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时外国传》：珍贵史料羊城钩沉

朱应、康泰出访活动的重大收获，是将考察见闻撰写成书。回国以后，朱应写了一本《扶南异物志》，可惜已经失传，惟书名见录于《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康泰写了一本《吴时外国传》，原书虽已佚，但部分内容因被引用而散见于《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史记正义》《史记索引》《通典》《文选注》《白孔六帖》《太平御览》《事类赋》等古籍之中。仅从引用书籍之多，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珍贵的史料价值。诸书中题名不一，如《太平御览》作《吴时外国传》《吴时外国志》《扶南土俗》；《艺文类聚》作《吴时外国志》《扶南记》；《通典》作《扶南传》；《水经注》作《康泰扶南记》《扶南传》。前人经过考证，认为《吴时外国传》为该书总名，其他可能是该书子题或传抄者以意分之，后人沿袭所致。

《吴时外国传》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著作。朱、康同时代人万震撰《南州异物志》，稍后的郭义恭撰《广志》，均参考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的记述。正史《南齐书》《梁书》《南史》编纂南海诸国传，均以之为重要依据。除了对扶南重点记述之外，《吴时外国传》还记载了31个古国与地区，即日南、波辽国、都昆、金陈国、林阳国、奴后国、顿逊国、迦那调洲、波延洲、诸薄国、薄叹洲、北护洲、马五洲、耽兰洲、巨延洲、斯调洲、毗赛国、拘利口、加营国、蒲罗中国、天竺国、担衭国、优钹国、乌文国、摸跌国、究原国、舍卫国、伽尸国、大秦国、安息国、滨郍专国。我国最早记载中国与东南亚海上交通的古籍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但《汉书·地理志》只记载6个古国，而且既没有方位，又无里程，考证起来相当困难。《吴时外国传》中所载的多数国家则记有方位与路程，如“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余里到金陈，”；“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等等。因此，尽管对这些古国具体在何处至今说法不一，但可以由此考出大致分布在今天的越南、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一带。除了方位与里程之外，《吴时外国志》还记载了许多古国和地区的交通、物产、贸易、人口、风俗、气候、服饰、宗教、工艺等情况，从而为我们考证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名，研究东南亚、南亚史及南海交通路线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该书还记载了涨海（中国南海）、恒水（印度恒河）、火洲（在印度）的自然情况。

《吴时外国传》对南海交通也存下了宝贵的史料。例如对航线的记载，《太平御览》引康泰《吴时外国传》，谓“从加那调州乘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人大秦国也”。^[13]大秦是中国古籍对古罗马帝国的称呼，康泰最早记载了从海路至大秦的航程日期。又如，古代往来东西的海舶，原来已有中国舶、天竺舶、波斯舶之称，从《吴时外国传》又知有扶南舶。见于《太平御览》的引文云：“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广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或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康泰《扶南传》还述及南海深洋的情况，说：“涨海中，倒（疑为‘到’）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14]“涨海”指交、广南面广远处的大海；珊瑚洲底的盘石，当指西沙群岛一带的暗礁。上述情况，有可能是康泰出使时使船经历或康泰得自外舶之传闻，无论何种情况，都是吴时已有海舶来往南海，通经涨海的确证。

据朱应、康泰所记述的散见于古籍的佚事，并考同时人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不仅可以考知今东南亚、南亚以及西亚的数十个古地名、国名以及它们的某些情况，还可以研究古代的南海交通。如自典逊至顿逊陆行800里至句雅，有学者考证是通过马来半岛中腰地峡的记录；从隐章至筠冲航行三四万里至期调，学者考证此为从麦加东航到斯里兰卡南部的航道。

