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旧址在广州市二中校内，百年遗憾已难觅，约定之说广为流传

要点清代学海堂址在广州市第二中学内的说法，约定俗成。查阅志籍及实地踏勘，可认定此说法不准确。学海堂旧址应在今越秀公园孙先生读书治事处一带，今越秀公园百步梯可能是学海堂书院内梯级，市二中校址只是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旧址。

清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在广州越秀山麓建成学海堂书院，79年后，光绪二十九年（1903）学海堂因清廷实行教育新制而废，改为阮太傅祠。此来又有百年，时过境迁，实地已难觅学海堂旧址遗构。今人指认学海堂旧址在市二中校址者众，如《广州市志·教育志》《广州旧影》《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越秀山风采》等书均持此说法，二中校庆活动的特刊中也屡屡有此说法。因而，学海堂址在市二中内的说法广为流传，似乎已成为约定之说。笔者先前撰《历代入粤名人》一书中之《阮元传》，也采用此一说法。但是，近日查阅志籍史料，并经过实地踏勘调查，始悟此说法有不准确之处，因重作考证，所见所思录之如下。

现见较为普遍的说法，是说民国18年（1929）广州市立一中以学海堂旧址为校址建筑校舍，抗战时期市立一中因广州沦陷而停办，抗战胜利后，市立一中复办，校址迁往黄沙原市二中校址。沦陷时同样也停办的市立二中，也在抗战胜利后复办，迁往越秀山麓原市一中校址至今。因此，学海堂旧址在今市二中校内。其实，市立一中创办时，学海堂已不存在了。学海堂废，改为阮太傅祠，是早于市立一中创办26年前的事，而这阮太傅祠在民国易元时已被废没。就在学海堂改祠12年后的民国4年（1915），梁启超重返旧地寻觅阮太傅祠，已说是不可复得了。梁启超在《阮芸台先生画像》一文中述及：

阮文达公像在越秀山学海堂之阮太傅祠中瞻礼，……辛亥军兴后，学海堂鞠为茂草。乙卯春余归粤省觐，求祠故址不或复得，像更何有？

可知此时学海堂已片瓦无存。又过了14年，始在越秀山南麓建筑市立一中校舍，后又改作市二中校舍。那么，说今二中的校址就建立于学海堂旧址上，是否就准确呢？这种说法有何证据？学海堂与应元书院是什么关系呢？还需作一番具体考证才能下结论。

且看《学海堂志》对学海堂之环境方位记述。《学海堂志》由学海堂首届学长之一的林伯桐编纂，刻成于道光十八年（1838）。志首刊有署款“香石黄培芳绘”之《学海堂图》。黄培芳，时称“粤东三子”之一，他在道光十八年七月任学海堂学长，《学海堂图》是当时之写实。图中将学海堂前之广州城区象征性地简化在图下方，只突出了珠江、小校场和六榕塔。右下方标出“狮海”及绘有一塔，当为狮子洋及莲花塔。学海堂书院之建构则占了画面之大部分，较为详细地绘出学海堂、启秀山房、文澜阁、至山亭等建筑物，图右上方露出一小段城墙。此图以有限的篇幅，绘出学海堂之方位大势，院内屋宇，主次分明，高下有致，此可见黄培芳构图布局之功力，也为我们今天辨认学海堂旧址方位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学海堂志》开篇《图说》中，首为《学海堂全图说》。据《图说》所言，学海堂辟于越秀山麓，占地甚广，周围筑有围墙。书院中主要建筑物包括学海堂、启秀山房、至山亭；书院后墙外稍东是越王台旧址，再东北是镇海楼，隔墙东邻龙王庙。书院内广栽竹林，梅花夹道，石径盘绕，树阴草色间以石为几席，可见其布局格调追求山林自然之趣。

学海堂东邻龙王庙，从刊刻于同治年间的《应元书院志略》一书中的应元书院图可佐证。据此图所示，建于越秀山麓，自西至东并列，是学海堂书院、龙王庙、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学海堂存在时间是道光四年（1824）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龙王庙是乾隆元年（1736）迁建于越秀山麓，咸丰七年（1857）一度毁于英法联军炮火，同治五年（1866）修复；菊坡精舍，建于同治六年（1867）；应元书院创建于同治八年（1869），光绪二十九年（1903）与菊坡精舍合并改办存古学堂。那么，自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34年时间，学海堂、龙王庙、菊坡精舍及应元书院并立于越秀山麓，《应元书院志略》所刊的图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史实，而不是有的文章所说的这些书院先后举办于越秀山麓的同一地点。

《应元书院志略》明确记载：“书院西邻菊坡精舍，复距学海堂不半里，皆课士地也。”应元书院主体建筑是课士之‘乐育堂’，书院大门外莲池，延袤数亩。“自大门到乐育堂，层累数十级，是于为学有所渐进之义、于登俊为日升之象焉。”这延袤数亩之大莲池，当为今省政府大院之后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之广州城图上，应元书院东界为应元宫道，其地名及巷道至今尚存。而今市二中正门有层累数十级之梯级，宽大规整，这正是当年应元书院自大门至乐育堂之梯级遗制。对比《学海堂志》所绘学海堂图，学海堂的阶梯依山势蜿蜒而上，两所书院，一规整恢宏，一自然归真，这正是应元书院建筑区别学海堂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在《应元书院志略》图中也很明显。以此对照《广州旧影》图册中民国时期市立一中校址旧照规整的梯级，表明这里应当是应元书院的旧址，而不是学海堂旧址。今时之市二中正门入口梯级旁立有一天然石，上镌“应元书院旧址”，署款“清同治八年 公元一八六九年”。石为近年所立，不知何人主张，笔者以为此石所立是很恰当的。

