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广州市二中校址包括学海堂越在内的说法,至今仍为一些人所引用,本文对此作进一步厘清,并对论者为论证此观点引用的口述材料作辨正,进而说明对口述历史需加考证。
2015年,《粤秀文脉——广州二中历史文化传承》一书出版。该书开篇申明其编著动机是为了廓清二中的源流,“厘清越秀山边这间学校的本质,她从何来,往何处去了”。是书著者之一李颖先生的序言,附有日期为2015年10月10日的欧初先生署款的材料。以序附材料,这在一般出版物中甚为罕见。[1]原因当在于欧初先生为该书总顾问。据李颖称,他“曾以学校名义拜访过二中1933级校友欧初。欧初,1933年入读广州二中初中部,1935年转往粤秀山读书,193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据述,李先生与同人在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间四次拜访欧初,对“多次访谈的录音内容进行了整理,择其精髓附于后,以作为最有益的补充”。[2]这份录音整理,本人认可署名的第一人称的材料,并不是信函,只能视为口述历史整理材料(以下简称为材料)。此件之所以“最有益”,是因为论者以此阐明了一个事关本书主旨的观点,即二中校址建于包括学海堂故址在内的地方,为二中校史溯源于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提供直接有力的证据。欧初先生是个值得敬重的长期热心倡导文化的老领导,以他署名的这件材料当然举足轻重。然而口述历史材料与信史还是有不同的,一是当事人因感情色彩、年事已高等各种原因,对事物的忆述可能有偏差;二是口述历史记录及整理者出自于某一动机,也有可能影响整理材料的客观性。将此件作为口述历史看待,不但使我们看到了口述历史需要经过认真考证,方能作为厘清历史真相的佐证使用,而事关长期以来流传甚广的学海堂为二中文脉源头的说法,当有必要加以确证。本文纯属出于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作此分析,相信对欧初先生的事迹也有归于真实的积极作用。
材料开头称:“我于1933年就读于二中初一。1935年广州市教育局要求男女生分校就读,于是我转到了粤秀山上读书。粤秀山上从三元宫(现越秀公园南门百步梯处)到应元宫道都是我们的校园。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合在一起,那时还只是一个茅棚学校,当年我们唱出的歌词中就有‘学海堂故址’的字眼,我现在还会唱。我自认为是陈澧的弟子,也很喜欢粤秀山,学海堂就是我们二中办学的源头,学校历史完全应该追溯到学海堂。”[3]将这段话视为口述历史,考之史实,有三处不准确处,从而造成了以之为据之基本立论不成立。
其一,据《广州市志·教育志》,广州市一中创办于1928年,创办初期在一德路,1929年迁至越秀山麓“学海堂书院”旧址(按:此说法不当,其实是迁至越秀山麓今址,将此址说成“‘学海堂书院’旧址”是以讹传讹的表现)。广州市二中创立于1903年,租用西关逢源正街礼拜堂及民房为临时校舍。1932年迁入蓬莱路新校址(即现市一中校址)。1936年,市立一、三中(按:此处“三中”当为“二中”之误)合并为市第一中学男校,以市二中为女校。[4]1938年,市一中高中、二中高中合并为市高中。同年,广州沦陷而停办。1945年9月在黄沙原市二中校舍复办。而市二中抗战胜利后在越秀山麓应元路原市立一中校址复办至今。这段历史如属实,那么,李颖所说的“欧初,1933年入读广州二中初中部,1935年转往粤秀山读书,193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一句中,“转往粤秀山读书”应点明为“转入市一中,往粤秀山读书,193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高中”。欧初1935年就读于越秀山麓时当为市一中而不是市二中。记述重要的历史节点,整理者有意隐去校名,造成别解,是不应该的。事实如何,还可以印证《粤秀文脉》中引述欧初的另一段话。“关于1935的广州市立第一中学和广州市立第二中学男女分校一事,欧初校友在学校校庆讲话中也有讲述。欧老说:‘因陈济棠先生提倡读经,规定男女不能同校,……所以便将市二中的男同学全部调来市一中,而将市一中的女同学调到市二中。我本人当时在黄沙在市二中读初中,后来就被调到市一中,在越秀山读书,一直至初中毕业。40年代后越秀山又变成市二中的校址。”[5]欧初这一段话分明说清了他当时是从市二中调来市一中校,才会在越秀山读书。
其二,“粤秀山上从三元宫(现越秀公园南门百步梯处)到应元宫道都是我们的校园。学海堂、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合在一起,那时还只是一个茅棚学校”的说法不准确。三元宫与现越秀公园百步梯只是邻近,并非一处。中山纪念堂、纪念碑自1927年动工到1931年宣告落成,此后还在继续建设,而且还有几次规模较大的活动,直至1937年后,国民政府没有精力去顾及建设,此时“百步梯西侧的宪警和工人宿舍等中山纪念堂的配套工程才被迫完全停顿”。[6]越秀公园南面的百步梯属于这一建筑群的范围之中,1933年时,不可能用作校园。关于这一情况,从《粤秀文脉》第三册“广州二中历史文化图片集”中的“约1930年越秀山拍鸟瞰图”老照片上,可以清楚分辨。从中山纪念堂到越秀山上的孙中山纪念碑之间,是连成一体纪念整体。为了加重印证二中在学海堂旧址的可信性,《粤秀文脉》在上述引欧初所说的“我本人当时在黄沙在市二中读初中,后来就被调到市一中,在越秀山读书”之后,又加上一段话:“欧老还说:‘这‘学海堂’的旧址就是市二中的校址。30年代我们在粤秀山读书的时候,初中是搭棚读书,高中部则已新建了一幢楼,即现在市二中本部大楼。”[7]当时新建的那幢楼即沿用至今的市二中本部大楼,此一位置显然不在学海堂旧址上,在历史上确实是应元书院旧址上,二中现于此大楼前立石也铭刻着“应元书院旧址”字样,那么也就不可能得出“这‘学海堂’的旧址就是市二中的校址”的推论了。