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探花李昴英与状元张镇孙：垂范英杰，科场佳话

要点

△宋理宗对人说：“李昴英，南人无党，中外颇畏惮之。”

△张镇孙在势不可挽的情况下，以不屠城为条件，宁愿降城而个人受辱，保全百姓之性命，其后又誓死不度南岭，不愧是一位英雄。

宋代是岭南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人文蔚起，科举兴盛。据《广东通志·选举表》所载，广东中进士的，唐代有38人，宋代剧增至573人。南宋时期还出了一位状元、一位榜眼、一位探花。除了榜眼王大宝是潮州人之外，状元张镇孙、探花李昴英都是广州人，与他们相关还有一则神奇的传闻。

李昴英，字俊明，祖籍陇右临洮（今甘肃临潭县），唐代先祖曾出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刺史、江西观察使、岭南节度使。南宋初，李氏由江西入粤，经南雄徙居番禺鹭冈村。其父李天棐，官循州（治今龙川县）通判。李昴英生于南宋嘉泰元年（1201），在兄弟五人中居长。据说他将出生时，其母黎氏梦见有大星降于庭，因取名昴英。昴乃二十八星宿之一，传说汉相萧何就是昴星之精降生，故后世以“昴降”作为颂扬显贵之词，这也说明父母对他寄于厚望。

李昴英小时在珠江海珠石上结茅读书，书史一览成诵，博学多识。21岁时，举乡试第一，即是解元，地方诸老读了他的文章，都自认当逊一筹。他的文才也深受到辞官归乡的名臣崔与之所器重。

宝庆二年（1226），李昴英到临安参加会试，考官本拟选拔他为第一名，因他所治为《春秋》之学，而即位不久的宋理宗则崇尚帝王之学，故将治《书》义的台州王会龙擢第一，李昴英调为探花，当时，海内名流洪咨夔等推重李昴英的才学，称为“南方间气”，由是名动海内。次年，他衣锦还里，待职乡间。

绍定二年（1229），李昴英授福建汀州推官。初上仕途，即遇到严峻考验。福建盗贼蜂起，郡城无险可守，郡守陈孝严却无所顾忌，暴虐部下，杀死兵校十数人，又自造州币，强民使用。李昴英劝说陈孝严不听，愤而弃官而去。士民闻说这位好官要走，数百人聚集在城外挽留，恳求说：“现在郡城周围都有盗贼，公就这样忍心不理我们吗？”城内此时已发生兵变，闭关杀吏。士民簇拥着李昴英入城，要他主政。叛兵一定要捕杀陈孝严，李昂英挺身而出，护住陈孝严，厉声叱道：“如果一定要抓郡守，那就先把我杀了！”说着自己先跪在地上。众人为之感动，陈孝严这才捡回一条命。过了三年，又有一起兵变部队，会合流寇攻打汀州城，李昴英调遣官军和民兵，亲自督战，相持五日，汀州得保。因功迁太学正，适因继母卒，归番禺丁艰，未能成行。

