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和辑百越与冼夫人怀集百越的异同对比

要点

△本文为参加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2005年1月在电白召开的“冼夫人文化与建设文化大省”学术研讨会而撰。

△南越国赵佗推行的民族融合，从总体上说是入粤秦军的越化而不是岭南越人的汉化，是北人入粤之初历史条件下的必然；冼夫人推进民族融合，是汉化而不是俚化，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赵佗是岭南民族融合主要的肇其端者，冼夫人是主要的毕其功者。他们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为岭南的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冼夫人是岭南历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以往的研究多着重于其在维护祖国统一和开发粤西南，促进民族团结上的贡献，本文将其与赵佗开越之事迹从历史作用的角度上加以对比，探讨冼夫人致力于岭南民族融合以推进粤地特别是粤西南汉化过程中的贡献，认识岭南开发的历史规律以及冼夫人自觉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岭南开发的重要历史地位。

岭南的民族融合进程开始于秦平岭南。秦平南越，南越立国，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开始了在岭南通过政治力量促成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从秦到南北朝约七百年间，在岭南的民族融合进程比较缓慢，秦徙中县之民与百越杂处，直至南北朝时，仍为“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1]。从南北朝中期至隋代约百年间，民族融合的进程得以大大加快，这个进程的实质是汉化的进程，这其中，冼夫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南越国时期与南北朝时期，在岭南同样是民族融合，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赵佗的“和辑百越”是越化，冼夫人的“怀集百越”^[2]却是汉化。

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活跃在粤西、粤西南的是当地的土著民族。赵佗建立南越国，其稳定政权的中心问题是采取什么民族政策。先秦时期生活在岭南境内的先民，是属于百越的南越、骆越和西瓯等民族。南越族的分布地区，在今广东中部和北部，大体与后来的广府民系分布地区相符。骆越族生活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地区和越南北部。西瓯在今广东西部及其以西的广西东北部地区。今海南省亦为瓯、骆居地。入粤秦军统帅屠睢采用军事暴力，“三年不解甲弛弩”^[3]，落得惨败身亡的下场。后来的秦军将领任嚣、赵佗采用“和辑百越”的策略，取得了进军岭南的胜利。有两点值得提出来。一是打败尉屠睢的是越人中的西呕（即西瓯）人。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4]所谓瓯人的“君”、“将”之说，可能是后来修史者从中原社会的角度对少数民族部落联盟首领的称呼，但是这说明当时的西瓯人社会组织已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有相当的战斗力，则是可以肯定的。瓯、骆的社会进程应相近，他们的军事联盟氏族制度都十分顽固，西江流域出土的战国墓在岭南同时期的墓中是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也反映了骆族军事氏族社会之颇具规模。因而，秦军入粤必然受到顽强的狙击。而秦军在南越族地区未见有受到激烈抵抗的记载，原因应是南越族社会与中原及北方文化接触交流在秦军南下之前已较为密切。在番禺地区有“楚庭”之说，秦向岭南军事行动一开始即有“一军处番禺之都”的说法，秦平南越后选择番禺为岭南政治中心，设南海郡治于番禺，当然是因为此地具备基础条件。因此，粤中的南越人活动地区与粤西的瓯、骆人活动地区，处于不同的社会进程，有不同的文化底蕴。二是南越国立国期间，推行的是“和辑百越”的政策，其根本原因在于入粤中县人（秦时对中原汉人之称）与本地民族相比，人数要少得多，赵佗政权要巩固下去，这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入粤秦军人数，史载不详，按《淮南子·人间训》的说法是50万大军，显然是夸大了的数字，现代有学者研究认为大约不超过10万之众。加上在战争中所损减，其数字还要大大减少。秦军以及后来的受汉化影响较大的南越国上层的生活习惯，与岭南地区广大地域的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水平及习俗显然悬殊。南越国的上层政治架构虽然搬用了秦汉的政治体制，而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则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特别是民族融合非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秦朝以及南汉时期的入粤中原人在岭南的直接控制区是有限的，推行这种影响的能量也是有限的。秦制设郡守、尉、监，以分别行使行政、军事、监察权，而在岭南三郡中只设南海郡尉，称“东南一尉”。^[5]桂林、象郡情况不详，不过，可以肯定配官只会比岭南郡更不健全，这说明在岭南尚未能依照内地实行正常的行政管理，需要以军事管制手段进行统治。分析一下秦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的地域，大致是依照南越、西瓯、骆三族活动地域范围考虑的，这说明当时的划郡是把民族分布的原因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的，而不是随意划分的。选择南海郡作为岭南首郡，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南越族在政治层面上接受中原文明比瓯、骆更容易些。尽管如此，南越族的人数、势力使中县人不得不予以和辑，脱下军装，而且曾为秦县令的赵佗改以越人服饰，让越人参与高层政治事，任用越人为官，鼓励汉越通婚，诸多因素使南越国统治集团中上层成员的血统结构逐步发生了变化，岭南土著人在南越国统治集团中地位也明显上升。因此，在南越国内，民族融合是越汉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产生双向变化：对于越人来说，有汉化的表现；对于中县人来说，有越化的表现。但就社会风俗、文化传承而言，总的趋势是越化。

