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与钱谦益之交往：羊城钩沉中的广州历史

要点

△选择屈大均与钱谦益这两个气节志向迥然却又交往非同一般的人物作剖析，可窥明清之际社会关系一斑。

△屈大均与不少仕清官员、变节者来往，有多方面原因。在与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周旋中，始终保持不出仕的立场，使他在同时代的一批名士中能够出类拔萃。

（一）

屈大均的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曲折，交往也十分广泛，不仅与反清志士、全节遗民来往，也与不少仕清的明季士人、清朝的廷臣州吏来往。过去，论者对此多数未能注意，有少数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们大体的看法，是认为屈大均与清朝官吏的来往时当晚年，是迫于情势不得已而为。例如，汪宗衍谓：“世讥先生晚年辄与官吏诗酒往来，余维（谓）先生于东西南北之行，所图不遂，复有郑成功、吴三桂之依附，亦皆失败，两遭连染罗织，而台湾郑氏亦未几降清，其时已势穷力竭，潘耒赠诗云：‘琴心久歇辞谣诼，龙性初驯避弋缯’当时情势，其有不得已而然欤。”^[1]笔者以为，对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析，有必要从史实入手，对复杂的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剖析，从更深的层面对历史人物作出了解评判。

屈大均与钱谦益之间，不仅有所交往，而且决非一般的应酬。这二人中，屈大均是始而投身抗清，终而坚不出仕的全节志士。钱谦益则是以东林巨子之身份，始而投靠马阮，继而折节降情，“以招降江南为己任”^[2]本文选择这么两个气节志向迥然的人物的交往作一剖析，可窥明清之际社会关系之一斑。

（二）

屈大均与钱谦益之交往，始于两人见面之前。顺治十四年（1657），龚鼎孳颁诏至粤，持钱谦益之书，访求道独搜辑憨山《德清梦游全集》。屈大均与其事，共事者有万泰、何云、钱朝鼎、法融、池月、今光、今照等.然后由曹溶集众缮写，载以归吴，谦益编定为十四卷，由汲古阁刊刻出版。值得一提的是，曹溶、龚鼎孳、钱朝鼎等人当时都是清朝的高层官吏。龚鼎孳，明崇祯进士，授兵科给事中，工诗词古文，与钱谦益、吴伟业并称清初“江左三大家”。这三个人在当时文坛上影响甚大，但在政治上却都表现出缺乏骨气，先后作了清朝的降臣和顺民。龚鼎孳在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曾任其事。后降清，任太常寺少卿，迁左都御史，在清初的满汉大臣斗争中难保宠臣的地位，多次被黜。尽管如此，龚鼎孳的一生又表现出复杂的心情和行止，他虽屈节事清，却又能尽力保护纪映钟、傅山、陈维崧等一批亡明的遗民志士。纪映钟在龚鼎孳寓中一住就是十年。他后来任刑部尚书，著名学者傅山、陶汝鼐、阎尔梅等人受到清廷迫害，几乎送命，他婉转为之开脱。由于他在清王朝高压政策之下，尽力保全不少文人学士，因而得负盛名，被誉为“身为三公而修布衣之节，交尽王侯而好山泽之游”，“倾囊以恤穷交，出气力以援知己”。入粤此行也反映出他与亡明遗民的关系。龚鼎孳入粤身负颁诏之任，却持钱谦益之书访求道独，搜辑《德清梦游全集》，这是非常之举。