端平二年（1235），李昴英家居服满，任武学博士。还未起行，遇上戍兵岭北的先锋军叛乱，围攻广州。经略使、转运使都亡命出逃，城内人心惶惶。隐居广州的崔与之应士民所请，权宜措守，登上城头晓谕叛兵停火。崔与之决定派员出城与乱兵谈判，李昴英毅然应命。他和杨汪中缒城而出，才落地，叛兵就亮出刀剑围上来。李昴英毫无惧色，从容陈明利害，说服了大多数人放下武器，只有少数首谋者怕伏法，终不肯降。李昴英知道对这些人再说也白费口舌，于是回城启关，城内已备好兵马出击，叛兵逃遁而去。广州城幸免战祸。李昴英因协助平叛有功，升为太学博士。翌年进京任职，获理宗召见，称赞其有胆略，赐给金币。李昴英乘机进言，针对时弊，提出谨身、用人、守法、厉俗等“四戒”。理宗对他甚为器重，让他主管嘉熙元年（1237）的会试。次年，任校书郎兼沂王府教授，迁著作郎兼屯田郎官。这时，朝廷屡召崔与之为右相不至，因李昴英曾游学崔与之门下，让他奉旨前往召崔与之，并封他直秘阁、知赣州。广州一行，李昴英没能请出崔与之，反为崔与之盛德清风所影响，也向朝廷辞官，但不被获准。不久，迁大宗丞、擢权兵郎。他要求外放当官以奉养父亲，出任福建建宁宪仓提举，主管茶、盐产销和监察事务，带着父亲赴任。刚到任时，已有贪吏风闻其清名，解印避去。这年大饥荒，李昴英把薪俸捐出来赈灾，救活许多灾民。《福建通志》载有他的政绩。但因受到诬陷，被解职回番禺。父亲在归途中去世，他扶柩归葬父于增城南乡大面山，一面守丧，一面聚宗族子弟讲学。年刚过四十，却已心灰意冷，打算退隐终其一生，朝廷多次召用都不应。广州知州方大琮修建四先生祠，将李昴英与古成之等三位先贤同列，赞举其行谊。

淳祐五年（1245），贤臣杜范为相，举荐李昴英复出，召为吏部郎官。因朝廷一再召用，李昴英在翌年二月赴京就任。他入朝陛见时，上疏直言“范钟之昏耗、建储之迟迟、史嵩之奸邪、吴知古之诡秘”。这时宰相杜范、侍郎刘汉弼、祭酒徐元杰等“三贤”均在一年前相继暴亡，群臣议论纷纷，都怀疑是奸臣史嵩所为，但一上殿则噤若寒蝉，独有李昴英斥词不避，乞正奸相之罪，以伸三贤之冤。十月，李昴英升右正言，继而兼侍讲。理宗对人说：“李昴英，南人无党，中外颇畏惮之。”史嵩服丧期满，理宗有再起用之意，李昴英与大臣一再上疏反对，宋理宗则一再下旨“保全大臣”。众人不再出声，只有李昴英第三次抗疏，说皇帝一再要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将顺？然事有害大祸深，与吾国势不两立者。嵩之包藏祸心，窃据相位，乃卖国之贼臣、橐国之盗臣、擅国之强臣、误国之奸臣，将为害国之乱臣”。理宗言读之动容，即日下旨让史嵩退休。李昴英又弹劾两位佞臣，一位是辅佐执掌兵权的重臣，一位是出任礼部尚书兼治理京城的皇族成员。这回，宋理宗脸色为之一变，连奏疏都不肯收下。李昴英拉着皇帝衣裾力谏，宋理宗拂衣入宫，李昴英硬是把奏疏留下在御榻。群奸乘机造谣中伤他，于是理宗罢了李昴英的官。在京诸生为他送行，广州的父老欢迎这位刚直之士回乡，手持彩旗出郊远迎，一时引为盛事。

李昴英回到广州不到一年，朝中荐举“三老八士”等国之栋梁，李昴英名列八士之中。朝廷再三下旨封他的官，他都辞而不就。他虽在闲居之中，仍然关心民生疾苦，代理知州邱迪哲妄指平民为盗，罗织罪名，淫刑以逞，戮及无辜。李昴英修书劝说邱迪哲不听，只好上奏朝廷，将邱迪哲拘留审查，数百人得申冤全活。

淳祐十二年（1251）十月，李昴英被重新起用，授直宝谟阁、江西宪使、兼知赣州。上任以后，他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劾赃贪，决冤滞，济饥民，薄征赋，对少数民族聚居诸峒，既申严保伍之法，又以儒学教化，使一地秩序肃然，人民安居。郡人受其惠，商议在赣州城东为他立像建祠，李昴英力辞之。

宝祐二年（1254），李昴英奉召进京，授大宗正卿，兼国史编修、实录院检讨。其时奸相贾似道、宦官丁大全执政，李昴英不顾个人安危，照样弹劾他们。连皇帝所宠的严妃都一起指斥。皇帝准备远游，他又以宜卧薪尝胆为由，抗疏力谏。随后兼翰林侍讲学士，累官至龙图阁待制、尚书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监修国史，封番禺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封地在今香港大屿山。(www.xing528.com)

