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与岭外人士的交往及影响

要点

△屈大均生平交往甚广，不仅与反清志士、明末遗民来往，也与不少仕清明季士人、清朝廷臣州吏来往。论者对后者或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或略有微词而未加分析。笔者以为，不应讳饰历史人物，应从史实入手客观分析。

△屈大均与岭外人士的交往，包括出岭北上、在粤相处及书信来往。其出岭五次，历时约13年，足迹几半中国；在粤地则多与高层官员、知名人士来往，对其文学、学术创作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反映清初岭内外文化交流融合活跃。

△屈大均与大批清朝官员及折节仕清者的交往，应从社会背景及交往内容具体分析其思想变化。屈大均与岭外人士交往，在坚持名节上互相激励；通过广泛接触各方人物，吸取中原文化精华及江南先进思想，凝铸治学境界，诗名也得以远播岭外。促进岭内外文化交流，促使岭南文化走向成熟和自成一系。

屈大均是一位保持民族气节的著名遗民诗人，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曲折。他生平交往甚广，不仅与反清志士、明末遗民来往，也与不少仕清的明季士人、清朝的廷臣州吏来往。论者往往对此或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或略有微词而未加分析。笔者以为，历史人物生活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由此决定，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是十分复杂的、具体的，应当从史实入手进行客观分析，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回避史实及人为地拔高历史人物。综观屈大均一生中，与岭外人交往之广泛、友谊之笃深、联系之密切、层面之复杂，较历史上其他岭南名士突出。这方面的活动，在他的一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他的诗风文名、思想意识乃至清初岭内外文化交流都有较大影响。因此，剖析这些交往活动，对研究屈大均的创作与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一）

屈大均与岭外人士的交往方式，包括出游岭外、在粤相处及书信来往。

屈大均岭外之行共有五次，足迹遍及东南沿海，且北上辽东，西出雁门，范围几及半个中国。从首次越岭至不再复出，前后近30年，在岭外时间共约13年，交往十分广泛。

首次出岭在顺治十年（1653），时24岁，以僧人身份过岭入庐山。从兄屈士煌有《送一灵上人之匡庐》诗：“十年怀绪此霄平，相对疏林百感轻。送子便须忘世法，避人应是为游名。佳山自古遗高士，多病而今见道情。同作旧游怜独往，凭君先试枕滩声。”屈大煌破产以招兵马抗清，结营罗浮，曾率兵参加省城保卫战，广州城陷以后，遁迹西樵山中，仍图谋抗清大计。所谓“十年怀绪”指甲申之变、清兵入关继而大举南下，“避人应是为游名”“佳山自古遗高士”以及“凭君先试枕滩声”，隐约其词，应是指翁山此行与联络抗清力量有关。屈大均入庐月份不详。据考，这年七月，函昰也由番禺海云寺入庐。函昰门下执弟子礼者不下数千人，其中不少是不愿臣服异族的明臣或儒士。屈大均原在海云寺落发，礼函昰为师，此次极可能是与函昰上庐山。顺治十二年（1655）程可则有《送灵人归罗浮一首》，据此可以肯定屈大均此前已返粤并入寓罗浮，方有归山之说。查顺治十一年（1654）冬，函昰之师道独由长庆入罗浮华首台，开博山法门，函昰即从庐山回粤入罗浮与会。屈大均应是同时返粤入住罗浮。这次入庐年余，其诗作多叙山中之景，但他在函昰门下，必有机会接触诸多岭外遗民名士。其时作有《秋日庐山作寄缪天自》诗^[1]。缪天自，名永谋，嘉兴士人，能文章而绝意仕进。可见翁山在庐山有与江浙士人诗文寄酬。

第二次出岭在顺治十四年（1657），自庐返粤三年后，时28岁，与江左大家文坛盟主龚鼎孳、朱彝尊等人已有交往。是年秋北上，扬言访坐事远戍沈阳的祖心禅师函可。反清志士张穆画马赠别，有《送翁山道人度岭北访沈阳剩和尚》诗云：“不是摩腾取贝叶，将同介子取长缨。”可见此行为联络反清义士，寻函可不过是托词。翁山过河南大梁（开封）、河北涿州，入京师，旋走齐鲁，东出榆关，周览辽东西，又倘佯江浙，其间逗留金陵数月，至康熙元年（1662）始返番禺。此行五年，结识不少士人，主要有王士祯（山东人，时已会试中式，因想专攻古文词未参加殿试），汤来贺（江西人，明遗民，主讲鹿洞书院）、魏畊（浙江人，抗清义士）、钱谦益（江苏人，明降臣）。他曾留居山阴（今绍兴）祁班孙、祁理孙之寓山园，遗民名土当时也多依附于此。

第三次出岭，距上次返粤不足三年，起行于康熙四年（1665），时36岁，已蓄发返儒，人以道士称之。至江浙，遇顺治副贡生杜桓灿（陕西三原人），随杜入陕。翌年二月于泾阳遇华阴人王弘撰，偕往王之家乡。入西安，遇李因笃定交，同至因笃原籍陕西富平。至代州（治所今山西代县），客副将陈上年之尚友斋中，得会流寓之朱彝尊、顾炎武。在这里娶抗清牺牲之明将王壮献遗女为妻，为字华姜。其间入京返代，又携家再次入京，下江南。会王士祯、朱彝尊。康熙八年（1669）八月返番禺。往返四年余。

第四次出岭，在康熙十二年（1673）冬，时44岁。这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起事反清，以蓄发复衣冠号召天下，改国号周，攻取湖南。屈大均入湘从军，曾与吴言兵事。翌年正月入岭，授广西按察司副司监督发远大将军驻桂林。一年后，辞职归粤。在湘期间，曾与石涛交往论艺。

第五次出岭，在康熙十八年（1679），时50岁。时吴三桂病卒，三藩已平。屈大均为避祸，是秋携妻子越大庾、下彭蠡、至汉阳，顺流至金陵（今南京），晤明诸生杜濬（湖北黄冈人）。自述尝于雨花台作一衣冠冢。与歙县人诗人汪士鈜等冬游扬州。翌年，汪士鈜邀游黄山，至芜湖暑热而返金陵。秋，度岭返粤。此行一年时间。

综上所述，翁山岭外之行共五次，主要活动范围在关西及江浙，正是反清势力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屈氏所结交的不乏反清志士，说明他此时反清复明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并为此奔走不舍。屈大均自雁门归故里那年，宜兴人陈维崧有《念奴娇·读屈翁山诗有作》词，可视为他出岭之行的一个小结：

灵均苗裔，羡十年学道匡庐山下。忽听簾泉豗冷瀑，豪气轶于生马。亟跳三边，横穿九塞，开口谈王霸。军中毬腊，醉从诸将游射。提罢匕首入秦，不禁忍俊，缥缈思登华。白帝祠边三尺雪，正值玉姜思嫁。笑把岳连，乱抛博箭，调弄如花者。归而偕隐，白羊瑶岛同跨。^[2]

