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在《羊城今古》上围绕秦平南越是“和平进军”还是伏尸遍野之役之争辩，持续三年，争鸣双方各执一词，笔者时为《羊城今古》主编，撰此为刊物此次讨论告一段落小结。
△要彻底解开秦平南越这个历史之谜，还须假以时日，除了考古新发现，还须借助于各学科的综合考察。未有确凿定论之前，要允许各说并存。
△开展学术争辩宜广纳、宜谨严、宜诚挚、宜平和。
（一）
秦灭六国之后，北击匈奴、南征越人，成为其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行动。由于史载不详，对秦平南越军事行动的时间、方式，留下了一连串不解之谜，是研究岭南古代史、开发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历史学家将他们的研究视野转到第一个中华大一统帝国版图的形成时，自然不能忽略秦平岭南的这一环节，这个题目是大题不是小题。
遗憾的是，公认为正史的古籍对这段历史疏于记载，因此，《淮南子·人间训》中的一段详述，就被广为征引，今见史学大师论及这段历史，多本于此。
尚钺著《尚氏中国古代通史》云：
公元前214年，又发曾经逃亡的人、赘婿、贾人南侵南越，开拓了桂林（广西）、南海（广东）、象郡（广东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在南越，秦军曾遭遇到越人的长期顽强抵抗，损失达数十万之众，将官尉屠睢亦被杀。始皇因此又派遣大批戍卒，驻防南越。[1]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称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县境）之岭，一军守九嶷（今湖南江华境）之塞，一军处番禺（今广州）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境）之界，一军结余干（今江西余干境）之水。三军（按：“军”为“年”误，见《淮南子》原书）不解甲弛弩。’（原注，引自《淮南子·人间训》）秦军击败了闽越的抵抗，以其地置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攻南越的秦军，也占领了番禺。只有西线的秦军遇到了西瓯人英勇顽强的抵抗。为了解决秦军转饷的困难，监禄率卒在湘水、漓水间开凿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沟通了长江和珠江水系的交通。在秦军和西瓯人的战斗中，西瓯译吁宋和秦军统帅尉屠睢相继战死。三十三年，秦始皇又谪发内郡‘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增援，征服了西瓯，在南越、西瓯故地及其相邻地区建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并继续征发人民前往戍守。这样，几十万北方农民就留在那里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珠江流域。”[2]
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主编的《中国通史·秦汉时期》在引述了《淮南子》秦发卒五十万分五军及《汉书·严助传》有关记述之后，称“秦军兵分五路，水陆并进，但抵达南越后，却遭到了南越和西瓯人的顽强抵抗。……秦军经过残酷而持久的激战，‘三年不解甲弛弩’，才打败了南越，攻占了番禺。但西线的军队仍继续受到西瓯人的阻击。特别是军粮的转运受阻，致使秦军粮食匮乏，无力作战。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秦始皇乃命监御史禄（史称监禄或史禄）凿渠通道，修成了灵渠。……灵渠大约修成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一工程的兴建，直接解决了军粮转输的困难。秦军得到沿湘江、经灵渠运抵岭南的大批粮饷与物资的接济，才得以深入西瓯继续作战，杀其君译吁宋，基本控制这一地区。在此基础上，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继续‘略取陆梁地’，即攻占岭南，并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郡（治临尘，今广西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3]
作为高校文科教学参考书的《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对这段历史记述为：
前214年 丁亥 秦始皇三十三年
