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广州城旧称中蕴含丰富的历史内涵，值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进一步深察。
△南武城可能是避入南粤的越人以越地旧称名新城；也可能是赵佗将南海郡改称南武郡而易称郡治；还有可能是先秦已筑有南武城，赵佗增筑后沿旧称而易郡名。
△楚人未直接统治岭南腹地，南越“事楚”“臣服于楚”“属楚”是属国关系。南越国建朝汉台以表臣服，楚庭似可作同解。
△探索五羊神话传递的历史信息：一是与楚国有关，羊图腾是楚人一支之图腾；二是五羊衔穗可视为先民从游牧转向农耕的象征。作五谷囊随五羊像悬之，是最早之祭谷神。
△秦兵入粤之前，番禺至少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部落聚居地。（链接：1999—2000年在广东萝岗发现南越国前的大面积先民聚居遗迹。）
广州城亦称五羊城、羊城，广州最早是作为一个州名出现的。三国孙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之南海四郡所置，治南海郡番禺县，自此始有广州之名。番禺作为广州治所，以后得称为广州城。广州城在历史上还有过番禺城、楚庭、南武城等称法，明清时期广东志书有所记载。明嘉靖黄佐《广东通志·舆地志》：“楚亭郢在番禺”。“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后任嚣、赵佗增筑之，在郡东，周十里。”明万历郭棐《广东通志》：“开楚庭，曰南武。”广州城诸名称中，只有番禺之称已为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故1995年广州市政府经征求专家意见之后，确定以秦平南粤后修筑番禺城为广州建城之始，并于是年举行了建城2110年的纪念活动。对广州城的各个别称之中分别蕴含丰富的历史内涵，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仍值得进一步深察。
关于南武城 持南武城说者指认其为广州建城之始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州城”条下引注：“旧图经广州城始筑自越人公师隅，号曰南武。《吴越春秋》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后楚灭越，越王子孙避入始兴，令师隅修吴南武城是也。”始兴是三国孙吴甘露元年（265）置郡，治所在曲江县（今韶关市）。此处“避入始兴”作南下入粤解。然《吴越春秋》为东汉赵煜所撰，赵煜生卒年不详，《后汉书》载赵煜所著《吴越春秋》曾为蔡邕所读，蔡邕卒年为东汉初平三年（192），当时尚未有孙吴之国，更未有始兴郡。而今见《吴越春秋》为大德十年（1306）刊本，则《吴越春秋》的这段记述可能是后人添加的，只是添改的时间至迟在元代，这条信息还是比较早的。“南武城”是吴王建来监督越人的，址在浙江的娄县。从地名学理论上说，广州城始建成时，有称“南武城”的可能性。正如钱穆所说的“古人迁居不常，由此及彼，往往以故地名新邑……挟故乡之旧名以肇锡兹新土，……”[1]建城者为越人公师隅，公孙隅以在越地已有的地名作岭南新城名称也未不可。《古本竹书纪年》载：“魏襄王七年，越王使公孙隅来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万、犀角、象齿”。《今本竹书纪年》也有类似内容。郭《通志》将公孙隅与公师隅视为同一人，则这位公师隅为越之重臣，越亡之后，入粤流寓，建岭南之南武城。以往考古界据考古所见及对当时岭南社会文明进程的分析，推论说秦平岭南之前，广州未有建城。但以近年在深圳屋背岭发现的商代较大规模墓地和在博罗横岭山发现的先秦（相当于两周早、中期）大规模墓地分析，秦平岭南之前，在岭南有可能出现方国、古城，则南武城说也不能断然否定。
南武城之命名还有一说。《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州府”条“秦置南海郡，后赵佗据其地”下注：“图经云，尉佗谮据，改南海为南武，自称南武王谬。”关于赵佗改南海（郡）为南武（郡）之说，未见于他处。赵佗立国，仿汉政制，在南越国国内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即以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不悖的制度。但郡一级建制并非悉依秦制。如《史记·南越列传》称：“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瓯骆也。”此即废象郡分置交趾、九真二郡。这说明南越国承秦之郡县制，但在郡县的设置上都有革新。赵佗立国初时自号南越武王，后曾自尊号南越武帝，因而也有可能将南海郡改称南武郡。