西汉灭南越国之后，以至东汉、三国时期，岭南社会接受中原文明的汉化过程继续进行，瓯、骆族与汉文化融合的程度，较之南越族与汉文化融合的程度始终有差距。汉朝重新划定郡县，南越族分布主要在南海郡，西瓯主要分布在郁林、苍梧郡，即今广东西部，而骆越族主要在合浦郡，即今广东的西南部。合浦郡设徐闻、高凉、临允三县，高凉包括今阳江到高州一带。《旧唐书·地理志》载：“茂名，州所治，古西瓯、骆越地，秦属桂林郡，汉为合浦郡之地。”^[6]三国东吴时，南海、苍梧治域基本不变，而将合浦郡分设高凉、高兴、珠官三郡，说明了这一带人口有较快增加，经济发展较快，而且战略地位加强。但分布在这一带的人口仍然是当地的土著民族，这一时期主要是俚、僚民族。俚与僚都是以骆越为主体发展而来的。《隋书·南蛮传》：“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迤，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7]近代学者尤中说：“对于僚，我同意很多人的说法，即是雒的音转，乃‘越种也。’”^[8]俚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至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征侧、征二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注曰：“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9]既称“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则俚族在交趾、桂地及粤西南是连成一片的。吴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载曰：“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王，自古及今，弥历年纪。”^[10]这一片地区在先秦为骆越所居，可以说明俚族是由骆越族为主体发展而来的。在岭南地区，俚、僚大多杂处，故史籍多将“俚僚”联称。《南史》载：“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炽，前后屡为侵暴，历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帅陈檀归顺，拜龙骧将军。”^[11]以上说明，直至南北朝，在原先秦时期分布着瓯、骆族的岭南地区分布着僚、俚族，他们是由瓯、骆族发展而来的。这也说明了土著民族仍是岭南的主要居民。

