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秦统一岭南”这一常见的说法其实不当，应该说“秦平定岭南”。
△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建立三郡是凭据南越、骆越和西瓯的百越支系分布格局。
△秦平岭南之前，岭南社会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番禺已形成一个规模特别大的居民聚居地，成为秦建南海郡治之先决条件。
常言道，约定俗成，但是，有的话，却未必讲的人多了就成立。例如，《简明广东史》中就有“秦统一岭南与南海诸郡的首置”这样的小标题。[1]在此标题下文中述及：“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国60万军队攻灭楚国，驻军湘桂桂赣粤边界，‘因南征百越之君’。……约于公元前225—前224年（秦始皇二十五至二十六年），便统一了岭南。”且不说此文中述及的楚军“南征百越之君”是对相关文献的误解，[2]本文引用此例，旨在说明“秦统一岭南”的提法，出现在如此权威的著述中，可见此说被公认及采用的程度。事实上，在今时各博物馆的陈列说明词及不少出版物中，“统一岭南”（除了“秦始皇统一岭南”，还包括“汉武帝统一岭南”）的说法屡见不鲜。
“统一”一词，是指事物归于一尊，形成一体。如说“统一全党的认识”。至于用于行政区域，应当是“谓国家由一个中央政府统治，没有地方割据”[3]，不能用于指国家的一个局部区域，如不能说中央政府或中国“统一了香港”，只能说香港主权回归；不能说“秦统一了六国”，只能说秦兼并了六国或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不能说南下的人民解放军“统一了广州”，只能说解放广州。奇怪的是，迄今所见，除了说“统一岭南”之外，“统一”一词未见用于别的地区，而对使用“统一岭南”的说法，使用者竟信口说出，信手写来，未有不妥之感觉，未知是否因为岭南在历史上被视为化外之地，而当时对于秦来说是拓疆之举的缘故。其实，拓疆也不宜采用“统一”为动词。
秦平岭南之前，岭南既不属中原政权之地方区划，也不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地域。那么，秦平岭南之前的岭南社会，是什么状态呢？
对于未有文字记载的那段人类历史，只能依靠考古发现作为实证和后来的文献记载作为旁证进行推理。据考古发现证实，先秦时期的岭南还不是一个地方政权全面控制的地域，但却也不是一片空白的无人区或完全蛮荒之地。在这里，不仅有着土著的先民文明，一样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变迁，乃至居民具有善舟楫、能渔猎的特点，成为硬陶烧制、水稻种植的一处领先发展之地。与来自内地及海上的外部文化的交流力度，也超出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历史总有其发展规律，不妨从最先在岭南设置行政区划的秦的区划，反思当时划分区划与建立地域中心的前提条件，想见这些区划划分的依据及原来的社会状况。
秦在岭南推行郡县制，设立三郡。这是《史记》《汉书》明确记载的，是岭南地区最早设置的行政区划。凭什么划分如此三郡，而不是两郡或四郡？
首先是，秦军越岭之前，岭南社会已循着历史发展的轨道，在外来文化的推动下进入了青铜时代。《广东通史》指出，先秦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居住东南和南方沿海的“越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位于苏南和浙江一带的越人建立了吴国和越国，并参与了大国争霸的行列。其他地区的越人也很活跃，已产生产生‘君’‘王’，并互相征伐兼并”。[4]在广东各地考古发现的兵器和礼器，证实这一论断。说明广东自商末已出现早期青铜器，至上世纪90年代，已出土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一千余件，包括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器、乐器和其他杂器。其中有的本地制造的特征很明显，“由此可以证明古代广东地区在石器时代之后确曾有过一个独立的青铜器时代”。[5]出土的战国各墓青铜兵器中，以粤西的质量为上。如罗定铜钺铸后经加工硬化增强了硬度；广宁青铜刮刀，采用高锡铸造，并经激冷处理，硬度高，韧性好。肇庆松山大墓出土的“插心剑”，使用合范铸成，先铸剑脊，再接铸剑刃，坚韧锋利。这种“插心剑”在始兴等地也有出土。[6]这一情况还证实了，各地的文明发展程度和模式并不一样，形成不同的越族支系，秦军过岭后，在粤西遇到最顽强的抵抗，正是因为当地有特别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较为先进的装备。
百越在岭南的较大支系主要有南越、骆越、西瓯三支，其分布情况如下：
秦军进入岭南之前，岭南已有骆越、西瓯之称，它们既含于扬越（或南越）概念之内，同时也可以区别为扬越或百越族中的两个支属。当时骆越的生活地区是在今广东雷州半岛一带和今广西钦、廉等南部地区，西瓯在今广东西部及其以西的今广西东北部地区。今海南岛亦为瓯、骆居地。故除瓯、骆居地外，今广东境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南越族分布地区。当然，这三者在地域上既相邻，又犬牙交错，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混杂，并不纯一。此外，粤东潮、梅地区也有南越与闽越的杂居地带。[7]