综上所述，广州始建城时称南武城之原因有二说，一是避入南粤的越人之后以越地旧称名新城；一是赵佗因自称武王、武帝而将南海郡改称南武郡，他所扩建的南海郡治番禺城，即史籍所谓“赵佗城”（这肯定是后人所指称，当时是不可能这么称法的），当时亦随郡之易名南武改称南武城。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秦平南越之前已筑有南武城，赵佗入主之后增筑之仍沿用旧名，并以之易郡名。
关于楚庭说 说到楚庭，不禁想到成语“三人成虎”。有的事，说的人多了，也就像真的一样。只是经不起认真推敲。与楚庭有关的一个人名是高固。清人顾祖禹在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写道：“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这段话，妙就妙在“相传”二字。就是说，顾祖禹相当负责地表明了，他对这段故事不负史实的责任。再看看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为高固所立的条目，他说：“高固，南海人，周显王时，以才能归楚，为楚王相”。又说，“裴渊曰：南海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之祥”。屈大均也十分慎重，他不把五羊的事当为已言，而是引用了晋人裴渊的话。迄今所知，裴渊的《广州记》是涉及高固与五羊的最早的文献，裴渊的《广州记》已佚，这段话是宋代的《太平御览》引载《广州记》的，后来的种种说法，都源于此。《广州记》撰于晋代，离楚威王也有五六百年之久了。更何况，楚威王时，岭南还是蛮荒之地，何以冒出一位能做“东方第一大国”（见晚会《千古疑云说“楚庭”》一文）的相才，就更难信其实了。然而，既有人云，必有亦云，这事就代代相传下来。大家都这样抄下来，事情差不多就当真了。也偏偏有叫真的，清代大学者、两广总督阮元主持编纂的《广东通志》，是把高固作为列传之第一人。阮通志照录下了明人黄佐《广州先贤传》一书中的《高固传》，也提及五羊衔谷于楚庭之事。大概是黄佐本人对高固其人其事也不相信，他后来著《广州人物传》，就没有收入高固的传。对于高固的事迹，阮志并不是照录了事，而是在传后附了一段评说，说是高固任楚相，应该是在楚都郢，当了楚相，还回来蛮荒的粤地干嘛？“岂有去郢适粤之事耶？后人因此附会。固为南海人，实无确据也。”话都说到这份上，高固的传说是姑妄听之还是作为信史，就不须赘言了。
要说楚庭，必先解字义。古之“庭”字，可解为宫室和堂前地坪，即所谓中庭。也可解为官署朝廷。“庭”“亭”相通。秦汉时的亭，指的是道旁供行人停留食宿的处所，也是一种基层行政单位，所谓“古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想来这具有公共建筑功能的亭子和基层行政单位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或许，亭长就在这亭子中办公。
楚庭说之来由有四种说法。一是西周说。《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引唐《通历》：“周夷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杨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距今2800余年。二是春秋说。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宫室始于楚庭”，“筑庭以朝楚。”距今2600多年。三是战国说。晋裴渊《广州记》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郭通志卷三称“粤服楚，有楚庭，即今郡城”。距今2300余年。熊渠伐杨越、熊恽镇夷越，事皆见于《史记》。《史记·楚世家》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说明熊渠这次伐庸、扬粤的行动仅限于长江中游地区，此处之扬越不是岭南。熊恽镇夷越时，“楚地千里”，此时楚国交战的对象仍在长江以北。楚庭、高固均不见于《史记》，而且此说之楚庭究竟在楚在越也有不同看法。四是西晋说。北宋《南部新书》载：西晋滕修为广州刺史，未到州域，有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故广南谓之五羊城。