三国、南朝时期的岭南俚、僚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汉化，已有列入编户之民，故史籍将当时尚处于较为落后状态的僚人称之为“生僚”，以区别于编户纳赋的僚人。但俚僚人数众多，豪族势力又盛，封建政权并未能牢固掌握统治权。从吴至南朝初时，对俚族的赋税征收既多而频，军国所需，连接不断，剥削过重，俚人反抗不断，征剿也不断。黄龙三年（231年），孙权将交州刺史吕岱从交州召回时，吴合浦、交趾太守薛综恐继岱者不当，向孙权上疏奏曰：“今日交州虽名粗定，尚有高凉宿贼；其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界未绥，依作寇盗，专为亡叛逋逃之薮。若岱不复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检摄八郡’方略智计，能稍稍以渐能治高凉者，假其威宠，借之形势，责其成效，庶几可补复。如但中人，近守常法，无奇数异术者，则群恶日滋，久远成害。故国之安危，在于所任，不可不察也。窃惧朝廷忽轻其选，故敢竭愚情，以广圣思。”^[12]所谓“高凉宿贼”，指的是高凉郡的俚人。以此可见高凉之难治及战略地位之重要。这种情况直至南朝之初仍旧如此。《宋书》有南朝宋时“泰始三年，（羊）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今广东德庆）太守，领军伐俚，思道违节度失利”，“时龙骧将军陈伯绍率军伐俚”等记载，^[13]可见刘宋时岭南汉俚关系之对立，汉人政权对俚人征而不服。这种情况至南梁未得到多少改善。梁高凉太守冯融，“本北燕苗裔也。初，冯弘之南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14]说明冯家虽三代为粤西南地方主官，却无法在治域树立起权威，其阻力来自于他们是外来人。正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冯氏选择了与俚族首领冼氏的联姻。《北史》称：“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15]冯融选择俚族首领冼夫人为媳，首先着眼于其“有志行”，从冯融的角度反映了冼夫人的政治态度。冼夫人后来之所为，可以说明她的志行，就是深明大义，运用她的政治才干，在复杂多变、动荡不定的政治局面中，坚定不移地维护岭南的稳定和国家的利益，着力于推进岭南民族的汉化。在历代史籍上，冼夫人的名声显然要比冯家族显赫得多，其原因除了冼夫人个人的决断魄力之外，更主要的还因为当时的岭南尤其是粤西南，俚僚的势力相当大，冼夫人充分利用了她作为俚人首领的威望和号召力，所起的作用远在三世为守牧的冯家之上。

分析冼夫人的所作所为，可以见到，她没有将自己的行为囿于家族的利益上，也不限于眼前的利益，而是目光远大，胸怀开阔，致力于民族的和睦，着力于以当时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民族的封建礼制文化同化本族。首先是在俚族中大力推行汉族的封建礼法，用汉族的封建统治法令来约束豪强大姓。冼氏在岭南是极具影响力的豪族，“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16]由于战乱，这一时期的人口统计很不完整，按梁方仲据《宋书》统计，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广州高凉郡7县只有1429户8123口，同一统计中广州138县也只有4万多户近19万人口。^[17]这个数字虽然只包括编户人数，显然也是偏低的。但是在当时的粤西南地区，冼氏家族之势众足以左右局势，应是可以肯定的。冼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这说明冼氏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其多筹略，善用兵的本领，显示了其出身于俚僚豪族特殊身份所受的不同于汉民族大家闺秀的教育。而其贤明、讲信义的优点，则显示了她同时接受了汉族传统礼教的教育。这正是当时处于汉民族与俚僚民族杂居地的高凉地区少数民族豪族家庭的特定背景，也是推行汉民族封建礼教过程的现象。她本人则体现出民族融合的良好素质，在家族中乃至本民族中广树威德，建立了威信。“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18]其次是与冯姓联姻，使俚僚族与汉族的融合更前进了一大步。冯冼联姻，使冼夫人的身份由俚族首领而变成为郡守夫人，由俚族妇女变为汉家媳妇。冼夫人以这种特殊身份去推行封建礼教和推进民族的汉化，强化了封建统治。联姻之后，“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19]再次，冼夫人利用其联姻之后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特殊的社会关系，更多和更大限度地参加政治活动，成为岭南地区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在处理汉族统治政权与俚僚族的关系上，既阻遏了统治者对俚僚族的欺压，又利用其自身威望招抚民众，缓和了民族矛盾。入隋以后，“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俚僚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僚，所至皆降。”^[20]