屈大均在岭南与入岭人士的交往，见于《屈翁山先生年谱》记载，最早为顺治十四年（1657）28岁时。龚鼎孳（明降官，合肥人）颁诏至粤，持钱谦益书访求道独所搜辑的明末高僧憨山《梦游全集》。屈大均时为道独侍者，因共其事。共事者除了曾充道独侍者的僧人数人，还有万泰（义士，鄞人）、钱朝鼎（常熟人，顺治进士，清广东学政）。然后由曹溶（秀水人，明降官，清广东布政使）集众缮写，载以归吴，交钱谦益编定全集付刊。同年，朱彝尊至粤，与屈大均会于东莞。以后，过岭时多有过访朱氏于家居或流寓之中，以诗文酬唱。王士祯奉使至粤，与之同游广州诸名胜。两广总督吴兴祚招与王士祯同游端州阅江楼、七星岩。潘耒入粤，以诗赠。王宣辅入粤，谒于沙亭。

与屈大均交往的入岭布衣隐士，有隐居乳源县梅花山之周诩（江西安福人）、流寓东莞的郭青霞（宁夏人）、布衣王世祯（无锡人）、薛熙（常熟人）等。薛熙肆力古文辞，为《翁山文钞》作序，谓“翁山先生，今之欧阳子也”。“予过广州，与之论文有合，因出其集，属加评论，得其尤者丹黄之、甲乙之，名曰‘文钞’，先生又手定之。或一篇之中，有增者、删者、更易者，或数字，或一二句，亦有不必增删更易，而已无不协者，将之以为定本，与原稿并行，俾世读先生文者，亦可以观于是焉”。所以，薛熙可以称得上是《翁山文钞》的编辑。

就屈大均的酬赠诗题，可见与其交往的入岭为官的岭北人士甚众，有东莞知县高维桧（福建龙溪人），番禺知县汪起蛟（河南南阳人）、孔兴琏（山东曲阜人）、武筹（陕西伏羌人）、高去侈（山西宁晋人，曾为屈大均文作序），西宁知县张溶（河南祥符人），四会知县吴树臣（浙江乌程人），阳春知县康善述（山西绛州人），归善知县佟铭（正蓝旗人），新会县知县佟容（正蓝旗人）、贾雒英（直隶河间人），英德知县陆云登（浙江嘉善人），琼山知县茹元（山阴人），惠来知县张秉政（陕西人），增城知县冉存异（四川南充人）、连山知县刘允元（直隶大兴人）、顺德知县徐勍（浙江鄞县人）、电白知县郭指南（陕西延安人）；惠州通判俞九成（浙江人）、高州通判汪鼎及户部郎汪森兄弟（嘉兴人）、罗定知州刘元禄（镶黄旗人）、雷州知府吴盛藻（后迁广东按察司副使，安徽和州人）、韶州知府陈廷策（辽东襄平人）、廉州知府徐化民（辽东人）、广州将军王永誉（汉军正红旗人）、宫允严绳孙（无锡人）、粤海关监督成克大（直隶大名人）、广东驿盐道张云翮及江南提督张云翼兄弟（关中人）、广东督学陈肇昌（江夏人）、庶吉士陈大章（黄冈人）、侍讲查嗣（海宁人）、广东参议督粮道蒋伊（常熟人）、两广总督吴兴祚（浙江山阴人）、广东督粮道耿文明（辽东人）、广东盐道提举张杉（山阴人）、江安粮道周亮工（河南祥符人）、东莞水师营守备孔怀（江南人）、进士程化龙（休宁人）、进士邹祗谟（武进人）、选刻《道授堂》的国子监生沈用济（钱塘人）、入粤典试之王又旦（郃阳人）、黄斐（鄞县人）。

一些官员与屈大均关系更为密切，定安知县张文豹（麻城人）、永安知县张进箓（隶前卫人）聘屈氏纂修县志；广州知府刘茂溶（楚黄人）资助其纂修《广东文集》、刊刻《广东文选》；驻防广州参领王之蛟（汉军镶黄旗人）在广州东皋建关庙，旁筑诗社，请屈大均主持。屈大均与惠州知府王瑛（宝坻人）交往尤深，曾客住王瑛惠州斋中，应邀撰《惠州府学先师庙碑》，为五瑛门客张梯（山阴人）作《张桐君诗集序》，与王瑛同入游罗浮并和诗。王瑛则为王隼所编《岭南三大家诗选》作序。王瑛还宝坻及迁任川南，屈大均皆有诗相赠。大均临终前数月，与一班诗友集广州城南王瑛斋中，座上客有编修史申义（江都人）、茂名知县王原（青浦人）、连平知县于廷弼（镶黄旗人）。

之所以罗列这么一长串名单，是以此证明屈大均与清朝广东官场高层交往之广泛及来往之密切。

（二）

与屈大均交往的岭外人士，不乏反清义士、全节遗老，但也有不少是参加了清朝科举考试，任清朝州县官吏乃至翰林学士、封疆大吏者。如何看待屈大均与他们的交往，这种交往究竟对屈大均的思想、创作、生平道路起什么影响，是研究屈大均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非没有人注意到，尤其是对屈大均晚年与仕清高官的往来，既有引起微词，也有予以解析的。汪宗衍谓：“世讥先生晚年辄与官吏诗酒往还，余维（谓）先生于东西南北之行，所图不遂，复有郑成功、吴三桂之依附，亦皆失败，两遭连染罗织，而台湾郑氏亦未几降清，其时已势穷力竭，潘耒赠诗云：‘琴心久歇辞谣诼，龙性初驯避弋缯’，当时情势，其有不得已而然欤。”^[3]

对这个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剖析。

屈大均早年为反清而奔波，此后终生坚志不仕于清，保持民族气节无疑是他一生的主线。分析他与岭外人士的交往，首先是同反清志士的深交。翁山北上，首先着重于联络抗清义士、守节遗民，体现了岭内外志士在坚持民族气节上的相互激励作用。