明末清初的佛门，并非四大皆空的境地，同抗清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道独其人，字宗宝，号空隐。他是在明天启七年（1627）出家的，这是明朝政治最黑暗的时期，阉党专政达到极端，到处被特务统治的恐怖气氛所笼罩。此后十余年间，发生了改朝换代的剧变，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矛盾之首位。一些有志之士以民族大义为重，不纠缠于个人私怨，奋起抗清。陈子壮、黎遂球都是后来在抗清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志士，道独与陈子壮、黎遂球关系密切，曾应他们之请住罗浮，振宗风。以后，一度赴闽，旋还粤，说法海幢，“一时节烈文章之士，多赖以成立”。^[3]可见道独在易朝之际致力于保护先朝遗民。我们还可以从屈大均同道独的两位弟子函昰、函可的关系中，了解道独的政治态度。屈大均落发，是拜天然和尚函昰为师。函昰是道独之徒。向函昰执弟子礼的，不下数千人，或和尚或居士，不少是不愿臣服异族的明朝大臣或儒士。函昰《送澹西堂之海幢兼寄阿首座》诗中，有“不信遥山更有愁，苍茫烟树越王州”，“萧萧朝暮孤峰外，极目长天空白头”句。^[4]可见他人在方外，心忧国难.屈大均入住海幢寺前，参加了陈邦彦反清武装斗争，失败后则以僧人身份为掩护，进行联络抗清力量的活动。他在顺治十年（1653）以僧人身份首次过岭北上，入庐山。屈大均从兄屈士煌在送行诗《送一灵上人之匡庐》中提到：“十年怀绪此宵平，相对疏林百感轻；送子便须忘世法，避人应是为游名。佳山自古遗高士，多病而今见道情。同作旧游岭独往，凭君先试枕滩声”。“十年怀绪”指甲申之变，诗中隐约有所指。就在此时，函昰也由番禺海云寺入庐山，说是往寻在庐山的道独。顺治十一年（1654），道独由长庆入罗浮华首台，开博山法门，函昰即从庐山返粤入罗浮与会，^[5]屈大均也同时返粤入住罗浮（这从顺治十二年程可则有《送灵上人归罗浮一首》可证）。两代师徒的这三人亦步亦趋，内里原因，当与联络抗清活动力量有关系的。

道独另一门人函可，字祖心，号剩道人，因其诗挽南京殉国诸臣，就在顺治四年（1647）被清廷所执，次年逮京发沈阳，此为清代文字狱之始。顺治十四年（1657），即龚鼎孳入粤访道独这年秋天，屈大均第二次出岭，即扬言访远戌沈阳的函可禅师。临行，反清志士张穆画马赠别，有《遗翁山道人度岭北访沈阳剩和尚》诗云：“不是摩腾取贝叶，将同介子取长缨。”可见此行之意仍在联络反清义士。

在当时的情况下，以道独这样的身份和弟子们反清行动的活跃，钱谦益以降臣身份居然让钦差龚鼎孳持信公开与之联系，当是比较大胆的举动。当时，南明永历旧臣金堡也出家栖身广州海幢寺，称澹归和尚。龚鼎孳也与之来往，有《人日同张登子、邓孝威游海幢寺访澹归上人》诗。^[6]这些，都反映出当时既错综复杂又有一定政治开放程度的人际关系。

其次，这次钱氏所托搜辑《德清梦游全集》一事，屈大均应出了大力的。顺治十三年（1656）初，屈大均被道独特选为侍者入住海幢寺，道撰《华严宝镜》成，不仅命屈大均抄录，并由屈大均作跋，可见他在道独面前地位不一般，是道独的得力助手。在道独应钱谦益延请主持搜辑《德清梦游全集》一事中，与屈大均合作者中，钱朝鼎是顺治进士、选庶吉士、广东学政官；集众缮写的曹溶，原是崇祯进士、御史，仕清而出任广东布政使；再加传送信件促成此事的钦差龚鼎孳，他们不仅可以算得上清朝的高官，而且其中还有降臣。徨论屈大均与他们的关系有多深，至少是共事来往。屈大均时仅二十八岁，这说明他与清朝高官的来往，不是在晚年才有的。通过这次由龚鼎孳的搭线的间接交往，屈大均对钱谦益应有所了解，这才导致他在两年之后，北游吴门时主动上旆造成访钱氏。

（三）

顺治十四年（1657），屈大均第二次出岭北上，扬言访函可，过豫、冀，入京师，旋走齐鲁。顺治十六年（1659）返而徜徉江南。就在这年，屈大均持道盛书，访钱谦益于吴门。道盛，字觉浪，福建人，此时住金陵天界寺，世称“天界浪杖人”。屈大均在金陵受道盛菩萨戒，也是其门下。

