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历史研究文集：羊城人物与岭南爱国主义

要点

△入粤人物的积极作用，在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三个时期分别有相对集中的若干着力点及不同表现。

△历代入粤人物的积极作用，集中表现在：推进国家统一、敷扬教化文明、坚持民族气节、促进社会繁荣等方面。

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决定于自身的历史、地理条件，也有赖于开放容纳、兼收并蓄。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样受到华夏诸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精华的滋润。历史上入粤进步人物对这种滋润起着重要作用。对此作一评述，有助于了解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自身特点及形成的外部因素。

一

首先，有必要对入粤人物的概念作一说明。史学家所指历史上的入粤人物主要是指北人南来。入粤的原因及途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政治、军事活动为契机。集中性的活动如秦统一岭南、宋攻打刘汉、南宋及南明小朝廷的覆灭。经常性的则有南来的朝廷命官与谪宦流人。

（二）以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为载体。北方人口南迁入粤有多批次，较大规模的有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两宋末年及明末几次移民高潮。尤以南宋末年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广。

（三）以贸易、宗教、文化交流活动为媒介。在这些方面的入粤人物不可胜数。

上述三方面中，移民高潮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已有不少专家述及，本文着重于评述第一、三方面的情况及其影响。

二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属于历史范畴，其具体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体现。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毛泽东指出：“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2]入粤人物对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作用和影响，也因为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条件而闪耀出异彩纷呈的光辉。评价个人的历史作用，应看其在历史进程上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个人的作用必然受到历史提供的舞台所制约，这就是人们常谓的“时势造英雄”。入粤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行止，尽管是个人的、具体的、片段的，侧重于某一方面的。但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期中，则不约而同地有相对集中的若干着力点。换言之，他们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顺应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岭南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了岭南的历史，共同凝就了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因此从历史的高度来评析其积极作用，是有规律可循，可以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三

入粤人物对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积极作用，有相对集中的若干着力点，大体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秦汉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应于封建郡县制在岭南的建立的封建经济、文化的起步发展，汉越民族的融合，入粤人物为推进政治统一，开辟蛮荒、传播文化、移风易俗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隋唐宋元时期。相应于岭南逐步得到全面开发，封建文化渐而向粤东、粤西、海南推开，在大部分地区确立了汉文化的主体地位。其间，宋末及元代民族矛盾的激化，入粤人物在继续推进开化较早地区（如粤北一些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西江下游流域）敷扬教化，起了积极作用，并对坚持民族气节、弘扬爱国正气，起了深刻的激励作用。

（三）明清时期。岭南文化在经过长期的融汇吸收外来文化之精华以及处于中外文化激烈碰撞之中趋向成熟，独树一帜地崛起于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和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运动中，成为中华文化中富有生机活力和突出贡献的一个地域文化，步入先进文化的行列。构成生机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岭南文化的善于兼容吐纳。在形成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上，岭南人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作用逐步得到加强，一批走在时代前列的岭南优秀人物脱颖而出，同时，入粤人物在致力于岭南地方的经济建设、文教事业以及反抗外敌侵略、介绍西方文化、策动民主革命等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

历史入粤人物对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积极作用，尽管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分析起来，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推进国家统一

秦以前，岭南属百越之地，古籍对南越之地未有统一的称谓，且谓“越人之俗好相攻击”，^[3]反映出南越族部落或部族之间交战不已的原始状态。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始在岭南设郡县。秦将任嚣、赵佗采取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取得统一岭南之胜利以后又分别首任南海郡、龙川县令，成为郡县制在岭南的推行者，为汉文化的输入铺平了道路，为开发“初郡”做了大量启蒙工作。秦末战乱，赵佗立南越国，和辑百越，加快民族融合。刘邦赞其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4]赵佗审时度势，归汉称臣，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不愧为开发岭南第一位功臣。代表中央政权，两度入粤劝归的陆贾，功不可没，被称为“开粤大夫”。公元前112年，汉武帝遣路博德、杨仆率兵平叛。南越王国终告灭亡。南越划分为九郡，进一步发展了郡县县制。“秦汉进军岭南所产生的文化后果，当然可以说是开疆文化在岭南之始”。^[5]