以上四说均无法得到确证，楚庭之说始终是一个悬谜。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楚是一个古老的南方大国，商代时曾是商之同盟国。然而，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诸侯还常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楚所在的江汉流域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黄河流域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战国时期楚国的经济文化教育在某些方面确实超过了中原地区。西周时，逐步强盛的楚与周不断冲突，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一再提到周人“伐楚荆”“伐反荆”之事。楚子熊渠势力向南扩张已到两湖。楚成王熊恽一方面受命拱服南卫，“南卷沅湘”[2]，一方面与中原群雄争霸。从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制青铜“鄂君启节”铭文，知鄂君乘舟南达洮阳（今广西全州县境），楚南境地已达今广西北部。《后汉书·南蛮列传》具体记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此苍梧与洞庭相对，当指今湖南宁远县南之苍梧山。不断扩张的楚国疆域，既已占有湖南，对岭南的政治军事势力影响及文化交流当然日趋密切。有考古学家指出：“考古发现的材料与文献记载楚国势力向南发展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湖南省尚未发现春秋早期的楚墓，已发现中期楚墓一百多座，主要集中于长沙，南部的衡阳亦有发现。战国时期楚墓的发现总数在二千座以上，绝大部分仍在长沙地区，但南部也不少。湖南楚墓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楚国势力逐步向南进展的历史事实，春秋中晚期楚国之势力和影响确实已经达到湖南南部及广东地区”。[3]因此，将楚庭看成战国时期南越臣服于楚的象征性建筑是有可能的。从历史文献所载，楚人始终未直接统治岭南腹地，南越与楚的关系，是“事楚”“臣服于楚”“属楚”的关系，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属国关系。赵佗所立的南越国与汉王朝的关系，表面上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属国的关系，实际上大致保持的也是这么一种关系，汉朝并未派出军队或官员管理南越或监国，唯使者来往而已。南越国为了表明臣服于汉而建了座朝汉台，对楚庭似可作同解。
关于五羊城 五羊城或羊城之称，缘于五羊传说。《太平寰宇记》：“周时南海有五仙人，衣五色衣，骑五色羊来集楚庭，各以谷穗一茎六出留与州人，且祝曰：‘愿以阛阓永无荒饥’。言毕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城因以名，故又曰仙城、曰穗城，皆以此也。”五羊传说生动美妙，表达了人们心中祈盼广州“永无荒饥”的良好愿望，因而得以流传，并使羊城成为最为广州人所接受的别称。学者们更为关注的是神话中积淀的史实。今见关于五羊传说的最早文献是晋裴渊《广州记》，有“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五羊衔谷于楚庭”的记载。揭开神话的面纱，从这一记载上可以得到这些历史信息：一是五羊传说与楚国有关。羊图腾是姜姓炎帝族的图腾，而楚所在的两湖地区，是炎帝神农的传说流传最广的地区。楚姓芈，“此以羊为图腾也。”[4]羊图腾是楚人一支之图腾。二是传说之五羊衔穗有深义。可以视为先民的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向农耕的象征。故而崇拜五羊，同时还作五谷囊随五羊像悬之，是最早祭谷神之一种形式。五羊传说虽然早就见于记载，但祀五羊神的广州五仙观，一直到了宋代才见于文字。宋人古成之诗句有“拨破红尘入紫烟，五羊坛上访神仙”，已体会不到五羊传说之本色，浑然是道家者言。北宋的蒋之奇、郭祥正皆有诗以五仙观为主题，说明五仙观是城中一处胜境。而唐代诗人的咏广州诗中未有提及五仙观。高适《送柴司户充刘卿判官之岭外》诗有“海对羊城阔”句，此为“羊城”一词之首见。李群玉《登蒲涧寺后二岩》诗有“五仙骑五羊，何以降斯乡”句，却未有关坛庙的记述。因此，五羊五仙之祀，当始于宋代，这与宋代民间崇拜风气日盛，北宋统治者大力提倡道教有很大关系。(www.xing528.com)
