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长期以来，对位于广州市中心的大小马站、流水井“书院群”历史建筑的定位不当，造成对该处的保护开发的尴尬和拖延不前。本文说明书院与祠堂建筑的根本区别，还大小马站、流水井的“书院群”为宗族祠堂之正名。
长期以来，对广州市越秀区大小马站、流水井的书院群，从历史文化角度的发掘及宣传，定位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是广州清代书院文化、书院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一书所言：“以越秀古城区的广州府衙为中心，方圆一公里之内所设的文化教育机构计有粤秀、越华、羊城、禺山、西湖书院、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万木草堂、广州府学宫、大小马站、流水井的书院群，再延伸一点还有番禺学宫、南海学宫、贡院，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文化教育地带，成为广东的文化教育中心，学术中心。”[1]但是，对所谓“大小马站、流水井的书院群”的历史状况稍作考证，就会知道这一定位本身就是一个误区。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历史上书院的概念。书院这一教育模式，产生于唐初，在广东最早是北宋时期出现于粤北，[2]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南传。中国历史上的书院类型众多，其中包括家族书院、乡村书院、皇族书院、少数民族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教会书院，但不管哪一类型的书院，都属于教育组织形式。即以家族书院而言，“包括一个家庭创建供其一家使用、一个家庭创建供其整个家族使用、合族创建合族使用等三种基本类型”。不管哪种基本类型的家族书院，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从经费来源到受学人员体现其家族性；以教学授受为主要任务；其教学程度不高，属于普及性教育。[3]此外，还有两种不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家族书院，一是以儒家圣贤先哲、历史名人后裔创建的家族书院，创建者意在光耀先祖、培养后人，此类书院以教学与祭祀并重，甚至祭祀为第一位，例如广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时，尚存于中山一路杨箕村长庚直街22号的敬斋家塾，三间两进，建筑占地面积不到200平方米，“该祠是奉祀杨箕村黄姓先祖黄敬斋的祠堂”。[4]此类书院“是则名为书院，实仿庙制，岂家塾党庠所能牵混，且神像巍然，尤宜粪除洒扫，以昭肃静，而可使生徒杂处其间哉”！[5]在岭南，还存在一种名为书院的合族祠，其实是不作为教学之用途的宗族祠。这类书院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自雍正十三年（1735），清政府颁‘聚众结盟罪’，严禁民间私制藤牌、结合；禁擅自建寺、观、神、祠。省城首当其冲，禁建祠堂。祀为宗族血缘联系最重要、最隆重之仪式，汉人重孝道，慎终追远，书院由此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6]可见这类书院的出现，在于解决宗族祭祀之用途。大小马站及流水井书院就属于这一类。“西湖路大马站、小马站、流水井这三条南北向街道里分布有多座书院。书院清代为省内各府、县读书人在省城参加科举考试时进修赴考和等待放榜的住处，也有作为宗族子弟读书或本宗成员从各县到省城办事落脚歇息之处，也有宗族内有名望的同姓族人倡议合资兴建的跨地域性的宗祠”。[7]此句中“宗族子弟读书”之意思并不等同于受学，或称到省城读书，或因赶考自习，总之只是起着寄宿（时称“试舍”）的作用。因此，此类书院说不上是教育组织或教育机构。更说不上什么书院文化。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越秀区政协和越秀区志办编的《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一书，很清楚地记述清代广州城内的书院情况，从主要用途来说是分为两类的：
一类是教育机构的书院，又包括官办和私办的，以官办为主，如越华书院、粤秀书院、学海堂等，私办的如晚清时期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
另一类是合族祠书院，是为了解决当时在省城禁建祠堂而建的“书院”。这类书院并非教育机构。首先从其建设宗旨上看，如考亭书院，“该院始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有祭祀功能”。[8]书中未述及此类为数不少的书院的师资，更不要说提及什么名师，也没有述及这些书院的教学，其与读书相关的用途，只是省内族人子弟到省城求学寄宿之所。[9]因此，大多书院亦有“某家祠”之称名。即如鼎鼎大名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氏书院，其实就是陈家祠，并非建祠时办了书院。其次从建筑布局看，如面积最为大、布局保存完整的庐江书院，占地面积达1722平方米，中轴线上自南朝北有倒座、照壁、正祠，两侧有东西试舍，东北面有魁星楼。组成书院的这些建筑物中，主体建筑头门、中堂和后堂，中堂为族中议事处，后堂为祭祀族祖正祠，魁星楼亦叫登云楼，祀奉魁星。东西两侧的试舍，占地最多，高两层共43间，为省内何姓各房子弟来穗考试时用。各试舍门上有石额，分别刻有“新会房”“恩塘房”“龙塘房”等字样。[10]
由此观之，将大小马站、流水井的“书院群”认定为“宗族书院作为特定姓氏家族背景支配下的教育组织”[11]，是不当的。宗族书院作为广州晚清的书院教育的组成部分，在近代教育史上确实有重要地位，但是，将这些宗族祠与宗族书院混为一谈，归入于“广东近代教育与新式学堂教育的前身与发祥地”，就不符合历史了。明确这一历史，对于今人认识与利用这些书院方面，才不会产生没有文化的文化阐解，大小马站、流水井书院群也应正名为宗祠群。如果说，大小马站流水井书院群这一名称已相沿成习，也无所谓改不改名，而在发掘、利用这一建筑群的历史文化时，就不能闹出历史笑话，又演变为“书院街”，再冠以“广府文化”之称，就更显得不可言喻了。
（此文系2015年写给广州市及越秀区领导的一封信，后经整理收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出版《广州古代史丛考》，为“宗祠书院正名”一目）
【注释】
[1]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1页。
[2]已知广东最早的书院为北宋时期南雄孔林书院。(www.xing528.com)
[3]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4]陈建华主编：《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越秀区卷》，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5]（清）琦善《兴复宗圣书院记》，载咸丰《济宁直隶州志》卷五。
[6]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7]陈建华主编：《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越秀区卷》，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
[8]陈建华主编：《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越秀区卷》，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
[9]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1页。
[10]陈建华主编：《广州市文物普查汇编·越秀区卷》，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287页。
[11]广州市越秀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广州市越秀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广州越秀古书院概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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