宝祐三年（1255），李昴英因再三疏劾掌权宦官不准，于是辞官回到广州，归隐于城内文溪上，因此得号文溪。在城北白云山构筑文溪小隐轩、玉虹饮涧亭，遨游山水之间，著书行世。以后，皇帝因军国多务，想起用他，下诏除端明殿学士、佥书枢密院事，他都乞辞不赴。宋理宗赐御书堂匾“久远”、里匾“文溪”、涧匾“向阳”。据说他为了方便行人，在文溪上修了文溪桥、状元桥和狮子桥。捐资在海珠石上建海珠慈度寺。他为白云山景泰寺题诗：“树合疑山尽，攀缘有路通。远鸦追夕照，低雁压西风。瀑势雷虚壑，松声浪半空。凭栏僧指似，涨雾是城中”。后来，“景泰僧归”成为元代羊城八景之一。李昴英于宝祐五年（1257）去世，终年57岁。葬于增城云母里（今朱村神岗）半湖山，其墓保存至今。李昴英为人所敬重。从他死后至清末，六百余年间，粤人祠祀香火不断。据乾隆本《文溪集》所载，李氏后代主要在碧江、沙湾、陈村、石壁、市桥五地，然后散居各乡，均有祠祀。

李昴英门人李春叟搜集其文稿，编成《文溪存稿》2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其文质实简劲，如其为人。诗间有粗俗之语，不离宋格，而骨力遒健，亦非靡靡之言。盖言者心声，其刚直之气，有自然不掩者矣。”

张镇孙之前，今有所谓“岭南第一状元”之称的唐代莫宣卿，其实是制科第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状元。南汉状元简文会，则是偏踞一隅的王国状元。因此，岭南历史上第一位被中央政权以进士科取士而成为状元者，是张镇孙。

张镇孙，字鼎卿，号粤溪。张镇孙籍贯，一说番禺，一说南海熹涌乡（今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熹涌村）人。据张氏族谱，其世祖为四川遂宁人，授南海县知政，因居官廉平，擢运同知权广州知州，致仕卜居广州城南。祖父张机，为朝奉郎。父张翔泰，累封朝散大夫，立志高迈，肆力诗酒。张镇孙生于南宋端平二年（1235），自早迁居南海县通泰里（今广州市人民南路状元坊）。家学渊源，加上他勤奋读书，博学强记，少年时就有“神童”之誉。当时广州有童谣说“河南人见面，广州状元出”。宋代广州的珠江江面比现在要宽得多，广州人称江为“海”，隔江难以分辨对岸之人面目。因此以珠江水涸形容隔江看清脸孔之难。有地方官为振兴文风，借题在江边建了座“见面亭”，以待其事。李昴英在海珠石读书时，梦见有人弯弓射江，江水为之干涸。李昴英解说为大魁天下者，必是张氏子。张镇孙听到这一说法，笑着对同窗好友说：“说的张氏子，安知不是鄙人？”大家都笑他痴想。

张镇孙14岁参加县试，名列第一，声震乡里。但此后却屡考不第，加上家境困难，冷嘲热讽接踵而来。他并不意志消沉，而是更加奋发向上。刻苦攻读了20年，咸淳六年（1270），参加乡试中举第五名。翌年中状元。说来也巧，这一年珠江水涸，两岸之人可以步入江中，“企望能辨眉目”，正应了童谣之说。张镇孙后来结文集为《见面亭集》，集名即指此事。

张镇孙确实有经世之才，他在殿试中一口气写下了长7000字的《廷对策》，纵论天下兴亡治乱，慷慨陈词，提出“天下国家以民为命脉”，“良以民心之所归，即天命之所佑；民祗之可畏，即天显之可惠”，“郡国无征敛之政，而仁政行矣”。可谓以民为本之治论，即在今时仍觉其可贵。他的答卷，笔锋直指朝政腐败，痛责官吏乘荒年民饥而中饱私囊之丑恶行径，读之令人拍案称快。中了状元之后，他不受权相贾似道拉拢，不到相府致谢。就此两件事，可见其持正不阿。