推行郡县制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东汉光武帝遣马援往交趾平叛，“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马援用军事手段继续推行郡县制，同时推行封建法制以巩固军事成果。“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6]可见人心归向。郡县制的推行在三国时趋向严密。东吴交州刺史步骘扩建了岭南重镇番禺，迁州治于此，为以后设立广州奠定了基础。郡县制的推行，是开发岭南的重要措施，也是岭南地区正式列入大一统封建帝国疆域标志，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岭南社会的稳定性。

统一岭南的过程，很大程度是越地逐渐汉化的过程。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两批遣戍南越，其中不乏文化素养较高的六国流亡政客士人、善于经营的商人及掌握中原先进的耕作、手工生产的人才，连同入越秦军，成为任嚣、赵佗传播中原文化，开发岭南的重要队伍。中原人口在历史上首批林规模南移，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文化，更使汉越融合之后的越地人民与内地人民有了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由此基础上建立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增强了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向心力。在以后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除了五代战乱中一度出现50多年的南汉政权外。岭南始终是历代封建王朝不可分割的疆土，岭南人牢固地树立了以大中华为祖国的国家观念，每当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维护祖国的统一，都会毫不犹豫地奋起斗争。这种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植根于秦汉以后岭南归入统一的政治基础上，愈来愈深入人心。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中原分裂状况之后，为统一全国，首先向南方用兵。这时，南汉境内的人民并不像以前秦兵进军岭南时南越族人那种敌对情绪的抵抗，而是渴望全国统一。南汉国要求每家必备一个防火大桶，兴王府的居民故意将其解说成是宋将一统^[7]。反映了人民心思统一的趋势。

（二）敷扬教化文明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素称“文明之国”“礼仪之邦”。礼仪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古代社会文明道德的重要标志，是封建社会维系国民精神的支柱和纽带。在封建社会中，礼仪文明有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诸如尊老敬贤、谦虚谨慎、以礼待人等社会道德规范。入粤人物在启蒙教化、传播文明上作出了贡献，对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显然产生了直接的积极作用。

入粤的初期郡县长官注重将中原文化传入岭南的启蒙教化。开化之功，当以赵佗为始。其后，汉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8]。桂阳太守卫飒，“修广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9]。桂阳太守许荆，“设丧祀婚姻制度，使知礼禁”^[10]。这一时期是岭南人系统接受汉礼俗文化之开端。推进这一过程的基础力量则来自大批流徙之民。黄佐《广东通志》谓：“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11]。