△击南越 灵渠建成，粮道已通，始皇征发逃亡者、赘婿、贾人为垦卒，攻取南越（今岭南地区），设桂林、南海、象郡；迁罪犯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人杂居。[4]
张传玺主编的《简明中国古代史》、周谷城著《中国史稿》以及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对秦征南越之事十分简略，近乎一笔带过，均未涉及战事。
之所以不惮其详地列举上述例证，是要说明史学大师们的专著，述及秦平南越所据无非《史记》《汉书》《淮南子》，有的则避开具体记述，在记述上也不十分肯定，甚至有的在时间上说法不一，难免有不严密之微暇。由于史籍语焉不详甚或自相抵牾，又由于著述者们论述范围之广，有此情况实在无可厚非，也说明了岭南学者有责任进一步探索这段历史，使岭南古史的开篇有较为清楚的轮廓，这实在是很有必要探讨和颇有价值的一个课题。
（二）
近三年来，围绕这一课题，《羊城今古》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先在1998年第3期刊出陈乃良、梁元的《秦“一军处番禺之都”新考》，即有吴凌云、李默诸君分别撰文回应商榷。1998年第6期刊出袁钟仁的《伟大的和平进军》之后，李默对“和平进军”说持异议。袁、李等先生又往复商榷，至今已历三载，在《羊城今古》小小的争鸣园地上的这场波澜，为学者所注目。
秦平南越之事，昔人已有异议。20世纪20年代法国汉学家鄂卢梭撰有《秦代初平南越考》，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对此提出驳论，撰成《〈秦代初平南越考〉之商榷》一文，原载于1934年11月出版的《国学论衡》上，倏忽已60余年。吕思勉文中有一段如何看待古代文字之立论，很可为我们今天考证这段历史所借鉴，节录如下：
……鄂卢梭之《秦代初平南越考》，据《淮南子》，秦始皇之用兵南越，即在其初平六国之时，而不知此文，全不足据，盖古代文字用少，事多本于口传，古人又轻事重言，于事实不求审谛，故其传述，往往去事实甚远。此固不独淮南为然。求若存若亡之事，于文献无征之年，此等材料，诚不能舍而不用，然其用之，则非十分谨慎不可，此则凡治古史者，皆不可以不知此义也。余于此事，旧有札记数则，所据材料，略与鄂卢梭同，而其论断，适与相反……。[5]
吕氏这段话，既点出《淮南子》是“本于口传”的古代文字，“全不足据”，“往往去事实甚远”，又提出“求若存若亡之事，于文献无征之年，此等材料，诚不能舍而不用，然其用之，则非十分谨慎不可”，并强调“凡治古史者，皆不可以不知此义也”。可见此论之重要。既然“不能舍而不用”，那么，“全不足据”只能理解为还是有可用之处和要用之时，问题是用时当“十分谨慎”。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两位学者所据以分析的是同一材料，竟然得出“适与相反”的论断，可见立论立场与推论方法因人而异，主观因素作用极大。
《淮南子》《史记》《汉书》这三部古籍的原著者都是汉代人，著述时间离秦朝较近，后世著述述及秦平南越的这段历史多所引用，可以理解。《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集其门客诸儒，杂采先秦诸子之说而成，资料十分庞杂，故吕氏有“全不足据”之论。但书中也保存了不少先秦原始资料，如《天文》篇即为自然科学的重要文献，篇内所引述之前言往事，可裨考史。《史记》为公认的正史，但仍有后人对其缺篇补窜辩伪之说，今人认为其有增窜内容的篇目就包括有事涉秦平南越的《秦始皇本纪》《平津侯主父列传》。[6]脍炙人口的屈原事迹，载于《史记》本传。胡适却说过：“《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他在考证一番之后推出结论说：“补《史记》的人很多，最晚的有王莽时代的人，故《司马相如列传》后能引扬雄的话；《屈贾列传》当是宣帝时人补的，那时离秦亡之时已一百五十年了，这个理想的忠臣故事久已成立了。”[7]对于《汉书》的作者、补作等，后人也有异议。
行文至此，想起又一起历史公案。唐代大文豪韩愈激烈排佛，贬至潮州后与大颠和尚交往甚洽，后人或对此段交往贬褒不一，或对韩愈与大颠来往书信真伪各执一词，竟令诸大家卷入论战。东坡指书信为伪，欧阳修跋以为真，陆放翁谓黠僧投欧公所好伪造，朱熹考定为退之之笔，周濂溪对韩愈此举有微词，陈澧则将韩、欧、朱一起谴责。卷入此公案论战之大家，还有皮日休、王安石、黄东发、杨升庵等。尽管意见对立尖锐，却聚讼纷纭，终无了结。事情发生在唐代，无非是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如此明摆的一件事，都要引起数百年的论战，何况史载不详的发生在比唐代要早得多的秦代之事，争论的分歧如此大，是不足为怪的。对于这场历时三年的论战，倘若寄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期望，是为过高。窃以为，仅从对上述征引古籍的辨识，尚不足据以对秦平南越这一事件下清晰的定论。即就“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句，就使考证各家绞尽脑汁、广征博引而聚讼难平，更例况对覆盖岭南的这场语焉不详的大规模战略行动。诚然，有的论断即证于史籍、文物应是可以肯定的：岭南确实为秦帝国并入了统一的版图，随之推行了郡县制；在广西，至今有秦军解决南下供给始凿的灵渠；在粤东，发现有秦军墓葬群。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说明秦平南越是“和平进军”还是伏尸遍野之役。要彻底解开这个历史之谜，还须假以时日，除了考古新发现，还须借助于各现代学科的综合考察。在未有确凿定论的情况下，要允许各说并存。