由于得罪权贵，他只是授予秘书监正字之职，迁校书郎，不久又发外任婺州（今浙江金华市）通判。无法施展报恩之才，只将父母迎奉任上，以尽孝道。元军大举南下时，国事日非，百官奔散，张镇孙只得弃城奉年迈双亲回乡，被谏官弹劾罢官。德祐二年（1276），元军在攻陷临安之后，南下攻占广州。南宋小朝廷流亡岭南，宋端宗在惠州甲子镇召见张镇孙，任命他为龙图阁待制、广东制置使兼经略安抚使，统辖广东军政大权。还赐给他佩剑弓箭，以整肃军纪。张镇孙临危受命，将南宋溃退的各路散兵游勇重新集结，将不服军纪的将校执以军法，军令得行，并一度收复广州城。但终因形势难逆，守城逾月，力竭势穷，广州终为元兵所占领，张镇孙被俘。次年，元军将领吕师夔回师大都，将张镇孙及妻押解北上。张镇孙在解押途中死于大庾岭。终年43岁。关于他的死，一说自缢，一说绝食。同时殉难的还有简氏、蔡氏二夫人。其侄张正琦时任南雄教授，为之成殓，由门人奉柩归葬广州永泰里（今三元里）祖坟之地。此处张镇孙墓，后来在清兵围攻广州时被毁。

关于张镇孙之死的前后情况，史籍记载出入甚大。据《宋史》《元史》，均有元军围广州城，张镇孙“以城降”之记载。宋遗民陈大震在元初编纂的《南海志》记载“镇孙降”。看来张镇孙以广州城降元之事无可避讳。《广东历代状元》一书对此只字不提，是绕开了这个史实。但此事也留下了疑团，张镇孙既然降了元朝，为何不被封官，反而要押解北上呢？须知后来文天祥是不屈不降才被押解北上的。古人对此已有疑问。明代的黄佐《广州人物传》张镇孙传中引用了翰林学士黄谏的话：“夫既降矣，必获偷生；既北去矣，必冀见用。而死梅岭，必其忧愤之不已，或绝食成疾，不可知云。”又引董师谦语：“镇孙死难，惜无有表白之者”。也有为张镇孙表白的。与张镇孙同时人，曾任南宋吏部尚书的陈仲游在所著的《广王卫王始末》中，肯定了“镇孙死节”。同是南宋状元、勤王死节的文天祥，闻张镇孙死讯，作诗悼之，这当然是最有力的证明，文天祥是决不会为一位变节者写悼诗的。种种迹象表明，张镇孙以城降元一事必有蹊跷。

今人张其凡在其《有功于广州人民的宋代状元张镇孙》一文中，分析了广州城为元军攻陷之后，并未出现如当时抵抗元军的兴化（今福建莆田）、潮州等城被元军攻陷后屠城的情况，实在耐人寻味。他认为，“广州被围攻逾月，镇孙竭力守御，势穷力不支，遂以城降元而仍为俘囚身份，实非欲降元而求取一官半职者。故元军遵约而未屠城，镇孙亦以俘囚身份被带往北京。至大庾岭，镇孙以降元目的已达到，又不欲仕新朝，遂自终殉国以明志。至此，人方悟其实非降臣”。张镇孙死后，南宋行朝承认其为死难大臣，文天祥悼其为殉国忠臣，可为确证。张镇孙在势不可挽的情况下，以不屠城为条件，宁愿降城而个人受辱以换取保全百姓之性命，其后又誓死不度南岭，不愧是一位英雄。对他的事迹，是应该充分肯定。不仅因为他是一位难得的状元，还应因为他是一位值得纪念的英雄人物。

尽管李昴英与张镇孙生长在封建社会，他们的建功立业的标准不同于今日，但他们一身正气，一心为民的行为，足可为今人所垂范。

（载《番禺炎黄》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