关于番禺城 在广州的古代诸称中，有可靠的史迹和文献可证的，当推番禺城。番禺作地名，最早出现于《淮南子·人间训》，秦平南越，分兵五路，其中“一军处番禺之都”。但这里说的“番禺之都”是否就是处于岭南腹地之番禺城，学术界未取得共识。在广州的秦、南越国考古发现，多次出现“番禺”字样，“番”字多写作“蕃”。1953年在广州西村石头岗出土一号秦墓漆盒上烙有“蕃禺”二字（《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南越王墓中有一鼎盖刻划“蕃禺，少内”字样，鼎腹刻划“蕃，少内”字样；一鼎沿上刻划“少内，蕃”字样。香港东汉后期墓砖上有“番禺”铭文。[5]可见“蕃”到了东汉时才去草头。秦设南海郡治于番禺县，县城因得名番禺城。“番禺”一词，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徭梁，徭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此处“番禺”何解，学者有人名、部族名二说。此外，《山海经·海内南经》载“桂林八树在贲禺东”、《山海经·南山经》载“南禺之山”，对其中之“贲禺”“南禺”何解，学者有即番禺与非番禺二说。据《水经注·泿水》：“泿水东别径番禺，《山海经》谓之贲隅者也。”古书用字常用同音假借，故说贲禺即番禺，然也。这也说明番禺这个词是个古词。同时，番禺还是个南方土语的古词，古谚有云：“北人不识番禺，南人不识盩厔（音‘周至’，陕西土语，山曲曰盩，水曲曰厔）。”
作为地名的番禺何解，众说纷纭。一是“番禺县有番、禺二山，因以为名”。[6]古代广州城内究竟有没有番、禺二山，学者也有不同看法。然而这一说法早已有之。《大清一统志·广州府·番山》称：“《后汉书·地理志》：‘番禺县以有番山、禺山得名。’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条，是则《大清一统志》所引当为范晔之前的谢承《后汉书》。二是“今入城东南偏，有水陵，城倚其上，闻此县人名之为番山。县番禺，傥谓番山之禺也。”[7]三是据《周礼·秋官·大行人》：“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及尹知章注《管子·侈靡》：“禺犹区也”，因释番禺为“岭外蕃国蛮夷之地”。[8]四是考番禺为南方古语，按壮语可译为“越人的村”，按古越语如《越绝书》所记古音可译为“咸村”，即盐水或咸水到达的村落。[9]五是据《淮南子·恃君览》“扬越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兜之国，多无君。”这些无君之国或许就是一些部落军事联盟。有称驩兜即为《山海经·海外南经》之驩头，或曰驩朱国，“驩朱即番禺异语，疑即番禺国。”[10]此因土著语言异译所致，即百越中已有番禺国。以上各说，莫衷一是，但从秦在岭南设初郡时立番禺县以及定为南海郡治，且以此处设东南一尉统辖岭南三郡看来，番禺在秦兵入粤之前至少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部落聚居地，而且显示出其扼江海交汇处之地利，此后经历两千年岁月流逝而不衰的考验。
（载《寻根》2002年第6期）
【注释】
[1]钱穆：《再论楚辞地名答方君》。
[2]《淮南子·兵略训》。
[3]徐恒彬：《试论楚文化对广东历史发展的作用》，《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4]姜亮夫：《楚文明点滴钩沉》，《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屈志仁：《李郑屋汉墓》，香港1970年版。
[6]《初学记》引《南海志》。
[7]《水经注》卷37，“泿水”。
[8]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镇海楼论稿》，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9]曾昭璇：《番禺地名考》，《岭南史地与民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曾昭璇：《番禺地名考》，《岭南史地与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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