翁山五次出岭，在顺治十年（1653）至康熙十八年（1679）之间。这段时间，在广东的抗清武装斗争已由节节败退终至大势已去。顺治十年上半年，李定国由广西柳州出击广东，围攻肇庆城40天不下，败回柳州，翌年再次分兵攻新会、琼州，结果大败.撤出广东而不复来。王兴等抗清义军最后几个孤点也先后被清军各个击破。至顺治十八年（1661），在广东的南明势力覆灭。这之后，清政权在广东厉行“禁海”，严令“迁界”，强化统治。康熙初期，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竟施行高压政策。就在岭南的抗清斗争受到窒息之时、岭北反清势力的活动却并未止息。屈大均此时反清复明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为此出岭奔走不舍。几次出岭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东南沿海及关西，正是反清势力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其所深交者不乏反清志士。他在顺治十六年（1659）到了南京，与奔走四方，誓死反清的魏畊结为莫逆，参与策划反清。魏畊托人送密信邀郑成功从海道攻取南京，惜郑氏北进功败垂成。事后，魏畊、屈大均等人避祸于山阴祁氏兄弟之寓山园。二祁系南明弘光朝右佥都御史祁彪佳之子，其父殉节后，兄弟誓不从清，广交反清义士。魏畊、屈大均密谋再致书在浙江天台坚持抗清的张煌言，备陈清方虚实，力图再举，此事为同谋者告密，魏畊被捕，受酷刑不屈，终被处死。祁班孙被捕，遣戍东北。屈大均脱险逃往桐庐。他对魏畊之遇害一再写诗悲悼，在《怀魏子》诗中写道：“平生魏雪窦，是我最知音。一自斯人死，三年不鼓琴。文章藏禹穴，涕泪满山阴。向夕闻悲篥，魂应起壮心”^[4]。在所写的诗中感情笃挚地说道：“慈溪魏子是钟期，大雅遗音尔独知，一自弹琴东市后，风流儒雅失吾师”^[5]。“地下多吾友，皆为殇鬼雄。夜来梦雪窦，长啸战场中”^[6]。足见其受魏畊人品学问影响之深。

屈大均在康熙四年（1665）远走陕西、山西，结识了王弘撰、李因笃等挚朋密友。王弘撰为明诸生，嗜学好古，重名节，康熙十七年（1678）征举博学鸿词科不就。王弘撰邀屈大均同往其家乡华阴。途经泾阳，谒死节王公征祠。王征因拒李自成所征绝食而死，这对屈大均的坚持气节当有所激励。李因笃是陕西富平人，明诸生，也是一名热心反清之志士。李因笃惊服屈大均诗才，自谓“今日始得一劲敌”，再拜定交。而志向相投，当为两人定交之主要原因。于是随李因笃至富平韩家邨家，旋同赴山西代州，住雁平兵备道陈上年家中。代州参将赵彝鼎慕大均才气，将妻侄女明边将王壮猷之女许配给屈大均，并留大均于幕府中。王壮猷是反清战败投城而死的，于此事也可见陈上年、赵彝鼎之政治态度。这些故明宗室、遗老，能不远里相聚于关西，是事出有因的。

屈大均留居山西期间，先后同留寓的顾炎武、傅山、朱彝尊等人相会。顾炎武是终生坚不仕清的志士，他对小他17岁的屈大均也早有所闻，一见如故。在其诗中云：“弱冠诗名动九州，纫兰餐菊旧风流。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搏十日留”^[7]。有“君追孔氏诸麟书，我学三闾持橘颂”^[8]句，可见志向之同。顾炎武去世，屈氏有《哭顾宁人征君炎武》诗四首、《哭顾亭林处士》等多首诗、悼念殊深。其《哭顾征君宁人》诗中叹息“河声不解消长恨，山色谁知老玉颜。耆旧只今零落尽，北邙松柏为君攀”^[9]，抒发的是出自内心之悲伤。

在太原，屈大均与大他23岁的傅山结成忘年之交。傅山，山西阳曲（即今太原）人，长于音韵训诂和小学研究。他是一位气节高尚的学者，明亡之后，长期隐居，头戴黄冠，身穿朱衣，以示不忘自己为黄帝子孙、明朝臣民，以行医济世为掩护，一度组织反清斗争，曾被清政府所捕，在狱中以绝食相抗。后来，清廷征博学鸿词，授以中书舍人，均托病不受，甚至以死相拒，终不仕清。傅山的气节、学术思想对屈大均都有所影响。

综观屈大均一生，气节始终坚定。他终生不仕，不易明服，临终之年，自营生扩，书其碣曰：“明之遗民”。其《临危诗》云：“后来作传者，列我遗民一”^[10]他历尽磨难而明心守志，固然有家教师训之因素，而与岭外志士互相激励的作用也不能低估。他多次出岭政治目的在于联络明之遗民，结交抗清义士，寻求志同道合者，并有所企谋。他广交遗民义士，搜集中原与岭南抗清成仁义士事迹，写成《皇明四朝成仁录》，收有137篇传。顺治十五年（1658），屈大均北上至京师，循崇祯帝故迹以悼念，旋走济南，求李氏家藏翔凤琴观之。在济南得遇杨正经，握手若平生好。杨正经原为明将，精乐律，曾奏敕审定郊庙乐章，于便殿为皇帝奏琴得嘉奖，因官太常。甲申之变后，亡匿淮阴，剃发为僧。每逢崇祯忌日，必来拂拭御琴，祭奠如礼。翌年三月，屈大均在金陵与一班遗民集于南陔草堂为崇祯帝设祭行礼。三年后，大均归粤，与陈子升、陈恭尹等南海、番禺同人集于西郊草堂，回顾御琴之事，众人皆为感慨，席中罢酒，陈子升、陈恭尹有长歌纪之。西郊之集，座上十数人，除梁佩兰外，余皆终世隐居不仕于清者。可见屈大均与岭外人士交往不仅自己受到激励，还通过他影响、感染到岭南义士。

正因为屈大均与岭外义士、遗民之交往，首先着重于气节，因此，当李因笃在康熙十八年（1679）应征举鸿博修“明史”时，虽然彼时大势已定，文人学者不视应征为耻，屈氏交往者也不乏入征之士，但他对李因笃此举仍有微词，《怀富平李孔德》诗中，有“乞归衿有疏，却聘恨无书”之句。^[11]由此观之，屈大均于交往虽不拘于有气节者，其实他是很看重气节的，尤其对心目中视为志同道合者，更是唯此为大。

（三）

屈大均和一些折节仕清者的交往，应作具体分析。历史情况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应作具体分析，且看屈大均与钱谦益的交往。

屈大均与钱谦益在见面之前已开始交往。顺治十四年（1657），龚鼎孳颁诏至粤，持钱谦益之书，访求道独搜辑憨山《梦游全集》，屈大均与其事。此事之搭线人龚鼎孳为明崇祯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工诗古文词，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清初“江左三大家”。在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曾任其事，后降清，任太常寺少卿，迁左都御史，在清初的满汉大臣争斗中多次被黜。龚鼎孳一生很复杂，虽屈节事清，却又能尽力保护亡明的遗民志士。有诗名之遗民纪映钟在他寓中一住就是十年。傅山、陈维崧等也受到他的保护。