屈大均上钱氏之门相访，相见甚洽。关于这次会面，钱谦益在给毛晋（镂刻《德清梦游全集》的汲古阁主）的信中，评价罗浮一灵上座：“真方袍平叔，其诗深为于皇所叹，果非时流所及也。”钱谦益大屈大均48岁，在当时文坛上之名气，更远非屈大均所能比肩，他对屈氏如此赞赏，殊属难得。初次见面，他即为屈大均作《罗浮种上人诗集序》，这对于屈大均诗名的扬播有着很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在此序中，并非着墨评价屈诗之高明，他不仅提及日者征憨山大师遗文，华首和尚“键椎集众，以余书普告而集之”的旧事，并且着重褒扬屈诗之忧国情怀。指出：“上人为华首和尚之孙，腰包重跰，出罗浮万里，访剩和尚于千山，不得达，归而历神都，望灵庙，感激逼塞，啜泣为诗。呜呼，铜人之泣汉也，石马之汗唐也，楚弓鲁玉，于世外之人何与。浃月之间，得两山翁焉，何禅者之多人也。”^[7]进而又指出屈大均以笔作刀以效报国之心的本意：“今将重问杖人，方侯放笔而为僧，师拈笔而作诗，一放一拈，又何以异。以是诗句举扬妙喜，忠君忧国，一点热血，使百千万劫忠臣义士种性不断，即是佛种不断，则种师之笔管与屠儿之屠刀，说法炽然，有何差别？”^[8]序文竟然大声疾呼“忠君忧国”“忠臣义士”，于此，不仅可以见到钱谦益与屈大均思想之共鸣，也揭示了钱谦益此一时期内心世界的一角。

分析钱谦益这一时期的思想，更可以探测到屈大均此时之访钱，其意恐不止在于以诗文就教，求序扬名那么简单。钱谦益其人，醉心功名，乃至降清折节，本已定论。但他却未料及降清之后，不得志而受朝野羞辱，悔恨交加，因有所改变立场，在柳如是推动下，对反清复明的活动有所支持，与永历朝大臣瞿式耜密信来往。瞿式耜谓其“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忠驱义感溢于指墨之间”。^[9]郑成功在明未亡前，曾被其父郑芝龙送到南京国子监入学，因此，郑成功有机会受钱谦益的师授，有着师生关系。为组建反清义师，钱谦益与抗清义士魏耕、归庄、石鸡道人等借饮宴赋诗、征歌选色作掩护，秘密策划接应郑成功再度北伐。而他对待“前后死国亡臣，必经纪其家，大声疾呼，罔无顾忌”。^[10]为便于和松江、嘉定的遗民往来联络，刺探海上消息，钱谦益在长江口常熟白茆港顾氏别业卜筑芙蓉庄即红豆庄，作为隐迹之所。屈大均访钱谦益的地点，即于此处，因有《访钱牧斋伯芙蓉庄作》诗。从时间上说，又必在七月之前。因为屈大均访钱谦益之后，钱将其来访之事函告毛晋，而毛晋卒于本年七月。^[11]这年六月，正是魏耕以蜡丸裹书致郑成功，郑成功以舟师攻复瓜洲、镇江，魏耕随张煌言抵芜湖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之时.钱谦益欢喜若狂，慨然赋诗，作《金陵秋兴八首》，“发摅指斥，一无鲠避”，^[12]直抒胸臆，云“沟填羯肉那堪育脔”，“杀尽羯奴才敛手”“箕尾廓清还斗极”。^[13]屈大均是在此前不久与魏耕结为莫逆，参与策谋反清的，以致事败之后，两人避祸山阴祁家园。因此，他于此期间访钱谦益，除了诗文之交，可以想见必应有共同关心与议论的政治话题。屈大均、钱谦益同时与狂走四方、誓死抗清的魏耕的交往，透露出屈、钱交往的政治基础。

对钱谦益坎坷的一生以及后期之表现，时人还是看得清的。在他弥留之际，抗清义士黄宗羲、归庄等人曾前往探望。黄宗羲在《钱宗伯牧斋》一诗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法然。”说明还是把他当作朋友的。清廷方面，乾隆期间，大兴文字狱以巩固其统治。屈大均死后80年，乾隆帝下谕谓：“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两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靦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复可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以正人心。又若汇选名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其余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众。”^[14]在气节问题上，钱、屈本不能相提并论，而乾隆将二人之行迹及作品同列，视为一体，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二人交往之有共同语言。