赵佗的“和辑百越”与冼夫人的“怀集百越”，看来都是重视民族融合的政策，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从政治上看，同样是在天下大乱时自保，但赵佗在秦末天下大乱之时闭关绝道，自立为王，割据为帝，以后虽然宣布归汉，但南越国自治之独立性仍然很强，赵佗归汉以后，建有朝汉台，每逢朔望登台遥拜，以示朝汉之诚，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南越国对内称帝，直至二主赵眜自称文帝，已有象岗山陵出土帝玺为证，说明赵氏称帝之心固在。即使后来汉文帝以怀柔政策重新招抚南越，赵佗“弃帝制黄屋、左纛”，表示要“长为藩臣，奉贡职”，其实是“服岭以南，王自治之”。史称：“其居国，窃如故号；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21]说明其实行的是对内称帝和对天子称侯的“双轨制”。冼夫人则明确表示她只是保境安民的“一片好心”。在陈朝已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圣母”的情况下，一旦中原争鼎尘埃落定，冼夫人立即决定归附。冼夫人数历改朝换代的动乱时期，“世为南粤首领，辖部十余万户”，又与入粤后三代为地方长吏的冯家结为婚姻，完全有条件割据自立，伺机而动。陈霸先之所以得以扫除障碍出岭称帝，就离不开冼夫人的鼎力支持。但冼夫人始终奉中原为正朔，接受中央政权的任命封赠，并将历朝赐物盛在金箧之中，珍藏库里，在家人一年一度聚会时，将其陈列庭前给子孙瞻看，谆谆告诫他们应以赤诚之心服事天子，说是：“我服事三朝之主，无非是一片好心，现在存放这些赐物是我忠孝之报。希望你们记住我的这番话。”其专心诚意于忠孝无疑出自内心。冼夫人奉行的“忠孝”观念，完全是汉化的传统观念。

从风俗上看，赵佗鼓励汉人与越人通婚与冼夫人出嫁冯氏似乎相同，但越化与汉化的趋势也有明显区别。陆贾入粤说越归汉时，初见赵佗是椎结箕踞，这是越人的打扮与习俗。赵佗上书汉廷，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以外臣和岭南蛮夷首领自居。汉越通婚的趋势是越族的势力加强，南越丞相吕嘉“相三王，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吕氏与宗室联婚的结果，是“其居中国甚重，粤人信之，多耳目者。”^[22]吕嘉虽然为三代南越王之相，但最终却因为反对南越王朝向汉廷要求内属而发动了政变。是见南越国的越汉联婚固然是民族融合，但从发展结果看，越化重于汉化。赵佗身后，“瓯骆相攻，南越动摇”^[23]这说明“和辑百越”的政策未能坚持始终，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融合的方向问题。冼夫人在与冯氏联姻之后，加强了用封建礼制对家族的约束，不仅不参与地方势力反对中央政权的分裂活动，而且大力支持朝廷的平叛，甚至于大义灭亲，将临阵不愿与叛乱豪族陈佛智交战的孙子冯暄关押起来，改派冯盎出战。平叛之后，不顾年近古稀，不怕劳顿，亲自披甲乘马，率车骑陪同隋朝的诏使巡抚岭南诸州。这一时期对俚僚汉化的影响甚大。冼夫人活跃于岭南的政治舞台几十年，促进了粤西南地区乃至更广地区的俚僚族与汉民族的融合，推动融合向加速汉化的方向发展。魏晋时期普遍存在的俚人，隋唐以后在历史典籍中的记载已渐渐减少了，大多融于汉族之中。冼夫人历经梁、陈、隋三朝，冯家在岭南的影响和势力则一直延续到唐代，1983年底，在电白发现冼夫人第六代孙墓，从墓志铭落款时间，在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墓主人的官职曾任潘州和恩州刺史，^[24]此为史籍所不见载，说明冯氏家族在粤西南任一方大员已历三个朝代而延至九世，自冯冼联姻起也有六世之久，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以后俚人少见于史籍，与冯、冼二大家族之联婚及推行汉化不无关系。唐代对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羁縻州府以治理不断分化的各民族，“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自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二”，^[25]这九十二州全部分属桂州都督府、邕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其地域在今广西及越南境内。至于在广东境内，已不设羁縻州，只在海南儋州置洛场县，振州置落屯县，在琼州置曾口县，用少数民族首领为世袭长官。这说明广东境内大部分地区，汉化程度已相当高。这与此前冼夫人致力于民族融合及汉化是分不开的。宋初的《太平寰宇记》所载岭南各族情形，实际上是唐、五代时期的史实，共记俚人七处，其中广东仅有雷州一处，余六处皆在广西境内及其与广东相邻之地。^[26]此时俚人在广东的分布已不是跨州连郡，而是星星点点，可知广东西部俚人已基本消失，绝大部分与汉人及其他民族融合。《太平寰宇记》载：“征侧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云志》云：凭恃险远，隐伏崖障，恣行寇盗，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唐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文通经史，武便弓弩，婚嫁礼仪颇同中夏。”^[27]这里说的及于唐朝，岭南道风俗发生变化，“婚嫁礼仪颇同中夏”，正是民族融合，俚僚汉化的真实写照。