从龚氏入粤，说明屈大均与清朝高官之来往，并非到了晚年才有。这与清初的社会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反清义士、明末遗民或为谋事、或为谋生，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而仕清之人（包括降官）中，有不得已而为者，有抵挡不住诱惑应举者，他们与义士、遗民仍有着千丝万缕不绝的关系，有起了庇护作用，甚而资助反清大业的。另一方面，清廷为了安定民心，巩固统治，渐而改变了初入关时的强硬镇压政策，做出宽柔兼容的姿态。康熙南巡时，对亡明的遗老遗少不仅不咎既往，而且热情召见，待若上宾。康熙五次前往朱元璋孝陵行三跪九叩之大礼，严令督抚地方官员加以保护，竟使尾随观望数万居民都感动涕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出现忠于明室者与仕清者公开交往之情况并不奇怪。至于志士与仕清者的交往，有借以掩护反清活动的，有以文章人品私友的，也有咸与谋划反清的。钱谦益醉心功名，降清折节，本已定论。不料降清之后、不得志而受朝野羞辱，悔恨交加，因有所改变立场，在柳如是推动下，对反清复明有所支持参与，与永历朝大臣瞿式耜密信来往。瞿式耜谓其“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12]。为组建反清义师，钱谦益与魏畊、归庄、石鸡道人等借饮宴赋诗、征歌选色作掩护，秘密策划接应郑成功再度北伐。而他对待“前后死国之臣，必经纪其家，大声疾呼，罔无顾忌”^[13]。因此，屈大均北游吴门，主动上钱氏之门相访就不奇怪了。钱谦益为便于和松江、嘉定的遗民往来联络、刺探海上消息，在常熟白茆港顾氏别业卜筑芙蓉庄即红豆庄，屈大均访钱谦益即于此处，有《访钱牧斋宗伯芙蓉庄作》诗。这年六月，正是魏畊以蜡丸裹书致郑成功、郑成功舟师攻复瓜洲、镇江，魏畊随张煌言抵芜湖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之时。钱谦益欣喜若狂，作《金陵秋兴八首》，“发摅指斥，一无鲤避”^[14]。屈大均于此时访钱谦益，除了诗文，必有共同关心与议论的政治话题。钱谦益弥留之际，抗清义士黄宗羲、归庄等人曾前往探望，黄宗羲在《钱宗伯牧斋》诗中云：“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还是把他当成朋友的。乾隆期间，清廷大兴文字狱以巩固其统治。屈大均死后80年，乾隆上谕谓：“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两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靦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言，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复可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以正人心。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在气节问题上，钱、屈本不能相提并论，而乾隆将二人之行迹及作品同列，说明他们在清廷统治者眼中有共同之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此二人交往之有共同语言。

至于屈大均北上前后，广为搜集中原与岭南抗清义士成仁事迹，撰成137篇传的《皇明四朝成仁录》，褒奖仁人，宣扬节义之意义，则是昭然若揭。该书成集，有不少素材即赖于岭外人士提供。

（四）

屈大均与不少清朝地方官员来往，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他本未存以身殉国之思想，在抗清斗争失败之后，所持为独养其身、保全气节、不辱“遗民”之称的立场。因此，他虽然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抵抗了功利这诱惑，却并不是与仕清人员水火不容，不相来往的。黄文宽曾提到：“翁山是不是爱国诗人呢？我认为称他为爱国诗人，不如称他是民族诗人。”“我认为要研究翁山的诗词和他的所作所为，必须先行认识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主义者。”^[15]关于爱国诗人与民族诗人、民族主义者与简单的爱国主义者之分别，本文无意探讨，但黄文宽所说的屈大均“没有忠君以死职守的思想”，笔者以为是符合史实的。屈大均是以明朝为“国”的，他在《死事先业师赠兵部尚书陈岩野先生误哀辞》中就有“愤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孳孳”之句。正因为以明为国，所以他才能以遗民自居，并以此为守节之基本立场。

不过，从屈大均一生行止看，未见其有“殉国”之企举。早与之共事、共谋举义的陈邦彦、屈士煜、魏耕以及永历朝的一些同仁皆壮烈殉国，屈大均则数次皆能大难得脱，勇而不死。其可贵之处，唯保全气节，坚不出仕。屈大均不拒绝和仕清人员的交往，并非只是到了晚期才有此举，只是到了晚期范围更广泛，接触更密切。如果说，他在前期同这些人的交往有着掩护抗清活动的目的的话，那么，后期交往更多的是以承认现状为前提。简而言之，屈大均保全节守，不等于与变节者绝交；不求出仕，不等于不与当政者往来。他在与各式各样的人物周旋中，始终保持不忘旧国的清醒头脑和保持操守的坚定立场，这是不易做到的。其次，他在交往中并非虚与应酬，而是有所选择的。综观其交往的一批人中，皆是或有文才或有政声、有清誉者。以两广总督吴兴祚为例。吴是汉军正红旗人，在福建巡抚任上对以台湾为基地的郑经反清武装力量作战有功，康熙二十一年（1682）擢两广总督。上任之时，疏言尚藩加于粤民头上的盐埠、渡税、总店、渔课等四项，客观上有利于广东社会经济的恢复，减轻了百姓和负担，也缓和了社会矛盾。吴兴祚有文才，工诗，有著述。屈大均与他往来不少，有《上两广制府》诗、《寿制府大司马吴公》词、《两粤督府嘏词》。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士祯奉使来粤，以文坛盟主兼朝廷钦差的特殊身份斡旋于遗民及官府之间，意在为清廷网罗人才。先是与屈大均等岭南名士同游广州诸名胜，又与吴兴祚招屈大均饮酒酬唱于肇庆七星岩石宝岩，同游者有“娄东十子”之冠、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黄与坚（太仓人）。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谕中外官各举所知征诣阙下。太原人阎若璩开列了一个数十人的清单，谓将这些人齐集金马门，才说得上野无遗贤。屈大均与顾炎武、顾祖禹同列单上，可知屈大均在海内之名望，当然是王士祯、吴兴祚游说出仕之目标。果然款洽酬唱之时，王、吴提出要荐举大均。彼时，爱国志士中，顾炎武已逝世，在世的如朱彝尊、李因笃都在踌躇再三之后先后应清廷之科举出仕，大均坚不动摇，以家有老母及著书未竟为由谢绝举荐，婉转得体，既得以保全气节，又不妨碍吴兴祚之面子。此后，他与吴兴祚不仅有来往，吴兴祚还赠以沙田37亩。

屈大均利用与当政者的关系，也做了一些兴利倡文的实事。广州知府刘茂溶聘其修《广州府志》、永安县知县张进箓聘其修《永安县次志》、定安县知县张文豹聘其修《定安县志》。这也有助于为他晚年撰写《广东新语》搜集素材。《广东新语》中收入广州之事占多，于卷七“人语”有“永安诸盗”、“永安黄氏三孝子”之条目，则可见痕迹。屈大均萌纂修《广东文集》之念，得刘茂溶之助，汇辑唐至明末粤人著作，卷帙浩繁，后于300余卷中拔其尤者为《广东文选》40卷付刻。康熙二十三年（1684），西宁知县张溶到任伊始开办社学，屈大均为之“取宛平孙退谷所录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诗凡二十六篇”、“令社学教之歌”，以便“存之于心，抑扬之于口，而后为师者养正之功乃成焉”。^[16]