（三）
历经三年的这场论战，论战双方接触到一系列的待决之题，有的见解有独到之处，确实有益于探讨秦平南越的历史疑案。不妨将交锋的主要论点聚焦如下（按问题归类，排列按刊载时间，非关主次、正谬之事）。
其一，对“一军处番禺之都”“老夫处粤四十九年”的诠释。
1.“赵佗于秦王政十九年（前228年）入粤”，“从乌江上游转到沅江上游，再转到柳江上游，可沿牂柯江浮船直抵番禺，这是秦军当年通往岭南仅有的可行路径”。“赵佗入粤早于秦征百越”。“这就是《淮南子》所说‘一军处番禺之都’的那一军”。[8]
2.“始皇十九年六国兼并正殷，而楚国则雄踞长江以南，赵佗又以如何指挥大军越过楚界入巴蜀（属楚地）而‘处粤’？”“学者早已指出‘处粤四十九年’乃‘三十九年’的错简。”（原注：麦英豪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处番禺之都’的一军当在今之都庞岭附近，在广东连县”。（原注：参见李龙章《番禺城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广州文博》1993—1995年集刊）。[9]
3.“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六十万军灭楚”，“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随即“‘南征百越之君’。……秦始皇二十六年，屠睢一军已驻番禺，即军事指挥部进驻番禺都会，而军事力量控制了南海”。“南海既定，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上述‘深入越’，即‘一军处番禺之都’，驻军于番禺都会”。[10](www.xing528.com)
其二，对先秦岭南社会形态及秦进军岭南方式的诠释。
1.“岭南在先秦时没有国家、没有城市、没有文字，甚至没有大型村落，因此秦军进驻岭南，没有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抵抗，可以说是一次伟大的和平进军。……对于这个岭南历史上最大的事件，古籍竟有截然相反的记载，为此不能不予以澄清。”“据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说明五个问题：一、秦军进驻岭南没有发生战斗；二、进军时间不超一年，当年就建立郡级行政机构；三、由‘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组成的军队，去‘略取陆梁地’，当然是认为岭南没有强大的敌人；四、……当时岭南没有城市，当然也就没有国家和君主……”《淮南子·人间训》秦征南越的记载，“成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一大怪事。……秦军50万人作为五路分别驻在……，这种军事部署，即使是世上最拙劣的统帅，也不会干如此蠢事，因为它违背军事常识……”[11]
2.“周朝的时候，岭南已有国、有部族聚居的群体，……越人社会情况，秦统一以前，已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阶段……”秦始皇二十五年已征越，“三十三年，‘略定扬越’，置立南海郡及桂林、象郡。这就说八年的艰苦岁月，前三年是有激烈的战斗”。《淮南子·人间训》所载“伏尸流血数十万”一役，“是发生在秦始皇二十九年以前的事。而‘发诸尝逋亡人’……设郡是秦始皇三十三年的事。当然《淮南子·人间训》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有截然不同的叙述。”“秦军分五路驻守，是对越地布防的需要，……如一军处番禺之都，则布防于南海郡各军事要地及郡县治所，并非蠢事。”“总之，秦进军南越是激烈战斗，非‘伟大的和平进军’。”[12]
3.“秦时岭南共有三次大的行动，前两次为军事行动”，“持续时间达八年之久，其结果是和平的（当然也是伟大的），其过程却不是一帆风顺的。”[13]