南越王国之后至西汉之末，岭南的统治重心转到粤西，由瓯、骆族演化而来的俚、僚族成为粤地重要的政治势力，这段时间岭南地区放慢了汉化进程，史书中记载的在粤地致力于封建礼教开化的州吏，基本上都是东汉初期。《后汉书》记载九真太守任延、交趾太守锡光，针对老百姓“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的情况，“教导民夷，渐以礼义”移风易俗的事迹。九真、交趾与粤西南地域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该传称：“领（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28]那么，这种移风易俗的事，范围就包括粤西南。地方官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做法，从任延、锡光起至三国末期，“由此已降，四百余年，颇有似类”。^[29]东汉以后，扬越、越等称谓才逐渐从史籍中消失，代之以平民、县人、吏人等。而至南朝末，广东西部基本纳入郡县，基本完成了俚人地区的封建化过程。俚人酋帅被任命为新置郡县各级地方官员，着汉服，学汉语，读汉书，在很大程度上遵守国家的法度和礼仪，与汉人通婚也更为频繁，俚人的社会很快过渡到封建社会。冼夫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示范作用和加速作用是重大的。总之，南越国的民族融合，从总体来说，是对入粤秦军的越化而不是岭南越人的汉化，这是由于北人入粤之初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而冼夫人所推进的民族融合，是汉化而不是俚化，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顺应历史潮流的做法。如果说赵佗是主要的肇其端者，那么，冼夫人可以说是主要的毕其功者，他们在各自所处的历史条件下，为岭南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载《岭峤春秋——冼夫人文化与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06年编印）

【注释】

[1]《北史》卷九一《列女·谯国夫人冼氏传》。

[2]《北史》卷九一《列女·谯国夫人冼氏传》。

[3]《淮南子·人间训》。

[4]《淮南子·人间训》。

[5]《晋书·地理志》。

[6]《旧唐书》卷四一《地理志》。

[7]《隋书》卷八二《南蛮传》。

[8]尤中：《汉晋时期的西南夷》，《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www.xing528.com)

[9]《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注。

[10]《太平御览·四夷部六》卷七八五。

[11]《南史》卷七八《林邑国传》。

[12]《三国志·吴书·薛综传》。

[13]《宋书》卷五四《羊玄保列传》附。

[14]《宋书》卷五四《羊玄保列传》附。

[15]《宋书》卷五四《羊玄保列传》附。

[16]《北史》卷九一《列女·谯国夫人冼氏传》。

[1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

[18]《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19]《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20]《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21]《隋书》卷八〇《谯国夫人传》。

[22]《汉书》卷九五《两粤传》。

[23]《汉书》卷九五《两粤传》。

[24]广东省博物馆、电白县文化局：《广东电白县霞洞墟唐墓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25]《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

[26]《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一至一六九。

[27]《太平寰宇记·岭南道一·广州》。

[28]《后汉书》卷二〇六《任延传》。

[29]《三国志·吴书·薛综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