（五）

屈大均的诗歌创作，代表了清初岭南诗坛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冠。^[17]他与顾炎武被相提并论为清代“前期作家中的有名人物”^[18]，是蜚声岭内外的诗人。文学在屈大均的生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青少年时期诗文已卓有成就。10岁能诗，14岁能文，15岁时，即与同里诸子结成西园诗社。他一生的重大行迹几乎都以诗留载，在与岭外人士的交往中，十分看重于诗文。出岭北上，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文化，吸取了中原文化的精华，也得以诗名远播岭外；既促进了岭内外诗坛文化交流，又促使走向成熟的岭南诗坛获得了海内公认的独树一帜的地位。

屈大均少好为诗，诗风祖《离骚》，自谓“我宗本楚人，宜以《楚辞》为专家，世相传授”。^[19]早年，他对《楚辞》以外之古诗，多屏而不观。岭外之行，使他拓宽了眼界，改变了诗风。顺治十七年（1660），他北游栖身山阴祁氏寓山园，祁氏富藏书，屈大均于园中藏书楼读书，足不下楼五月。至是一变其体，“始具曹、刘、潘、左诸体”^[20]。此后，不再独宗一家，而是主张学诗也要学习《古诗十九首》之汉风、李杜之唐风。

读书固然是促使屈大均诗风改变的一个因素，而他的经历及受岭外人士的直接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在奔走各地的过程中，严峻的抗清斗争形势和战火中哀鸿遍野的残酷现实，使他的诗风逐渐以刚健苍凉代替了初期那种飘逸华丽、感情奔放的浪漫主义与描写现实的现实主义熔铸一起，形成岭南大家沉雄悲壮的艺术风格。

他在与浙江人士之来往中，取长于有六朝气质之“吴风”。他的创作风格就曾受到魏畊影响。全祖望谓：“粤人屈大均，不可一世，独心折先生（指魏畊）之诗，大均盖尝再从先生寓鄞，其风格颇相近。”^[21]康熙二十三年（1684）翁山为入粤求诗集序的王子（名未详）作序，说到王子“自谓乐府无所不足，可以羽翼《离骚》。予谓王子无所不足于乐府，斯无所不足于诸体矣。况于子诸体悉工，能洋洋不失正始，诚可以俯视一世之作者”^[22]。可见他已不再主张独尊骚体。

他对关中之诗风诗人推崇备至：“予曩至于关中，于华阴、三原、富平流连颇久，于其中有诗人焉。二十年来，神思之所注，梦寐之所之，未尝不营营于二华之麓、漆沮之墟、慈峨、清峪之际。其地土厚水深，风俗刚厉，人鲜骄惰，国易富强，为可畏而爱也。”“吾尝谓秦人为诗，当以周之典则、汉之经术为本根，其音乃纯乎诸夏，既不流于浮靡，亦不过乎廉劲，一唱三叹，有风人温厚之旨，无西鄙杀伐之声，斯为笃于仁义，洽于和平。”“譬之河宗，三百五篇为星宿之源，《离骚》则东注于溟渤也。古人祭川，先河而后海，则学诗者亦先秦而后楚，可乎？王子，秦人，吾将从王子歌咏《秦风》。”^[23]他在揭示诗歌发展的源流关系上，主张学诗先秦后楚。

屈大均的这种溯源古诗，推崇李杜，泛采各家之长的诗歌创作的见解，集中地体现在他晚年所作《西蜀费锡璜数枉书来自称私淑弟子赋以答之》四绝句中。

清初80年间的诗坛，是诗歌创作比较活跃的时代，成就超过了明代。诗坛盟主，初为钱谦益，继则有王士祺和朱彝尊并称南北两大诗人。这些诗坛巨子俱与屈大均有来往，对屈大均的诗歌创作和诗名远播更有着十分重大影响。

屈大均较其他岭南诗人在岭北更为出名，首先得力于朱彝尊。朱彝尊在顺治十三年（1656）入粤，他当时在文坛上已颇有名气，而以广州为中心的粤海诗坛虽已诗人辈出，显示出独特的风采，却由于与江南、中原文化交流不多，尚鲜为岭外所知。朱彝尊入粤之后，会见许多粤籍诗人，热心于沟通岭内外文士之交往。屈大均比朱彝尊大一岁，年纪相近，有共同的反清节义思想基础，且都博学工诗，因而结为好友。朱彝尊返回江南，便把屈大均等岭南诗人之作介绍给江南名士，屈氏名声从此远播海内。屈大均因有诗云：“名因锡鬯（朱彝尊字）起词场，未出梅关人已香。”^[24]原诗有注：“予得名自朱锡鬯，始未出岭时锡鬯已持予诗编传吴下矣。”朱彝尊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屈大均与之交往，受影响不止于诗词之学。朱彝尊于顺治六年（1649）迁居梅会里（即梅里，今浙江嘉兴王店镇），此处为词人荟萃之乡，据统计，从明末到清乾隆年间梅里一镇有词人90多人。在诗词领域中，朱彝尊为浙西诸彦群起而影从的代表人物。屈大均北上，抵朱居宅相访，朱彝尊对这位深交的到访喜出望外，有“开门一笑逢故人，远来问我桃花津”之句。屈大均不仅得与朱彝尊叙旧，还结交了一大批嘉兴诗人，与他们相与唱和，既吸纳吴风之精华，又使岭外诗界见识到屈大均的风采，提高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屈大均有诗云：“三吴竟学翁山派，领袖风流得两公”。此诗原注：“周筜谷、郭皋旭皆嘉兴人，最赏予诗，以一时吴越相师法者为翁山一派云”^[25]屈大均尝谓：“予平生知己，嘉兴为盛，若缪天自、周青士、郭皋旭、朱锡鬯、查韬若、徐敬可、胜力、抚辰、李斯年、武曾、分虎、钟广汉、沈武功，其尤敦笃者也。”^[26]其中周青士、郭皋旭即所谓“领袖风流得两公”者。屈大均与浙西诗人的交往，成为岭内外诗坛交流的佳话。梁佩兰诗有“屈子离骚裔，曾从携李回，把君诗数卷，吟向越王台”^[27]句，即赋此事。及后，屈大均与魏畊、祁班孙、顾炎武等人相见。有赖朱彝尊之引荐。他与朱彝尊以诗相酬，更是来往不断。屈大均第三次出岭经秦淮返粤，朱彝尊知其回乡将筑九歌草堂，为之题匾，并预作《九歌草堂诗集序》，谓：“三闾当日，方叹恨国人之莫知；今海内之士，无不知有翁山者，则所遇又各有幸不幸焉。……世徒叹其文字之工，而不知其志可悯也。予故序之、以告后之君子诵翁山之诗者，当推其志焉”^[28]屈大均之诗为世所知，朱氏功不可没。朱氏推介屈诗，更重在推介其志，则是知之深矣。屈大均与岭外众友的交往中，与朱氏交往时间最长，友谊久而弥笃，对他的提高诗歌创作技巧及知名度，有很大帮助。