（四）

从屈大均与钱谦益等人的交往，说明其与清政府高官之来往，并非到了晚年才有，也并非因大局已定的局势才不得已而为。出现这种情况，与清初的社会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反清义士、明末遗民或为了谋事，或为了谋生，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而仕清之人（包括降官）中，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也有抵挡不住科举诱惑的。这些人仕清之后，与义士、遗民仍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关系。有的起了庇护作用，甚至资助反清大业的。另一方面，清廷为了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渐而改变初时依仗武力强硬镇压的政策，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做出一副宽柔兼容的姿态。入关之时，清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争夺天下的作用，提出了“灭流寇以安天下”的口号，来争取汉族地主的支持。进入北京之后，多尔衮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派人保护明陵。顺治皇帝亲自到孔庙祭奠，组织明朝文人修《明史》、编儒书，大力提倡忠、孝。在政治上，规定了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顺治二年（1645），清朝接受曹溶、龚鼎孳的建议，开科取士。官荫利禄，冲淡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的故国之思，扩大了维护清朝统治的营垒，“江左三大家”之一、崇祯四年（1631）的状元吴伟业，就在此时入京供了职。在清朝政府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政策下，满、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开始了进一步的合作。与此同时，不为利诱所动，坚持反清复明活动，自命遗老或高才、标榜孤忠或写些诗文发泄牢骚的士人还是有的。但朝廷对他们还不是一概视为专政对象，他们与仕清人员也不是不相往来。清政府采取这种政策，对于软化反清势力的斗志，巩固已取得的统治，无疑是比较有效的。康熙南巡时，为安抚和收买亡明的遗老遗小，不但对他们不咎既往，而且热情召见，待若上宾，五次前往朱元璋孝陵行三跪九叩之大礼，严令督、抚等地方官员严加保护，竟使尾随相望之数万居民都感动涕泣。在这种情况下，忠于明室者与仕清者公开交往并不奇怪。至于义士志人与仕清者的交往，有借以掩护反清活动的，有以文章人品私友的，也有咸与谋划的。屈大均与钱谦益的公开交往，当然就不足为奇了。到了晚期，屈大均与清廷上层高官往来更为广泛，更为密切。康熙十七年（1678），诏开博学鸿儒科，谕中外官员各举所知征诣阙下，太原人阎若璩开列了一个数十人的清单，谓将这些人齐集金马门，才说得上“野无遗贤”。屈大均、顾炎武、顾祖禹同列名单，可知屈大均在海内之声望。两广总督吴兴祚，钦差大臣王士祯在与他款洽酬唱之时，提出要荐举大均。彼时，爱国志士中，顾炎武已去世，在世的如朱彝尊、李因笃都在踌躇再三之后先后应清廷之科举出仕。朱彝尊等五人以布衣入选，“海内荣之”，在士人中产生很大影响。然而，屈大均坚不动摇，以家有老母及著书未竟为由谢绝举荐，婉转得体，既得以保全气节，又不妨碍吴兴祚之面子。此后，屈、吴不仅仍有来往，吴兴祚还赠以沙田37亩。吴兴祚有文才、工诗，对广东社会经济的恢复也颇有建树，屈大均与他来往不少，有《上两广制府》诗、《寿制府大司马吴公》词、《两粤督府暇词》等。(www.xing528.com)

简而言之，屈大均与不少仕清官员、变节者的来往，有多方面的原因。这种交往，并非只是到了晚期才有，只是到了晚期范围更广泛，接触更密切。他在前期同这些人的交往有着掩护或进行抗清活动的目的，这包括他同魏耕、顾炎武等抗清义士的交往，也包括他同龚鼎孳、钱谦益这类变节人物的交往。后期交往更多的是以承认现状为前提但也决非虚与应酬，而是有所选择的。他保全节守，不等于与变节者绝交；不求出仕，不等于与当政者不相往来。这是无讳饰言的，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不奇怪的行为。不过，在与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周旋中，他能够始终保持不出仕的坚定立场，这应是他在同时代的一批名士中能够显得出类拔萃之处。

（载《广东史志》1997年第四期）

【注释】

[1]汪宗衍：《屈翁山年谱》，《屈大均全集·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李天根：《爝火录》卷10。

[3]宣统《南海县志·释道传》。

[4]函昰：《瞎堂诗集》三。

[5]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

[6]王士祯：《渔泽感旧录》。

[7]钱谦益：《有学集补·钱牧斋尺牍》。

[8]钱谦益：《有学集补·钱牧斋尺牍》。

[9]矍式耜：《矍式耜集》卷1“奏疏”。

[10]顾苓：《塔影园集》卷1，《东涧遗老钱公别传》。

[11]钱谦益：《有学集·隐湖毛君墓志铭》。

[12]金鹤中：《钱牧斋先生年谱》。

[13]钱谦益：《投笔集》卷上，《金陵秋兴八首》。

[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