入粤人物注重教育，兴学办校，著书授徒，传播儒学，给越地注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东吴经学家虞翻，流放番禺，讲学虞苑，著《易注》，收门徒数百人，在当时可谓规模不小的学校，是为岭南私学之滥觞。入粤的文人贤士、贬官流宦中，对发展岭南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韩愈和苏轼。韩愈在潮州仅八个月，兴文教，正乡音，办乡学，推举地方人才主持教育，留下文章为士人读本，苏轼评价谓：“由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12]粤东兴文，韩愈之后有常衮、陈尧佐、刘克庄……等一系列的人物，而韩愈文风文德之影响却在众人之上，至今千余年，潮州山水仍皆姓韩，韩文公祠仍为人所共仰。苏轼本人在岭南各处留下了不少功业和诗文遗迹，仅岭外诗歌就有500多首。苏轼被一贬再贬，到了当时最为荒远的海南岛，仍以敷扬教化、开启文风为己任。他北归三年后，海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琼台记事录》谓“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宋以后，入粤人物注重传播在儒学中渐占统治地位的宋理学，“粤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程朱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就职广东路，足迹遍及粤东粤西。南宋时不少岭南地方官为程朱学派门下，广州知府廖德明、德庆知府刘爚、香山知府尹左祥，在任时都不遗余力推广理学。在理学大师的影响下，岭南地区出现书院兴盛、人才迭出，得中进士的岭南士人，从唐代的88人，至宋代跃至573人，以至有“岭外科举尤重于中州”^[13]之谓。明代，王守仁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唯岭南有湛若水学说之抗衡。尽管如此，王守仁任两广总督时，推行剿抚兼施的政策，设立和平、三水等县，倡以教育，鼓吹理学思想，对岭南的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还是影响重大的。清代，入粤封疆大吏中的成就突出者虽然不多，但其佼佼者注重兴学办教却颇有影响。如两广总督阮元，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是《广东通志》中的上乘之作”^[14]。他创办的学海堂书院，网罗和培养了包括陈澧、张维屏、谭莹、曾钊这些名重一时的岭南才子。顺应时势，使之办成一所崛起的新式书院，他发动官绅赞助刻印了《学海堂经解》1408卷，后人称为《皇清经解》。学海堂刊印丛书，以广东文献居多，对广东的教育、文化事业有较大影响。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建了广雅书院等一批新式学堂书院，亲自讲经说道，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新式人才。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局，是广东最早的书局，出版图书2000多种，5700多卷，统称“广雅丛书”，对保存文献、发展岭南文化起了推动作用。各地入粤官员中也有这么一些注重兴教倡学的人物。惠州知府伊秉绶，恢复了始建于宋代的丰湖书院，延聘了宋湘等一批人才，亲到书院教授课程，培养了不少人才。担任广东学政或乡试主考的惠士奇、钱大昕、翁方纲、李调元、何绍基等人以及南来担任书院教授的杭世骏、全祖望，奉使祭南海神的王士祯，皆江南名士，博学多才，对岭南的教育文化，起着推介、奖掖的作用。惠士奇门下的何梦瑶、劳孝舆、罗天尺、苏珥，称“惠门四子”，是岭南文士中的佼佼者。作为清初文坛盟主、诗界权威的朱彝尊、布衣翰林潘耒，更是热心于此。“岭南三大家”中之屈大均，自述“名因锡鬯（朱彝尊号）起词场，未出梅关名已香”。潘耒甚至不避政嫌，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作序。翁方纲一手栽培了冯敏昌、张希璜等广东士子，冯、张后来名列“岭南三子”。翁方纲在粤八年，因公足迹遍及全粤，他考察、辑录、研究广东金石，著成《粤东金石录》，是对广东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李调元两度出任学政，督学广东，他将评阅学生习作辑为《粤东观海集》，被收入习作的黎简、吕坚、黄丹书、梁士元等，日后均是卓有成就的岭南画家或诗人。他不以民谣民歌为俚俗，而认为粤讴民歌“多有仿屈宋遗风”，并为《粤风》民歌集加注出版，使之得以保存传世。这些代表着时代文化水平的入粤官员、学者，为发掘和褒扬岭南文化作出了贡献，使岭南文化更加有机地融入中华文化的整体之中。入粤文人墨客、命官流宦不仅致力于岭南地方的开化教育，而且作出表率，在精神上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韩愈不因个人和家庭受到诸多磨难而消沉颓废，而是积极用世，不遗余力地为地方做好事，这是他赢得后人景仰的重要原因，以至到了“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3。苏轼尽管涉世坎坷，却“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4。在长达六年的岭南之贬的困境下，他以歌颂祖国的山川景物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以关心人民、热爱人民为报国之已任。在惠州，他向博罗县令推介供农人插秧用的“秧马”，向广州知府王仲敏写信建议引白云山蒲涧泉水入城以改善广州人饮水卫生。在海南，为促进民族团结，写诗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1，开堂讲学，学生中甚至包括贫而好学的黎家子弟。在惠州，他留下了2000多篇诗文，更使惠州西湖名扬天下，后人谓“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轻惠州”。在海南，他创作了3000多篇诗文，一手培养的诸生，成为地方上一代师表。苏轼丰硕的文学作品，豁达执著的为人，接近民众关心民瘼的事迹，垂范后代，成为爱国主义的精神财富。

历史上，还有不少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流贬岭南，行迹遍及岭南各地。仅以封建社会中期的唐宋元为例，就可列出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王勃、陆龟蒙、皮日休、刘禹锡、李涉、李绅、许涉、李商隐、李群玉、祖无择、秦观、米芾、陈与义、杨万里、刘克庄、范椁、虞集、许有壬等一长串名单。他们的诗文事迹，同样成为岭南文化爱国主义传统的生动教材。

（三）坚持民族气节

保持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两宋时期，因力主抗金屡受迫害的李纲、赵鼎、胡铨、李光等一批罪宦，被先后贬到岭南来。他们处逆境而存正气，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致力于兴学育人，著书立说，传播文化，被岭南人民视为爱国主义之楷模，英名留在海康的“十贤祠”、海南的“五公祠”、潮州的“十相坊”等处。南宋灭亡前后，北方向南方移民达到空前规模，岭南民众不仅受到感染共鸣，而且随之有切肤之感。退却到广东的南宋二王行朝的一班将士反侵略重气节的爱国情绪及壮烈行为，强烈地震撼着岭南人民，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舍生忘死，英勇赴义，对广东人民反侵略抗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不可磨灭的激励作用。广东诸州府军民开展抗元的拉锯战长达3年，元军三入广州始平。