应元书院在晚清教育改制时与菊坡书院合并为存古学堂，并未见有将学海堂并入之记载。学海堂改为阮太傅祠后旋废没，在堂内文澜阁废址上，民国初年曾辟建粤越楼，作为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驻跸之处。民国11年（1922）陈炯明叛军的炮火将粤秀楼夷为废墟。民国19年（1930）于此建了“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光绪五年（1879）刊本《广州府志》之《省城图》，清楚地标出应元书院、菊坡精舍、龙王庙、学海堂的名称及位置，学海堂南向正对着抚标箭道（即今中山纪念堂址）。而菊坡精舍南向正对着莲塘街、卫边街（即今吉祥路）。又，《学海堂全图说》称学海堂“堂后垣外稍东即越王台故址。”越王台一直存在到清代，但今天对越王台故址究竟在越秀山的什么地方已经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了。据徐续考证，越王台故址应当位于今中山纪念碑的东北角11，阮《通志》称“观音阁之东北，为越王台故址。”12观音阁故址今建有孙中山纪念碑。那么，学海堂之北部范围应在孙中山纪念碑以南以下的山腰。(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当年学海堂旧址应在今越秀公园南部孙先生读书治事处一带，今越秀公园之百步梯很可能是学海堂书院内之梯级，而市二中校址当在应元书院和菊坡精舍旧址。

围绕越秀山学海堂旧址在何处的问题，2004年《羊城晚报》上引发了一场论辩。

2004年4月29日的《羊城晚报》刊登了杨万翔先生撰文《阮元在广州》，文中称“阮元在越秀山下现今的广州市第二中学——阮元择址于兹，创办了当时广州的顶级书院学海堂”。

笔者认为，杨先生所说有两处不当，一是阮元并不是在越秀山创办学海堂，而是先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于西关文澜书院内挂出学海堂牌匾，其后于道光四年（1824）才择地越秀山建立学海堂院舍；二就是市二中并非在学海堂旧址上。现由已如上述。鉴于杨文的这两种误识，并不鲜见，为了澄清看法，我对后一问题发表了《学海堂择址何处》，载于2004年5月17日的《羊城晚报》上。

随后，卢洁峰女士也在晚报“读者有心”专栏上发表了《也说学海堂之址》一文。她认为我所说的“学海堂正对着抚标箭道（即今中山纪念堂）。”这句话是错的，因为中山纪念堂并不在抚标箭道原址上。并认为由于前提错了，对学海堂位置的相关推断也就不成立了。学海堂的位置应该在现在的伍廷芳墓园处，而不在今越秀公园南部孙中山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一带及以下。并说百步梯建于1929年，是广州中山纪念堂、纪念碑这个建筑物整体的连接部分，不是学海堂内之梯级。

2004年7月14日《羊城晚报》发表题为《曾是广东著名高等学府，大大提升岭南读书之风——清代学海堂位置之谜揭开》的报道，据报道，热心于解开这一问题谜底的黄泳添先生，在一幅绘于1918到1919年的地图上，终于找到学海堂地址位置的实证。这幅地图居然有当时非常罕见的比例尺和等高线，房屋、寺庙、街道、河流等标注非常详细。依图可看出，“学海堂与镇海楼正在同一轴线上，主体建筑学海堂应在现越秀公园南部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纪念碑一带。学海堂建筑布局追求山林之趣，堂内梯级依山势蜿蜒而上，与地图标示一致，这条道正在如今百步梯南梯位置”。由此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推断是没有错的。

其实，见于清代志籍的一些地图上，也可以见到学海堂的位置。按现在的条件，这方面的地图并不难找到。如清道光十五年（1835）修、同治八年（1869）重刊的《南海县志》上有《县治附省全图》，就可以清晰地见到学海堂的位置。当时学海堂还存在，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图中不仅标出学海堂，还包括堂中重要建筑文澜阁，正对着抚标箭道；又标出学海堂西邻的三元宫，正对着九眼井。这种情况与今天的实际情况还是很容易对照的。从《县治附省全图》可见抚标箭道是很大一片，西邻九眼井，而至今九眼井还保存在原位置上。这说明，纪念堂堂址，从原设计址西移的结果，还是在原抚标箭道址上。卢女士在此问题上判断出了差误，可能是因为将抚标箭道当成一条路。至于纪念堂与纪念碑之间的路，也包括当年学海堂的梯级，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地点相同，加上当年施工时间紧迫，为什么不能利用学海堂原有梯级？两者之间，并非非此即彼。

总之，学海堂堂址准确位置应该明确无误了。但愿今后媒体、论著在这方面的记述不要再以讹传讹。笔者近日实地踏勘百步梯，发现梯级两边的地形，完全可以与学海堂图对照找出一些堂内原建筑物所在位置。路右大多陡峭，因而堂内建筑多在路左。而在路左又分为数个平台，大略可分出当年亭阁位置。历经百余年变化，今日已难索见学海堂旧迹，但在其中一处凉亭边竟发现有弃置于露天的四个花岗岩柱础，从形制看来，有可能是清代旧物，倘能推证出其为学海堂旧物，则应为博物馆所收藏。同时，在学海堂旧址上，我认为还应立有纪念性标志，或者树立起学海堂旧貌全图的砖雕壁画之类，以增加一处张扬广州历史文化的景点，也是对阮元这位引领岭南学风、造福粤人子弟的前辈的纪念。

（本文前半篇载《羊城今古》2004年第1期，后半篇载《羊城晚报》2004年5月17日，题为《学海堂择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