《粤秀文脉》引载有另一位校友关于校址的描述。二中1937届校友徐佩珩老人在《逝水留痕(上卷)》中有一些对当年学校生活的描述,分享如下:“观音山脚有一间庙宇叫三元宫,还有一间盖有一座座竹棚的市立第一中学,这原是海棠学府的旧址(编者注:实为学海堂旧址),后边的绿树丛中仍留一座高楼,上有匾,匾名是什么现在倒忘记了(编者注:楼为文澜阁)。学府侧边有百步梯直上山顶。1934年暑假过后,我入读一中高中一年级。于是从高二开始(编者注:1935年9月),我们女生便于工作被分配到市二中,市二中的男生则被拨到市一中来。”[8]这段话,乍一看,能够确证今二中就在学海堂旧址上。但稍作分析,便知编者曲导之谬。首先,徐佩珩老人的话印证了,1935年在越秀山麓的是男女分校后集中了男生的市一中而不是市二中。其次,既然当时存在三元宫这个庙宇,这就说明整理的欧初回忆材料中所说一中校园包括三元宫不是事实。再次,徐老人回忆在越秀山的市立一中留一座高楼,本来只说有悬匾记不住什么匾名,编者括注为“文澜阁”。文澜阁是原学海堂内最高处建筑物,这么一注,市一中在学海堂旧址就成了事实了,其实经不起推敲。学海堂在清末已停办,堂址改为阮太傅祠,梁启超在民国初时上越秀山已找不到祠址,市一中时何以还存有学海堂的楼阁?对照《学海堂志》《菊坡精舍记》《应元书院志略》的各书院图,此楼极有可能是应元书院的奎文阁。《应元书院志略》载:“奎文阁,星气如珠,参首龙角。图书相辉,焕料炳灼。人文崛起,灵贶斯托,于堂左北作此高阁。”又,“山阁木扁,奎文阁,同治九年春正月,布政使王凯泰题”。[9]当年在越秀山麓一中校内倘若还存有高楼及悬匾,绝不可能是“文澜阁”,很可能是“奎文阁”,可见编者加注至少不够慎重。
其三,欧初回忆“当年我们唱出的歌词中就有‘学海堂故址’的字眼”。见上引欧初自述,他30年代时在越秀山麓读书的学校既然是市一中,校歌当为市一中的校歌。《粤秀文脉》第二集收载的最早的二中校歌是《广州二中20世40年代版校歌》,其歌词中有“学海堂边遗绝迹”一句。不管歌词作者刘万章创作歌词时如何考虑,从此歌词看,并非“学海堂故址”而是“学海堂边”,“故址”与“边”,当然不是一回事,作为校歌有一定的严肃性,这一方位表述之差,应当符合实际而不会是作者的疏忽。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即所谓欧初口述历史的整理材料明显掺杂有整理者的主观意向成分,未必是欧初先生的原意,因而得出了与史实不相符的结论——今市二中校址在学海堂旧址上。导致“学脉”的一连串论述。其实,应元书院在广东的教育史上也有光辉的一页,院长有李文田、廖廷相、吴道镕等文化名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培育出一大批人才,包括状元梁耀枢、榜眼谭宗浚、后来成了大学士的戴鸿慈(官居正一品),也足以使应元书院扬名学坛。尽管学海堂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气要比应元书院大得多,但对于历史的追溯必须有尊重敬畏之心,还其本原,方是做学问之道。如果要说学海堂对学风校风有影响,讲得出来尽可以说,但不一定硬要在校址上做文章。关于学海堂堂址的考证,拙作《学海堂略考》《学海堂寻踪》已有较具体证述,大概是因为不合某些方面的口味而不受用,但历史不能取决于口味。从上例可以看到,口述历史对于还原历史面貌是很重要的,但对口述历史必须予以科学考证,要证以文献、证以情理、证以口述者对同一事物前后所述是否一致,使之尽可能接近史实,方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忠言逆耳,但愿此文能为二中追溯文脉、整理校史者参考。
(载《文史纵横》2016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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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先在、李颖、李绪柏编:《粤秀文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颖序附欧初2015年10月10日署名材料。
[2]张先在、李颖、李绪柏编:《粤秀文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颖序附欧初2015年10月10日署名材料。
[3]张先在、李颖、李绪柏编:《粤秀文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颖序附欧初2015年10月10日署名材料。
[4]关于“市立一、三中合并为市第一中学男校,以市二中为女校”,《广州市志·教育志》有两处错,一是时间载为1936年,实为1935年9月;二是合并学校,当时合并的是市一、二中,将男生归于一中,女生归于二中,而不是合并一、三中。
[5]张先在、李颖、李绪柏编:《粤秀文脉》第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
[6]卢洁峰:《中山纪念堂》,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7]张先在、李颖、李绪柏编:《粤秀文脉》第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8]张先在、李颖、李绪柏编:《粤秀文脉》第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9]《应元书院志略》“图说·奎文阁”、“图说·山阁木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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