清兵大举南下时，南明小朝廷残喘于岭南一隅。王朝的统治者醉生梦死，甚至自相残杀。在这种令志士痛心的局面中，依然有为民族大义而拼死搏斗者，瞿式耜从容就义于桂林；李定国苦撑残局，三次进军西江；郑成功兵起南澳，数入粤东进行反清武装斗争，激励着广东人民的抗清斗争。清于顺治三年（1646）进军广东，直至顺治九年（1652）广东境内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始转入低潮。

由明至清，广东沿海一带反侵略斗争日趋激烈。明代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率领的两支劲旅，进入粤东一带全歼入侵倭寇及与倭寇狼狈为奸的盗匪平息了长期为害东南的倭患。明朝中叶以后，西方早期殖民者接踵而来，开始了向东方的海盗式活动和殖民扩张。腐败无能的明、清政府招架不及，一些有爱国之心的入粤官员却能奋起组织广东军民同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坚决维护领土主权。明正德十六年（1521）海道副使汪鋐发起驱逐葡萄牙殖民者的屯门之役。次年，指挥柯荣率战船打击入寇西草湾的葡萄牙殖民者舰队。即使在葡萄牙租占澳门之后，香山知县蔡善继还亲赴澳门处治不法的葡萄牙人，制定澳夷条例十则，捍卫了主权尊严。清代，广东按察使托庸、香山知县印光任等官员，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坚持了不妥协的捍卫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打击了殖民者嚣张气焰。

林则徐和他的战友邓廷桢、关天培所领导的广东军民抗英禁烟斗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第一页，在广东的土地上树起了爱国者的丰碑。广东人民坚决支持林则徐领导的反侵略斗争，自发地爆发出平英团、反入城斗争等一系列大壮国威的行动，遏制了英国侵略者侵占广州、潮州等地的野心。

林则徐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不仅坚持了不屈不挠的原则立场，而且在斗争中主动了解西情。他目光远大地组织翻译《四洲志》，这是当时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开创了先进的中国人了解外国、学习西方新生事物的先例。在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清政府高层官员中，他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林则徐提供的资料基础上编纂了《海国图志》，在该书序言中鲜明地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魏源实地考察了粤港澳，建议在闽粤二地搞“师夷之技”的试验，说明了他看到沿海地区吸收外国文化精华的地理条件和思想条件。这种科学地对待中外文化关系，博采世界之先进文化为我国所用的思想认识，无疑使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一种更为成熟的升华，有助于岭南思想界的开风气之先的大胆探索，具有可贵的进步意义。(www.xing528.com)

（四）促进社会繁荣

入粤人物中的一些贤能之士到了岭南，不以民俗落后而具鄙夷之心，不以物产丰富而生贪婪之念，不以地处僻远而具轻妄之意，致力于开发建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勤政律己，有利于国计民生，促进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这种以兴国益民为己任的认识和业绩，限于时代条件，难免染上“忠君”色彩，但以利国利民、促进社会进步及以社稷为重的着眼点看，也应该理解为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

入粤人物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传播者。东汉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养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履，皆充之化也”^[15]。北宋状元陈尧叟曾知端州，后又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化州、高州、雷州均在其辖境。他兴修水利组织抗旱；集刻验方，移风易俗；罢课桑枣，劝植苎麻；选择航线，便利粮运；出使交州，睦邻安边，“凡所兴革，多便于民”^[16]。只是北宋社会此时已病入膏肓，无以为救，这就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问题了。在一些地方官员组织下，岭南与此内地的水陆交通不断得到改善。仅此以宋代而言，有广南西路转运使凌策，“由吴州大源洞伐山开道，直抵曲江，人以为便”。这一带在新辟道路之前，“当盛夏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17]。其后，广东转运使“开真阳峡至洸口古径作栈七十间，抵清远，趋广州，遂为夷途”^[18]。稍后，转运使蔡抗及其弟江西提刑蔡挺在大庾岭南北各自铺砌砖路，使广州至大庾岭更为通畅。南宋时，转运使林安宅对潮、惠下路大力整治，迁民户于路旁，创铺驿、建桥梁，增加排水设施，沟通了闽、潮、惠、广各州交通。为发展岭南商业提供了交通条件。

