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移民时称中县人，以秦军为主体，其成分为秦军士卒以及由秦朝将领改任的官吏。据《史记》所载有三批入粤移民：
第一批，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以适遣戍。”[1]“略定扬越……以谪徙民，与越杂处。”[2]这批徙民人数，据《淮南子》所述为50万人，现代学者也有分析大约为10万人的。关于秦谪徙民，《文献通考》谓：谪以徙边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3]七种中商人与市籍（商贾的户籍）有关的占了四种，这对其后岭南人的重商及善于经商，或许有所影响。
第二批，秦始皇二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4]人数不详，以同期徙往北边筑长城的人数作参考，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
第三批，赵佗“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5]
由于番禺的政治、军事中心地位，三批中县人当有相当一部分居此。
番禺在秦入岭南之前，是一处越人聚居中心。1999年11月广州北二环高速公路工程在萝岗镇萝岗村马窿和龟岗、火村小朗锥林岗发现先秦文化层堆积，有陶窑、墓葬、灰坑、柱洞等遗迹。遗迹面积达10万余平方米，遍布几个小山岗，出土大量陶器、石器，专家判断其为距今3600—2200年前，相当中原商周时期到战国时期，“表明萝岗一带是南越国以前先民重要的聚居地点。”[6]京珠国道主干线广州东二环施工在萝岗镇勒竹村园岗发现以石块筑壁的越人墓，随墓出土约30余件具有典型特征的越式陶器，生产工具有纺轮和砺石，全然不见汉式器物。[7]
南越立国后，越人势力仍很大，尉佗接见陆贾时“魋髻箕踞”，说明他在衣饰上入乡随俗。赵佗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实施“和辑百越”的政策，南越国以番禺为都，必然推进了这里的中县人与越人的融合。(www.xing528.com)
2.将中原的礼制文化传入番禺
在政治制度、礼乐制度、语言文字等方面都带入了中原文化。
南越王墓出土有“文帝九年”勾鑃一套共191公斤，勾鑃为古代祭祀和宴饮时用的乐器。又有石编磬八、十枚各一套，是雅乐中不可缺少的乐器。此墓中出土4000多颗墨丸，是我国第一次出土数量最多的汉墨。赵佗《上汉文帝书》则是今见岭南地区最早的汉字文书。《广东新语》称其文“辞甚大醇雅”。南越王墓西耳室铜壶内竹签墨书“金滕一□”，滕袋是盛装图书的囊袋。2005年1月20日《羊城晚报》消息，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工地考古工地一口南越国时期古井中出土一大块厚30余厘米的淤泥块，从淤泥块顶部剥离下19片古木简，为广东考古首次发现。
3.在历史上首次确立了番禺在岭南的政治中心地位
《晋书》载：“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8]《水经注·泿水》谓：“东南一尉，西北一侯”。[9]岭南三郡以南海郡为政治中心，秦军平越统帅兼行政长官。说明秦朝在岭南的政治统治、行政管理未能走上正轨，主要靠军事手段进行统治。南越国立都更进一步明确了番禺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当然也带来其他方面的影响，如兴建番禺城，被今人指认为广州建城之始。
南越国传5帝93年，对奠定广州城的历史地位有重要影响。粤人不忘其功。在南越王庙内建尉佗楼。唐代诗人许浑《尉佗楼》诗赞曰：“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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