龚鼎孳入粤时，有泰州人邓汉仪与龚鼎孳同游海幢寺，因此结识屈大均。邓汉仪淹洽通博，尤工诗，康熙中举鸿博，以年老授中书舍人。他于康熙十一年（1672）、十七年（1678）、二十八年（1689）先后编辑《天下名家诗观》一至三集，均收入屈大均的诗，有助于屈大均诗名远播。

屈大均结识王士祯也很早，是在他结识朱彝尊之翌年，故受王士祯之影响及推介也多。曾谓：“最早知音是阮亭，青莲不得是飞灵，九天咳唾粉珠玉，乱作飞泉下杳冥。”^[29]原诗有注：“阮亭云，翁山先生殆如太白所谓‘咳唾落九天，一随风散珠玉’者”。一代宗匠，对刚见面的屈大均如此评价，不可谓不高。两人此后多有诗唱酬寄赠。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士祯奉旨下广州祭告南海。离家时，朱彝尊有送行诗，兼怀梁佩兰、屈大均、陈恭尹。王士祯到了广东，完成主持祭海大典使命，又逗留了近两个月，与屈大均、陈恭尹遍游粤中名胜。尽管王士祯劝屈大均出仕之目的没有达到，诗文交往却互有裨益。值得一提的是屈大均与王士祯共倡《广州竹枝词》。王士祯入粤前，屈大均已写有《广州竹枝词》七首。王士祯在粤也专门写了《广州竹枝词》，将这种具有清新明丽风格的俚俗之词，推介向岭北。王士祯南来，携有江宁织造曹寅之《栋亭图》，乞题于屈大均等岭南三大家，这也是岭南江南文化交流之一佳话。王士祯北归时，屈大均一口气作《喜王阮亭官詹至粤即送其行》十首，依恋情深。

在纵览天下诗人之后，诗才横溢的屈大均曾谓：“今天下之诗，皆有委而无源，才虽具而无道以为之本，无本故其诗不以纵横自得，蹈空独行，稍拟议即成，变化以合于风雅。其仅善者，吾所知秦有一人、齐一人、吴越三四人，吾粤则药亭、元孝其杰出者矣。”^[30]所谓秦一人，指李因笃；齐、鲁、吴越者，殆指王士祯、宋婉、钱谦益、朱彝尊诸人。从这段话中，可见屈大均对所交往的岭外著名诗人之推重师法以及将粤地诗人与岭外诗人相提并论，一视同仁之眼识。对岭外诗人，他热心推介。他盛赞李因笃：“予向交富平李孔德，孔德诸体诗，陵轹少陵，而五言长律尤善，曹秋岳使君叹为空同以后一人”。^[31]又谓汪洪度：“关中李天生尝以偏军待江南人，比见仆登华百韵长篇，始惊叹以为山东大敌。足下将来亦仆之晋楚，可以狎主齐盟者也。仆何幸而得并驱中原，时人称之为文中二霸也哉”。^[32]于此可见屈大均与关中、江南士人的互为推介。王士祯、朱彝尊等诗坛巨子入粤，屈大均更少不了与岭南诗人与之唱酬交流。清初岭南诗坛之掘起及为海内瞩目，这种岭内外诗坛之交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屈大均为一批岭外文士之诗文集作序，既促进了岭内外文化交流，也宣传了自己的哲学和文学主张。他为侯官人张远之《无闷堂文集》作序，谓：“故君子有穷理之功，而无养气之功，气之刚大以直，而塞乎天地，皆穷理之功之所为。吾与张子将终身以从事于斯，以求至乎其极，夫岂徒为世之文人者之文而已哉。”^[33]阐发之意旨，重于追求一种穷理境界。张远心领意会其后为《翁山文外》题辞，称赞屈大均之“发而为文，含弘光大，不拘拘于汉、唐、宋诸家，而理足词达，如风行水上，波澜自生，其深造成之言，刚健之气，非学易之功不至此，而翁山东省亦不自知其至于此也。嗟乎，世之号为大家者，不过捃经摭史，剽窃欧、曾之糟粕者耳，方且沾沾沾自喜，以为得不传之绝学，读翁山之文，不废然自失也哉。”^[34]

布衣翰林潘耒（吴江人）罢官归隐期间，曾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首次入粤，结识屈大均而交情甚深。潘耒有《赠屈翁山》诗：

燕山晋塞早凭陵，老却邱园自枕肱。奉母安期蒲九节，著书弘景阁三层。

琴心久歇辞谣诼，龙性初驯避弋缯。终竟才人须学道，才华减处道缘增。

此诗写得较为隐晦、曲折，无非在当时情势下不便直接赞扬大均坚持气节。潘耒第二次入粤，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时仍未复出，此时屈大均去世已四年，由于顾虑当局迫害，大均后人对其故地秘不对外，而对屈氏生前的这位挚友，不仅领其到大均坟前致哀，还将其重要遗作《广东新语》拿出来与阅。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以为纪念，高度评价屈大均及其著作，谓对于诗书“有能兼工并美者，一代盖无几人也。番禺屈翁山先生以诗名海内，宗工哲匠，无不敛衽叹服。比于有唐名家。然人知其诗而已。余游岭南，见其《广东新语》诸书，又知其善著书也”。“久而成《新语》一书，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辞也婉而多风。思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摛词者可以资华润。视《华阳国志》《岭南异物志》《桂海虞衡》《入蜀记》诸书，不啻兼有其美。”评价可谓高矣。在屈大均身后，为《屈翁山诗集》撰序的徐嘉炎，于序文中谓：“吾友番禺屈翁山，诗名遍天下。其殁后，单词断句流传人口者，争秘箧枕，如蔡中郎之子仲任也。”言语之间，意极推重。

屈大均对于素未谋面的岭外知名诗人，慕名求访，其诚挚令人感动。康熙十八年（1679），避地北上南京时，曾上门拜访诗人吴嘉纪。吴为泰州人，布衣，无交游，独喜吟诗，因王士祯为其诗作序而名扬四方。吴氏《送屈翁山之白门》诗记述了屈大均上门诚交之情形：

有客入门来，不识客何人。长跪问姓字，是我平生亲。

吴云与粤梅，相见有何因。复门离居日，庭草二十春。

庭草绿又黄，我耄君齿强。会晤只须臾，喜极生悲伤。

江涛低遥岫，矶雪压野航。不知从此去，别路几何长。^[35]