岭南物产丰富，朝廷鞭长莫及，官吏难以约束，贪官污吏搜刮勒索，困扰民生，沿为劣习。史书载明：“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19]。不过，也有一些立身谨严者，保持清醒的头脑，清心寡欲，报国为民，自戒自律，风节可嘉，促进了社会进步。晋代，陶侃坐镇广州，勤政律己，留下了“朝暮运甓”的美谈。广州刺史吴隐之，受命“革岭南之弊”，他的《酌贪泉》诗，表明了不因环境变化而改变廉洁立场的心志，成为对后来入粤者警戒之辞。南朝范云饮修仁水赋诗以明志，异曲同工。宋代大名鼎鼎的清官包拯，在端州府署留下了“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的警世之诗，他在端州任中，不仅以清廉和不畏权贵治州，而且凿井修仓、开渠筑池、兴建书院，做了很多造福人民的好事。在唐宋元时期，较为突出的清官贤吏还有白居简、宋璟、李勉、程师孟、蒋之奇、许有壬、陆垕、卜天璋等，他们或修筑城市、改善民居；或兴建州学，创立书院；或立祠祀贤，倡导很风；或减轻赋税，鼓励农耕；或除霸抚外，发展贸易。在岭南大地上挥洒下了一片心血。宋璟教民建瓦舍，列邸肆，既利于防火，又大大改善了广州的市容居住及经商条件。广州人民要给他立“遗爱碑”，他闻讯主动上书要求制止这种歌功颂德之风，并表示从自己做起。李勉整肃风纪，管理广州港口除弊兴利，善待外商，挽回了东方大港广州的声誉，使一度锐减的来穗外商海舶激增。

封建社会后期，官场充斥着贪婪庸愦之风，仍有一些贤能精干者，为岭南建设办了些好事实事，甚至为民请命，明番禺知县道同、顺德知县吴廷举为了维护百姓利益，敢于冒犯穷凶极恶的王侯、太监，以致受到迫害。一些州县官员致力于修水利、固堤防、修学宫、废弊俗。潮州知府王源组织了著名的中国古桥广济桥最大规模的修建工程。清两广总督中，阮元在粤九年，除文化教育事业的建树外，加强海防、创立海关、注重围垦。张之洞在任五年，在文化教育事业上同样也诸多建树；他运筹帷幄，打败法国侵略军，巩固了海防；大刀阔斧地兴办洋务实业，促进了广东工业的发展。

五

综上所述，可见历代入粤进步人物对岭南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起了积极作用，影响是深远的，具有以下特点：

（一）从时间上说，这种积极作用和影响是长期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秦至清2000年岭南发展史上一直没有停止过。

（二）从表面形式上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相对不同的集中表现。不仅在维护统一、反抗侵略上，也表现在开发岭南、传播文化上。

（三）在具体内容上，不仅包括入粤人物所传播的进步思想、优秀文化，还包括他们的言行业绩、诗文遗迹，都是岭南文化的宝贵财富，是爱国主义传统的生动教材。

（四）入粤人物的爱国主义行为与岭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是相辅相成的，互相影响，互相熏陶，在交流融汇中形成岭南文化内涵丰富的爱国主义传统。

（五）入粤人物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必然深深打上阶级社会的烙印。入粤人物中进步人物的比例及所起的作用肯定是有限的，尽管如此，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三），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8—169页。

[2]《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508页。

[3]《汉书·高帝纪》。

[4]《汉书·高帝纪》。

[5]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6]《后汉书·邓援列传》。

[7]《南汉书》卷六。

[8]《后汉书·任延列传》。

[9]《后汉书·卫飒列传》。

[10]道光《广东通志》卷231、卷92。

[11]道光《广东通志》卷231、卷92。

[12]苏轼：《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

[13]周去非：《岭外代答》。

[14]侯月祥：《关于〈广东省志〉的质量标准问题》，载《广东史志》1993年第3期。

[15]《后汉书·卫飒列传》。

[16]《宋史·陈尧佐列传》。

[17]《宋史·凌策列传》。

[18]《宋史·荣列传》。

[19]《南齐书·王琨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