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海堂在清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推动岭南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成绩显著，乃至影响全国，与同为阮元所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并称，被誉为“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18]其办学特点是：不专尚八股、理学，重经文史学之切实学问研究，倡导“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不设山长，推行公举学长、“择师而从”的教学民主制度；因材施教的教学措施；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
有清一代的书院，随着学术思想和学风的变化，大体有此四种类型：一是由明而来讲求理学为主的书院，清初甚盛，至中叶以后渐式微；二是以应科举之用的八股课考为主的书院，这类书院最为普遍，直至清末废科举而告终；三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倡导于清初，至清中叶而盛，由重古文至专重经学训诂，至清末仍有余风；四是注重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书院，这是清末受西学东渐所影响，由书院向学校过渡的一种形态。以八股应试为宗旨的书院，专究制艺，不务实学，窒息士子思想，难以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最终陷入科举制度的泥潭。而专讲性理之学的书院，尊崇和发挥程朱之学，强调维护封建道德伦理纲常的个人道德修养，渐而沦入陈腐僵化和虚浮空疏之弊。因而，阮元创办学海堂时提出“此堂专勉实学”，[19]旗帜鲜明地宣布要摆脱科举时事的束缚，反对理学空谈的学风，以实学为旗帜，培养造就通儒式的学者和能本经术为政治的人才，使这一类型的书院向清中叶的教育界吹入一股清新之气。阮元在道光元年（1821）春给经学家陈寿祺的信中提及，“粤中学术故不用闽，近日生于书院中立学海堂，加以经史杂课，亦略有三五佳士矣。”[20]表明他创办学海堂，意在广东提倡和开创一种新学风。
学海堂既不以追求科举为用，不事举业课试之文，这就使其在教育制度上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首先，书院以培训高层次的人才为重点。因此，学海堂创办初期的办学方式不同于一般书院的聚徒讲学，而是将全省高材生都视为培养对象。阮元提出：“本部堂建学海堂，为课通省举贡生监经解诗古之所。”[21]应课的除广东的举贡生监外，还有各地一些教谕、训导和书院掌教，有类今之研究生院。为鼓励更多的士子向学，还改变原来膏火奖赏的办法，规定“有随课之奖，无常课之额。”[22]这种做法果然有所收效。学海堂悬匾文澜书院时，在那里“收卷宗悬榜”出示考题，汇收考卷，择优评奖，“所有举贡生员奖给膏火一月者，折给银一两。佳卷渐多，学者兴奋，有佳文一卷而发给膏火数月者。”[23]对于诸生的佳卷雅文，选集刊刻，一方面是注重学术成果的褒扬，对学生钻研学术风气的鼓励；另一方面又是倡导、推广实学的一种有效方法。就在粤秀山学海堂落成的道光四年（1824），由阮元选定学海堂师生撰文，刊刻成《学海堂初集》十五卷附一卷。阮元在《〈学海堂集〉序》中说道：“道光四年，新堂既成，初集斯勒。四载以来，有笔有文凡十五课。”可见学海堂从悬匾文澜书院起，就实行季课制度不辍，《学海堂集》是对此前学海堂倡学成绩的检阅，也说明了学海堂之教育活动并非始于道光四年。
粤秀山学海堂落成之后，其主要作用仍在于鼓励广东省学者士子特别是端溪、粤秀、越华、羊城四大书院诸生研求实学、奖励人才的“讲业之公所”。其次，阮元亲自参与课士、出题等活动，身体力行地倡导了实学。当时书院风气，有的山长只挂名却并不到院教导学生，阮元却常常亲自到学海堂与诸生讲课析疑，“凡经义子史前贤诸集，下及选赋诗歌古文辞，莫不思与诸生求其和，归于是，而示以从违取舍之途。”[24]学海堂考试实行季课，主要由阮元或由他临时聘请学者或其他书院负责出题，批改考卷。学海堂开课策问：“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到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元之回回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广东省海舶而来？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国之由疏而密，孰疏？”[25]这样的策问题，既反映了阮元力排科举八股和理学，极倡实学，在教育改革中将自然科学包括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列为实学重要内容的创新勇气，也反映了当时的广州在中西方文化冲突中领风气之先的学术文化特色。对于阮元在学海堂这段长达6年的教育实践活动及其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值得认真发掘研究。
阮元在学海堂的教育活动，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为学海堂制定了著名的《学海堂章程》。其规定内容为继任者所沿袭，为学海堂师生所遵照执行，也屡为研究学海堂教育制度者所引用。必须指出，引用者往往将之作为学海堂创办伊始之章程制度，并作为阮元创办学海堂即有之的教育活动，这是不确切的。《学海堂章程》是阮元总结其办学海堂乃至此前办诂经精舍的实践经验而制订的，以便“堂内事宜应行酌定，以垂久远”。[26]而不是一开始创办学海堂就这么做的。阮元在道光六年（1826）六月十三日接到部咨，奉谕调补云贵总督，第二天，他即向广州府和学海堂发出《学海堂章程》文檄，并要求学海堂“札到即便遵照办理”。[27]章程共8款，前5款主要规定设立八学长而不设山长管理学海堂，季课由学长出题，发榜由学长酌定等，以及课卷俟日按《学海堂集》选刻。后3款主要规定拨沙垣收租以及拨本银一息为学海堂经费和添建小阁藏书、刻集费用。3天后，又追发文檄责成有司严催不得拖欠学海堂经费，提高八学长润笔和堂中膏火。这些都显示了阮元对学海堂长期办下去的关切之心和采取的切实措施。其中，规定“永不设立山长，亦不允荐山长”，设立八学长同司课事，以及对课卷评定甲乙等级散给膏火，是从此开始，也即在阮元离开广东之后才正式执行的。因此，今人不少评介文章说阮元创建学海堂即行八学长制，是将此举提前了。至于原来的山长，虽无明确记载，从学海堂的初期教学活动看，应该是阮元。