由上述问题的论辩，还引起对研究岭南古史应采取什么态度，对古籍史料如何看待，伪书的价值与利用，如何利用以及如何建立学术规范、整顿学术风气、在学术争鸣中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等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的古籍，不仅有《淮南子》《史记》《汉书》，还涉及了《竹书纪年》《逸周书》及阮元《广东通志》等。这已超出秦平岭南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举一反三的更为广阔领域的课题了。这都说明了这场争论的深化和课题的推广。
（四）
《羊城今古》编辑部对这场讨论的立场，在去年第四期所载《坚持学术平等，提倡百家争鸣》的述评中已有明确表述。对各位学者热心学术争鸣，积极撰稿，《争鸣园地》诚表谢忱。限于篇幅，也因为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已尽陈所见，这场交锋告一回合。以后，倘有新的见解，再予续载。
此次论争，论者已涉及阐明学术研究的方法、态度问题，思之颇受启示，窃以为学术争鸣有“四宜”，不揣浅陋，在此一议。
宜广纳。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前提是承认和容纳百家存在的事实，然后才说得上争鸣。论者固有主一家之言的立场，也要有听百家之言的涵养和纳众家之长的胸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以人之长，纠己之短，必能进步。倘若执一己之成见，视己见为绝对完美，对不同观点充耳不闻，进而容不得不同声音，学术进步无从谈起。
宜谨严。治学贵认真谨严。观夫今次参与论战的论文，确有立论新颖、研究有创见、广涉博征之作，诲人不浅，但不讳言也有某一立论粗率、言之不慎的失笔，由此而影响到全文的说服力。可见动笔之前，慎思广识十分必要，尤其是参与论战，更要认真思考驳论对方的立意，有理有据，有的放矢，方有益于学术研究。汉代陆贾谓“君子广思而博听，进退循法，动作合度，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14]此言极有道理，要达到“动作合度”的境界，非闻见众而采择谨不可。
宜诚挚。学术研究、学术讨论、学术争鸣，应视一切讨论者以平等。为真理负责而热情执著是治学的动力，但却不能升华为偏激固执。文章贵公允平实，旁人自有公论，大可不必自己急着呐喊，反而让人不堪卒读。讨论中或因持言不慎有涉人格文格之语，其实不必过于介意。有道是“有理不在声高”。立论合理、叙事客观、引证充分，自能服人。将己见强加于人只能适得其反。撰写论文的宗旨在立论，让人看明白，理解你要说的是什么，这就达到初步的目的，至于能否使读者信服赞同，是论文的更高境界。倘若自己的立论后来为更为正确的观点所驳倒取代，应有闻过则喜、有所收获的心情，不以面子论输赢，自会感到慰悦。为自己面子下不来而千方百计去寻求解释，这才是难堪之事。
宜平和。学问是做不完的，认识也没有止境，历史上聚讼难解的公案，有待于众人的努力探索。争鸣要有一种正确的心态，学问是一代人接一代人做下去的，能毕其功于一役当然最理想，一步一个脚印也值得高兴。保持一种平和的心境，以探讨间题为宗旨，持论自能放宽眼界，是非也可客观对待。
（载《羊城今古》2000年第3期）
【注释】
[1]尚钺：《尚氏中国古代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02页。据该书“出版说明”，秦汉部分执笔人为田余庆，定稿时，由翦伯赞字斟句酌推敲。
[3]白寿彝、高敏、安作璋：《中国通史·秦汉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
[4]张习孔、田环主编：《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
[5]吕思勉：《〈秦代初平南越考〉之商榷》，《吕思勉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2页。
[6]引自邓瑞全、王冠英主编《中国伪书丛考》，黄山书社1998年版，第253页。
[7]胡适：《读〈楚辞〉》，《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5、417页。
[8]陈乃良、梁元：《秦“一军处番禺之都”新考》，《羊城今古》1998年第3期。
[9]吴凌云：《也谈秦“一军处番禺之都”》，《羊城今古》1998年第4期。
[10]李默：《李释秦“一军处番禺之都”》，《羊城今古》1998年第5期。
[11]袁钟仁：《伟大的和平进军》，《羊城今古》1998年第6期。
[12]李默：《秦略定南越》，《羊城今古》1999年第2期。
[13]吴凌云：《秦对岭南的三次大行动》，《羊城今古》1999年第3期。
[14]陆贾：《新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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