至于晚年之交，当以惠州知府王瑛突出。王瑛工诗。屈大均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冬客寓王瑛惠州斋中，应所请代撰《惠州府儒学先师庙碑》，同入罗浮宿冲虚观。王瑛为方便游人登山观日，建见日亭，屈大均为之“成诗以美之”。是年除夕，仍居惠州，作诗奉和王瑛。来往诗文甚多。王瑛迁任川南，屈大均作《赋为王紫诠使用权君寿兼送迁任川南》，有“金石交已定，元年相对忘衣鹑”句。又一连赋诗十二首赠别。屈大均临终这年正月，与十余友人集于王瑛在广州城南斋中，这是见于记载的他生前最后一次与友人会集。王隼编纂《岭南三大家诗选》，王瑛为之作序刊行，对“三大家”备为赞赏，评价“翁山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其中多藏蛟龙神怪，非若平湖浅水，止有鱼虾蟹鳖。故翁山诗，视两先生为独多，今《诗外》固已等身，而著作无时少辍，传之后世，当无与敌矣”！还谓屈氏之诗为“学者之诗”。王瑛这段评述十分精当，屡为后人所引述。于此可见王瑛文学造诣之深及对屈大均推介之力。至于缪天自评介：“诗有庸语，入屈今种手便超”，盛赞其善用民俗俚语，吸取民谣民歌之营养。

屈大均北上结交一大批文友，不仅以诗文来往，还互相评介推崇。屈大均初次上门访钱谦益，钱谦益即为之作《罗浮种上人诗集序》，称赞屈氏之诗“果非时流所及也”。钱谦益为诗坛领袖，其为屈氏作诗序，是使之扬名之举。屈大均与当时已诗文名闻天下的杜濬原来并不相识，而“欢然而相求，以大集叙言见委，赍书造门，再四不厌，而且书词之婉，称谓之谦，若鲁直之于子瞻，如见所甚畏者。”^[36]杜濬为明副贡生，明亡后，坚志不作“两截人”，晚年穷困而卒。其赫然奇节，固然为屈氏相敬，而诗文豪健，也为屈氏诚服，不然，是不会为己集求序而造门再四的。对于屈大均之诗，岭外人士有不少精当评语。缪天自评介：“诗有庸语，入屈今种手便超”，盛赞其善用民俗俚语，吸取民谣民歌之营养。毛奇龄谓“其为诗廓然于天地之间，孤抒颢气，蒦蒦落落焉，一切龌与龊不以间也。”“及予读翁山诗，则惜予之未能为翁山之诗也。无抗忾任气，历落使才，岂非甚奇。”“世有以予诗与翁山诗并称者，予曰：‘翁山诗超然独行，当罕匹俦，予且不能从翁山游，又安能为翁诗。”^[37]这些知名的岭外人士与屈大均的交往了解和推介，大大有助于使屈大均超越广东一隅而天下知。(www.xing528.com)

（六）

明末清初，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在急遽变化的社会潮流面前，总结性地批判过去，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辉煌的新篇章。这批思想家开始用求实的态度和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观察社会领域的诸多问题，他们的理论和主张，已经闪烁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彩，对我国近代启蒙运动起重要的启迪作用。这个时期，思想界占据领先地位的还是江南地区。岭南文化界在经过长期的酝酿融合之中，经受着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折的冲击，加速走向成熟。屈大均北上，对于吸取江南先进的思想、发展岭南的学术思想，起了一种沟通促进的作用。

明朝社会的走向衰亡，给原来崇尚理学的学者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一些学者认识到晚明理学的空疏本质，是导致明王朝覆灭的重要根源，从痛苦的反思中提出了以有用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的空谈，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屈大均早年师从陈邦彦，已经接受了一些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和内容，其忆业师之诗有“忆昔从师粤秀峰，授书不与经师同”^[38]之句。在北上过程中，他与顾炎武、傅山、毛奇龄等思想家交往砥砺，更推动了其思想上的进步和学术上的成就。

明末，诸多旧臣佚士遁入空门，除了逃避迫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佛教禅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在哲学上有着主观唯物主义内向空谈的共同之处，成为遗民们逃避斗争现实的精神出路。遁入空门的最终归宿必是消极避世，这与传统儒学中出世济用的积极思想是相抵触的。明末清初，易儒为僧的风气相当普遍。屈大均后来曾谓“自庚寅变乱以来，吾广州所有书院皆毁于兵，独释氏之宫日新月盛，使吾儒有异教充塞之悲、期道寂寥之叹。”他本人也有一段落发为僧的经历。而他在四出奔走谋求抗清的实践中，终于放弃了易服为僧的做法，选择了返儒。屈大均在《归儒说》中总结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言听计从过程，谓：“予二十有二而学禅，既又学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尽弃之，复从事于吾儒。盖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无吾儒，而有吾儒则可以无二氏云尔”。翁山易服不仅是为了逃避清朝的迫害和掩护反清活动，同时也探索着信仰的真谛。30岁这年，即顺治十六年（1659年），时当第二次北上。这次出游，反清活动十分活跃，始与钱谦益相会于常熟，继而参与魏畊密邀郑成功北上，功败垂成，魏畊被捕壮烈牺牲。然后北游京师，寻访亡明宫中旧事，痛哭伏拜于崇祯吊死之树下，出榆关吊袁崇焕抗清故垒；走济南，求谒翔凤御琴并遇杨正经，又有谒孔林之举。这一系列的经历，刺激着他归心儒家。这段时间，他结识了“反宋学的健将”^[39]毛奇龄。毛奇龄研治经学，讲求“通经致用”，批评宋儒“空讲理学，有知无行”，^[40]这对屈大均的“知是非”是有启发的。回粤之后，他返俗为儒，写下《归儒说》。他的归儒不是一时之冲动，而是有清醒的思想认识为基础的。谓：“吾少尝学于禅，私谓禅者之精微乃吾儒之精微，禅者得其似而故以为不似，其亦以为至高至美矣，不知乃在吾儒范围之中。盖其徒得吾儒之偏，而不得其正，徒得吾儒之私，而不得其公。然吾儒本公，禅者得之则私。吾儒本正，禅者得之则偏。是禅者终未尝得吾儒之精微也。今使有一醇儒于此，能以斯道讲明庵中，使儒者不至流而为禅，而禅者亦渐化而为儒，于以维持世道，救正人心，昌明先贤之绝学，其功将为不小”。^[41]这里清楚地划分了精微貌似的禅与儒的界限，即为公还是为私，是否能有益于“维持世道，救正人心”，包含有提倡经世致用的意识。