学海堂不设山长，设八学长共司课事的章程，虽在阮元离粤之后才执行并坚持下去，但阮元提出这两个原则，对于旧的教育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措。学海堂为官办，是培养高层人才的岭南最高学府，按照惯例，山长必须由官府聘任，这是官方强化对书院控制的做法，却容易产生扼杀书院自由讲学的风气和教育积极活力，而且还给营私舞弊、任用私人造成机会。这在清代也屡见不鲜的事了，“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大守主之。以科第相高，以声气相结，其所聘为山长者，未必尽贤有德之士，类与主之者为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降而州县书院，则牧令不能自主，其山长悉由大吏推荐，往往终岁弗得见，以束修奉之上官而已。”[28]可见设山长之弊端与革除此制度之不易。至于书院教育活动中最重要的季课，由八学长轮流出题，学长中如有出缺，由在位七人公举补额，同样可以使教学不为一家之言、一家所专，保证了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这些原则的制定，是阮元教育思想的体现和大胆进行教育改革的成功举措。正是由于规制严密、方法灵活的《学海堂章程》打下的基础，继任督抚鉴于成宪，率能使学海堂发挥其积极作用，取得可观的教学成就，“岭海人物，蒸蒸日上”。据统计，学海堂主讲名师，先后有55人，学生有著述问世可查者，达300余人，书几千种。对于当时和此后的岭南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曾受业于学海堂的陈澧、朱次琦、廖廷相、桂文灿、汪兆镛、梁启超等，皆一代之名流。张之洞督两广时，慕“甘泉、阮文达之为人，所至以兴学育才为亟”。他在广州建广雅书院即承学海堂之余绪，不举课业，初以经学、史学、理学与经济学4门令诸生分门学习，以实用为依据，一洗旧习。此也可见学海堂影响之深远。至于规定在学海堂书院招收公举专课肄业生、学生可以在八学长中“择师而从”，“各因资性所宜听择一书，专习或先习句读，或加评校，或钞录精要，或著术发明”，那是后任两广总督卢坤的谕令。当然，这其中体现了与阮元办学思想的一脉相承。阮元制定《学海堂章程》革除山长制，规定八学长同司课事以及通过公选补充缺额，对于官办的书院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创举，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民主风气，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发挥主动性。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曾经掀起一个学生要求从学校的教师中自行择师的风潮，而在距此百年之前的学海堂，已能将此列入办学章程，殊为可贵。但记述“择师而从”这一制度在学海堂的开始实施，在未有确证之前，只能说是在阮元之后的事，这样实事求是，才有助于对阮元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实践的研究。
（载《广东史志》2000年第一期）
【注释】
[1]丁守和编：《中华文化大辞典》，学海堂书院，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页。
[2]据张鉴等撰：《阮元年谱》整理，中华书局1995年版。
[3]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89页。
[4]夏修恕：《〈皇清经解〉序》。
[5]陈华新：《广东的书院》，载香港《大公报》1985年7月18日。
[6]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页。
[7]香港亚东学社：《学海堂志·出版说明》，香港龙门书店1964年版。
[8]何国华：《清代岭南的最高学府——广东学海堂》，载《广东史志》1994年第2期。
[9]《广州百科全书》“学海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1页。
[10]曹思彬等编著：《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广东百科全书》“学海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5页。(www.xing528.com)
[12]陈东辉：《阮元与学海堂》，《文史》第41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
[13]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4]《学海堂志·学海堂》。
[15]《阮元年谱》卷6，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46页。
[16]《阮元年谱》卷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3页。
[17]阮元：《〈学海堂集〉序》。
[18]李国钧：《清代考据学派的最高学府——诂经精舍与学海堂》，载《岳麓书院通讯》1983年第1期。
[19]《学海堂志·设学长》。
[20]阮元：《致陈寿祺》，收入陈寿祺《左海文集》卷首。
[21]《学海堂志·文檄》。
[22]民国《南海县志》卷10。
[23]《阮元年谱》卷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3页。
[24]吴岳：《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学海堂集》卷16。
[25]阮元：《学海堂策问》，《研经室续集》卷3。
[26]《学海堂志·文檄》。
[27]《学海堂志·文檄》。
[28]戴钧衡：《桐乡书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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