秦平岭南之后所置三郡，基本上与上述三个支系分布地区吻合，这不会是偶然吻合那么简单，应当是当局者对地域情况有所了解之后的决策。换言之，秦军入岭南，已面临着明显特征的三个地域板块的政治格局（这一政治格局的形成，当然有着更深的地理条件、本地文化发展途径与接受外来文化影响区别的不同条件），以此作为划分置郡的依据。关于秦平岭南的过程的文献只能拼装出一幅残缺不全的图画，可以知道秦军进军岭南这么幅员辽阔的战场各处情况不一，现时能看到的历史的描述，有《史记·南越列传》《淮南子·人间训》。据后者记述，“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分兵五路进军岭南，以当时秦军能出动的兵力，以及对付岭南需要出动的兵力，此数字之不妥显而易见，究竟是作者有意夸大其词，还是把守军与进攻之军均统统统计在内，还是流传的文字之讹，已无从确证。但所述的战略态势与战局变化，当有依据。这场战争打了几年，“三年不解甲弛弩”[8]，“旷日持久，粮食绝乏”[9]。战争一开始，在西线就有“一军处番禺之都”，[10]在东线遇到强烈抵抗，主帅被杀，伏尸流血。考古发现先秦在粤西的兵器已较多使用青铜器，而粤中至环珠江口的考古发现更多是石器。这些情况，证明了岭南各地社会情况不同，政治、军事情势不同。直到今时，广东境内不同板块的文化、经济区别还可见三郡划分之端倪。
值得探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秦平岭南，择定番禺为南海郡治所之址，而且因以秦军入岭统帅设置南海郡尉，权力高于其他两郡，形成《晋书》所言的“遂定南越，以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11]的权力格局。番禺作为南海郡乃至岭南政治中心所在地，此后成为历两千年城址不迁、贸易不衰之名城。那么，秦以前，岭南并未有一个一统岭南的权力中心，秦军凭什么从一开始就能准确地择定此地呢？
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先秦时期的番禺已形成一个规模在岭南算得上特别大的居民聚居地，成为秦建南海郡治之先决条件。江海交汇固然是番禺城被选择为南海郡治的地理条件，但如果此地原先没有大量居民，秦军在此的活动，就会成为没有征服对象、统治对象、使用对象的军事行动，是不可能被指定作为岭南如此广袤地域的政治中心的。这一推论，有诸多考古发现为论据支撑。今广州市北面萝岗及华南植物园飞鹅岭，东面增城及毗邻的东莞、南面南沙，西面毗邻的西樵山，都有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人类活动遗迹，说明这一带人类活动频繁及人口兴旺。仅以1999年11月至2000年3月在萝岗马隆和龟岗（北二环二十二标段）、火村小塱锥林岗和萝南文墙场下岗（二十四标段）的调查、勘探和发掘为例，此一带勘探面积101956平方米，发掘面积7660平方米，发现先秦、东汉、南朝、唐宋、明清等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表明萝岗一带是南越国以前先民重要的聚居地点。其后南朝至明清时期一直都是广州城外的远郊村落”。[12]西樵山文化以生产数以万计小石器以供交换之用的特点，更是雄辩地证明了这一带在史前的人烟之盛。有人说，在今越秀区址的城中心区没有发现先秦的遗址，那是因为，先秦的生活遗迹无非是些简陋的居住点的地面设施，作为两千年不变遗址的城中心，早就折腾得不见迹影了，更何况还有地形水陆变迁。在广州城内弹丸之地的南越王宫苑的地域，竟发掘出113多口水井，其年代从秦代到近现代[13]，绝对可以作为此处是早就聚居大量居民的宜居宝地之明证。(www.xing528.com)
（载《文史纵横》2013年第2期）
【注释】
[1]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王翦灭楚后，乘胜所征百越，是位于长江流域之越，为楚江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会稽郡治所为吴，即今江苏的苏州。与此同时，王翦之子王贲与李信率兵“破定燕、齐地”，这是引灭楚之兵北上，兵锋指向今山东、河北。故此次“征百越”，未及岭南。
[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5页。
[4]方志钦、蒋祖缘主编，汪廷奎本册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5]莫稚：《广东青铜器时代述略》，《南粤文物考古集（1995—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75页。
[6]方志钦、蒋祖缘主编，汪廷奎本册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126页。
[7]方志钦、蒋祖缘主编，汪廷奎本册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159页。
[8]《淮南子·人间训》。
[9]《史记》卷一二〇《平津侯主父列传》。
[10]《淮南子·人间训》。
[11]《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
[12]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13]《南越宫苑遗址》（下），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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