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教育机构确切成立于嘉庆二十五年

“广州学海初设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原附于文澜书院之内。道光四年迁建城北粤秀山下。”（引自《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3]）

本文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这么多的引文，是为了说明这么多的较为权威的工具书或学术著作在这个问题上的记述竟然如此混乱，对阮元办学实践及学海堂的研究不能不造成影响，对这一问题予以澄清确有必要。

以上四说，从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六年相差七年。阮元在广州办学海堂时间有多长，涉及其办学影响有多大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学海堂创设于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创办学海堂及直接的办学活动（阮元离开广东之后对学海堂仍有过问和影响）长达6年多；如果学海堂创设于道光六年，那么，阮元在创办学海堂不到半年之后就离开广州了，尽管他在此后仍关心和过问学海堂的管理和教学，但影响毕竟不同，所以，确证阮元创办学海堂的时间，对评价阮元在学海堂办学过程的作用关系重大。

上述四说中，以道光四年说最为普遍，除了《广州百科全书》《广东百科全书》等书采用外，香港东亚学社《学海堂志·出版说明》因附在《学海堂志》之前，也颇为权威。此说言出有因。道光四年（1824）九月，阮元在粤秀山择地开工，建学海堂，同年十二月，建成学海堂，“堂在周垣之中，三楹九架，东西南三面深廊环绕，两旁别有画栏，其北余地，连接地山，若为山房。前导者堂阶。”^[14]道光四年说，源出于此。但是，此处所说的建成学海堂，实际上是学海堂的书院建筑，作为阮元创办教育机构的学海堂，其实是创办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www.xing528.com)

《阮元年谱》（原名《雷塘庵主记》）系阮元之弟子、门生及诸子合撰，是了解阮元生平弥足珍贵的可信的历史资料。该书卷五、卷六记载阮元嘉庆十九年至道光九年（1814—1829）的活动，由跟随在阮元身边的次子阮福所撰。卷六记述道光四年九月“福侍大人到粤秀山觇地，欲建学海堂，遂在山半古木丛中定地开工。”“十二月，建学海堂成。堂为三楹，前为平台。”据此，则粤秀山学海堂址建成于道光四年是肯定的。但文中说到粤秀山建学海堂的理由是“盖因连年以经古课士，士人之好古者甚多，而学海堂惟在文澜书院虚悬一匾，并无实地，是以建堂于此，实有其地而垂永久焉。”^[15]这说明学海堂存在于粤秀山建堂之前，只不过原来是悬匾于文澜书院（址在太平门外下九甫绣衣坊），自身无实地。但也不是虚有其名，开办数年，受课之士人甚至多，才有必要择地建堂办学。又据同书卷五，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初二日，开学海堂，以经古之学课士子。手书‘学海堂’三字匾，悬于城西文澜书院。”是处加按：“学海堂加课仿抚浙时所立诂经精舍之例，专课经史诗文。”^[16]显然，“学海堂”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是阮元创办于嘉庆二十五年，而且有实实在在的教学活动，并非虚设。学海堂创办于嘉庆二十五年说才是准确的。必须指出，《学海堂志》述及之“学海堂”有双重含义：一指学海堂书院，如谓“本堂向来请事于大宪，俱用申文。若因事文移各州、县，俱用平行”；一指学海堂之建筑，如“辟堂于此，缭以周垣，……堂中远眺，海门可见。堂阶南出循西而下行……”。这里所说的学海堂，是学海堂书院内专设以课士的主体建筑，其他建筑还有文澜阁、启秀山房、至山亭。堂以书院之名得称，有的研究者将建筑与书院混淆，这是导致学海堂创办时间多说的主要原因。

《学海堂记》记述的是学海堂在粤秀山麓建院舍后的教学、管理规制及设施。其下限一直记述到同治年间，因此就此记看，很容易造成学海堂书院创办于道光四年的错觉，香港亚东学社为此记再版撰说明，因有学海堂道光四年创办于粤秀山之说，却未注意到《学海堂记》中有一处记述其实已经交代了粤秀山学海堂之渊源：“仪征公于嘉庆丁丑持节督粤，迨辛巳，政通人和久矣，始设经古之课。”辛巳年为道光元年（1821）。则是证明了阮元设学海堂早于粤秀山筑堂之前。道光元年与嘉庆二十五年相差仅一年，这年误差还是可以理解的。还要指出的是，学海堂悬匾文澜书院时的教学活动与粤秀山建成书院之初的教学活动其实大致一样，只是在道光六年阮元即将离粤之前定下了《学海堂章程》才有所改变，下文将涉及于此，但因《学海堂章程》及设学长之事在道光六年，有的研究者由此又误认学海堂创办于道光六年。《阮元与学海堂》的作者则是把学海堂建成时间与悬匾时间混为一谈。

阮元是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广州接任两广总督的，阮元热心办学早已出了名，那么，为何抵粤两年多才有创办学海堂之举呢？这同他治粤的经历有关系。嘉庆末年，大清盛世已渐显转折衰败之势，广东面临列强武装侵扰、境内治安不宁的动荡局面，阮元抵粤之后，先是忙于检阅水师、视察外洋及澳门夷市形势，奏建大黄窖、大虎山炮台，加强抵御外敌之海防以及禁鸦片。接着往粤东、粤西、广西等各处阅兵，又设法诱缉净尽海边小盗船。其间还有审断广西地方大员互相攻讦之案。两年多时间，把这些燃眉之急的外忧内患的大事理出个头绪，然后才有可能亲力亲为办学，随即将开办学海堂之事摆上议事日程。正如阮元自述：“余本经生，来总百粤，政事之暇，乐观士业。”^[17]这也可见他对办学视为已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