战船，一次就捐助抗英军饷八万两。他鼎力资助招募抗英壮勇和组建保卫广州的团练，代垫同业商行捐的巨额款项，受林则徐亲笔致书赞扬。[8]邓廷桢在虎门试炮，邀他前往观看。两广总督祁贡原对修筑虎门海防工程犹豫不决，“恐花数万之资，若委之无用之地，殊为可惜”，后求助于潘仕成献策资助，才得竣工，因此感佩潘氏“急公之状，众所共知”，要他“时以策我”[9]。潘仕成认为“要制敌则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故不惜以每月五千两的高薪聘请外籍人士壬雷斯制水雷、造战船、铸火炮，花去白银六万五千两。所制水雷成为当年攻船利器，还将20枚运往天津大沽口要塞演习。又编绘《攻船水雷图说》上奏，得获传旨嘉奖。
由于筹防筹饷，使潘仕成得到粤地“大吏深倚之”，[10]并向朝廷表功，于是赐加布政使衔。清代洋商所能授得的最高官衔只能是三品职衔。布政使是总督巡抚属官，从二品职衔，可谓显赫。据《荔湾大事记》载，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8月26日，潘仕成制造战船成功，清廷赏封按察使衔”。此事，未见于《续志》《府志》。(www.xing528.com)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道光帝特旨补授潘仕成两广盐运使，他以本籍人为本省盐司“异数”“非分”为由，固辞不就，改授浙江盐运使，又以“粤东夷务孔棘”为由奏留。[11]除了因“非分”辞去两广盐运使之外，潘仕成还三次辞去委命，不离粤地，推测其经营之业在粤地之故。也可见岭南的环境，较为适合于亦官亦商，为外地所未及。顺便一提，《广州文物志·海山仙馆尺素遗芬帖刻石》条谓潘仕成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特旨授两广盐运使”，应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之误。
潘仕成最后一次接受公命，是北上谈判。《续志》谓“会洋税章程日久迁延未定，奉旨命仕成随钦差大臣花沙纳等赴上海会议，事竣假归，养疴里门”。《府志》谓“归而养疴里门，不复出”。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上海等五口为通商口岸，英商“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为议定关税税率，中英次年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并附《海关税则》。对进出口货物已分类定出税率。事隔1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炮舰直逼天津，清廷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此时为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被接着派往上海，十一月，同英、美、法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例》，并修改了税则，较之《虎门条约》所定税率又有所降低。《续志》所谓“洋税章程日久迁延未定”的说法，是讳饰清廷卖国行径之辞。潘仕成奉召，当为谈判涉及广州通商之事，可见其作为广州商界人士，涉足政界地位之先。
潘仕成热心社会公益、文化教育事业。《续志》谓他“轻财好义，地方善举资助弗吝”。一是赈灾济贫。广东地区常有灾情，潘仕成一次就捐资一万三千两。二是修路。广州小北门外至白云山，路多崎岖，他捐资铺成平坦的石路，以利行人。三是资助教育。当时，广州贡院已残破不堪，杂草丛生，他独资捐银一万三千五百两，新建试舍五百六十五间，院内浚井修渠，排潦去秽，还种上树。在五曜坊的学署文场年久崩塌，他大力资助，维修一新，改设石桌石凳，坚固实用。他还将原在京城宣武门外上斜门自置旧宅捐为粤东邑馆（今存宣武区南横街11号），以供本邑学子上京应试或乡绅公车息憩之所。又在邑人中倡集捐银二千六百余两，除修葺会馆外，其余生息为日后修理会馆之用。四是倡种牛痘，建议官府、亲友推广种牛痘，并为之代购进口种痘洋刀，输送洋痘种。各方人士和受惠者均表谢意，赞其“功德无量”。[12]至于日常故交知己需扶贫济困，或婚丧嫁娶，或缺医少药者，他都乐意慷慨相助。五是刊刻丛书、碑帖，下文另述。
潘仕成虽善于经营，颇多善举，晚年却一蹶不振。《续志》谓“晚岁以盐务亏，累至破其家，未几卒，人咸叹惜”。《荔枝湾史话》一文提到，荔湾区政协文史写作小组一成员之祖父是潘仕成被抄家的目击者，当时他经营柴业，柴艇停泊荔枝湾涌口，曾听到海山仙馆被抄家的一片呼喝声和啼哭声，事后并得知官方发给每个婢仆白银十元作遣散费，其中有些无家可归的妇女还嫁给了附近乡民。可知潘家被抄属实，境况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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