屈大均在《归儒说》中体现的学术思想以及他重视接触社会实践的行为，与顾炎武虽未见面而已不谋而合。

顾炎武提出了“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唯物主义命题，屈大均则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为岭外文士之诗文集作序中，也宣传了这种哲学和主张。他为侯官人张远之《无闷堂文集》作序，谓：“故君子有究理之功，而无养气之功，气之刚大以直，而塞乎天地，皆穷理之功之所为。吾与张子将终身以从事于斯，以求至乎其极、夫岂徒为世之文人者之文而已哉”。^[42]张远心领意会，其后为《翁山文外》题辞，称赞屈大均之“发而为文，含弘光大，不拘拘于汉、唐、宋诸家，而理足词达，如风行水上，波澜自生，其深造之言，刚健之气，非学易之功不至此，而翁山也不自知其至于此也。”^[43]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比较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详察山川地理和各种制度的沿革，内容浩瀚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就是实践这个方法论的范例，由此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门类的新途径，对继起的考据学派影响尤大。梁启超说：“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44]顾炎武并未来过岭南，其著述有记述岭南处，应是屈大均北上会晤时提供之素材。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记唐代市舶”，与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卷18“洋舶”关于洋舶之记载几乎一致。在《宋史·食货志》中虽也有类似记载，但顾、屈二人书中所称的“三木舶”，在《宋史》中称“木舶”，可见顾炎武的记载材料极可能是屈氏所提供。顾炎武的治学思想和方法肯定对屈大均有所影响。屈大均是在北上之后才动笔拟写《广东新语》的，他在读书自序中谓：“予尝游四方，闳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他还解释“何以新为名也？曰：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可见他写作这书的出发点。屈大均死后，顾炎武的学生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对此书经世致用的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谓其“息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摛词者可以资华润”。潘耒还在序中提到：“先生中年敛华就实，留心世故，练达多通，有用世才，非词人墨客大言无当者比”。^[45]可见屈大均转倡实学是有一个认识过程，时在中年之后，北游有其作用。《广东新语》是屈大均提倡经世致用的一部“实学”之作，“新是详”是《广东新语》的主要特色。该书与一般地方志不同之处在于论述之中，尤着重于经济与民生，如实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揭露矛盾，以及所记物产民俗方面的材料较为丰富翔实，当成明清之际的经济史、思想史读也无不可。故屈大均在该书自序中说道：“此书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夫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列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这是《广东新语》的主旨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

激烈变化的社会，使进步的思想家以变化的眼光去观察世界方物，他们为了寻求变化之道，去读易治易。当时的不少进步思想家都把注意力放在治《易》上，如毛奇龄就著有《仲氏易》30卷。屈大均北行也受到影响。他最后一次出岭，驻足江宁，居于黄虞稷的千顷堂。黄虞稷是晋江（今泉州）人，寓居金陵，明崇祯年间补诸生，有文名。康熙中举博学鸿词，不与试，家藏八万余卷书，号千顷堂。黄虞稷之父对《周易》研读尤精，“乱后闭关读‘易’，笺注数改，丹黄杂然”。^[46]屈大均在千顷堂研读了这些易疏，有诗云此事：“我生南海愁偏僻，经史之外寡书册；扁舟摇向金陵城，欲向名家求载籍。”“君家‘易疏’几青箱，借我无嫌岁月长”。^[47]屈大均撰《翁山易外》即与此同时，显然得力于黄氏《易疏》，后曾自谓：“吾五十以学易”。

屈大均学易，追求一种朴素的辩证思想，以其变化之道以推广治学。他主张以《易治》诗，曾谓：“予尝谓不善易者不能善诗，易以变化为道，诗亦然，故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48]以易治诗，使他的诗有一种深奥莫测雄健恣肆的浪漫主义色彩。他自负地说：“余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四渎，使天下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神化其情，鬼变其状，神出于无声，鬼入于无臭，以与造化者游于不测，其才化，学亦与之俱化”。^[49]他将治《易》推而及于用兵、饮食、言医、作画，可谓无所不至，无疑是将之作为一种一以贯之的天地之道。学《易》，使屈大均的治学成就推上了一个得心应手的新境界。

清初倡经世致用之思想，在岭南得到发展，其后出现了朱次琦、陈澧、容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思想家。可以看到建立在经世致用主张基础上发展至启蒙思想运动的轨迹，形成了岭南思想文化特色。在近人的著作中，也有称之为岭南文化学风上的实用精神和功利色彩，列为近代岭南思想文化的特征之一。^[50]正是岭南文化与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促使了岭南文化走向成熟和自成一系。就这方面而言，屈大均称得上是一个先行者。

（未刊稿）

【注释】

[1]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六。

[2]陈维崧：《迦陵词集》卷18，《念奴娇·读屈翁山诗有作》。

[3]汪宗衍：《屈翁山年谱》。《屈大均全集·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4]屈大均：《道援堂集》卷六，《怀魏子》。

[5]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六，《屡得朋友书札感赋》。

[6]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四，《梦》。

[7]顾炎武：《亭林诗集》卷四，《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

[8]屈大均：《送宁人先生之云中兼简曹侍郎》，收入顾炎武《同志赠言》。

[9]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一，《哭顾征君宁人》。

[10]屈大均：《翁山诗外》卷二，《临危诗》。

[11]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八。

[12]瞿式耜：《瞿式耜集》卷一，《奏疏》。

[13]顾苓：《塔影园集》卷一，《东涧遗老钱公别传》。

[14]金鹤中：《钱牧斋先生年谱》。

[15]黄文宽：《屈翁山的哲学思想初探》，《岭南文史》1986年第2期。

[16]屈大均：《翁山文钞》卷1，《童子雅歌序》。

[17]陈永正：《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18]中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2页。

[19]屈大均：《三闾大夫祠碑》。

[20]朱彝尊：《明诗宗》卷82，附《静志居诗话》。

[21]全祖望：《鲒埼亭集·雪窦山人坟版》。

[22]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关中王子诗集序》。

[23]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关中王子诗集序》。

[24]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六，《屡得朋友书札感赋》。

[25]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六，《屡得朋友书札感赋》。

[26]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二锦石山樵诗集序》。

[27]梁佩兰：《六莹堂二集》卷五，《赠徐胜力太史》。

[28]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6。

[29]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六，《屡得朋友书札感赋》。

[30]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六莹堂诗集序》。

[31]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荆山诗集序》。

[32]屈大均：《翁山文外》卷十五，《复汪于鼎书》。

[33]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无闷堂文集序》。

[34]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无闷堂文集序》。

[35]吴嘉纪：《陋轩诗》卷5。

[36]杜濬：《变雅堂集》卷四，《复屈翁山书》。

[37]毛奇龄：《西河合序》序五，《屈翁山诗序》。

[38]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四，《秋夜恭怀先业师赠兵部尚书岩野陈先生并寄世兄恭尹》。

[39]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0]毛奇龄：《西河合集·折客辨学文》。

[41]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过易庵赠庞祖如序》。

[42]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无闷堂文集序》。

[43]张远：《翁山文外》康熙刻本题辞。

[4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45]潘耒：《〈广东新语〉潘序》。

[46]钱谦益：《有学集》卷二十六，《黄氏千顷斋记》。

[47]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过易庵赠庞祖如序》。

[48]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粤游杂咏序》。

[49]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六莹堂诗集序》。

[50]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