《吴时外国传》比较真实地记载了1700多年前的古扶南国的政治、法律、风俗、物产、造船、贸易、交通对外关系等，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的名著。隋唐以前，柬埔寨本国没有留下自己的历史记载。研究柬埔寨古史，主要靠中国史籍。在《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新唐书》中均设有《扶南传》。而这些正史所据的古史材料大多来源于《吴时外国传》。研究柬埔寨史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史籍中最先提到扶南王国的是康泰的著作，并认为中国史学关于此国古史之记载，多采自康泰、朱应使扶南后之撰述。柬埔寨古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得助于《吴时外国传》。例如，关于扶南国的开国国君，该国流传的神话，是说一位名叫持蒂跋摩的农民，砍死了在瓜田私摘胡瓜充饥的国王，后来持蒂跋摩成为柬埔寨本国第一位国王，但这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在逻辑上也说不通，既有国王被杀死，其后又何来第一位国王。《吴时外国传》最先记载了1世纪混填在扶南建国的情况，至今为世界上多数学者所赞同。《南齐书》《通典》说混填是“激国人”，《梁书》称其为“徼国人”，其实“激”为“徼”之误，徼的意义是檄徼，即“外国人”，所以还是说不清。《吴时外国传》具体记载扶南立国之君混填为“摸趺国”人。尽管摸趺国的方位目前在学术界仍存在马来说、爪哇说、印度说等几种观点，但它为学者研究扶南建国时的国际关系以及进一步探讨摸趺国位置提供了难得的史料。《吴时外国传》还述及扶南国混氏王朝、范氏王朝诸王、各类刑事诉讼、“头尾似鱼”的扶南大舶、扶南的方位、气候与土俗等。1956年2月，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访华时曾说过，高棉人于公元1世纪开始建立有组织的国家，这是根据中国使节康泰和朱应的记载。又说：“由于中国古代的朋友们的介绍，世界其他国家知道了柬埔寨的文化、风俗、习惯和历史，在这些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有康泰和朱应以及13世纪末叶的周达观。”对朱应、康泰的通使扶南及其著述作了高度的评价。

由于史载不详，对于朱应、康泰的出使，还有一些具体情况未搞清楚。朱应、康泰出使在吕岱治交州的时间（226—231），据《吴时外国传》所述扶南国的情况，其时国王为范寻，范寻在位时间为245—251年。前后相距最短时间也有15年之久。因此，有学者认为吕岱遣使的那一次是朱应、康泰之前另一次；也有学者认为朱应、康泰出使长达一二十年时间。对于这个历史之谜，目前尚未能解开。但有的问题可以展开探讨。首先，《梁书》中载吕岱平定交州之后，“遣从事南宣国化”，而孙权“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从事为州之佐官，由州长官自辟，是遣使活动中受命的地方官吏，这个从事当为更为熟悉情况的交州从事。而从事“南宣国化”与“宣化从事”的称号，并非偶然的巧合。以交州为起点出使南海，旨在南宣国化，是孙、吕遣使的共同点，而不是什么军事行动。从遣使的身份看，孙权遣使有从事，也有中郎，说明使团是由朝廷和地方分别派出带队官员的，作为国家对外交往，除非朝廷授权，使团领队没有朝廷官员是讲不通的。而吕岱遣使只述及从事，因为吕岱身份只是刺史，只能说他派遣从事。这次使外活动，应是孙权下命令，而且会有朝廷官员参与带队的。至少可以断定，孙、吕遣使的活动性质是一致的，不管是一次还是多次，启航点当在交州州治番禺。东吴使者从交州启程赴南洋的推论，从康泰著作佚文也可以觅见蛛丝马迹。《水经注》引载：“又近推得康泰《扶南传》，传昆仑山正与调合。如《传》，自交州至天竺最近”。^[15]可为佐证。其次，朱应、康泰的活动，从散见于古籍的《吴时外国传》佚文可以得到确证，可以确定朱应、康泰是东吴时派出往南海诸国的友好使团的领队人，而且是迄今所知的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友好航海活动的仅有两位有名有姓者。他们的事迹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南海交通史上的价值意义应得到充分的肯定。至于朱应、康泰出访的准确时间及是否有多次出访的使团的问题，因史料不全而暂时阙如，也不影响上述两个结论。

（载《羊城今古》2000年第4期）

【注释】

[1]《汉书·地理志》。

[2]王长庆：《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载《论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杨万秀、钟卓安主编：《广州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www.xing528.com)

[5]《梁书》卷54，《诸夷列传》。

[6]《三国志》卷47，《吴志》卷2。

[7]《梁书》卷54，《诸夷列传》。

[8]《梁书》卷54，《诸夷列传》。

[9]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页。

[10]《梁书》卷54，《诸夷列传》。

[11]白寿彝总主编、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9页。

[12]《晋书》卷3，《武帝纪》。

[13]《太平御览》卷771。

[14]《太平御览》卷69。

[15]《水经注》卷1，“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