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羊城古钞》《广东通史》和《简明广东史》都曲解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述王翦“因征百越之君”一役的方位和对象。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王翦率60万秦兵攻楚，进攻方向并非岭南。王翦灭楚后，乘胜所征“百越”，是长江流域之越，为楚江南地。
今人多认为秦始皇平定岭南之前，岭南乃蛮荒之地，实则不然。图为广西春秋时期墓葬出土的“蛇蛙纹铜尊”，其形制与中原铜尊相似，装饰图纹则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10月12日《晚会》刊登的陈小朗《粤人发明最早的游击战》一文（简称陈文），说的是粤人发明了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战争史上最早的游击战。文章强调已向公众开放的南越王宫考古成果展的展览说明，必须有准确的史实，更不能出现硬伤。这个观点我是十分赞成的。不过，陈文在记述历史上也有不够准确之处，本文特提出商榷。
陈文称秦始皇于二十三年重新起用王翦，因此得以在殄灭楚国以后以数十万虎狼之师陈兵岭北，对南越构成威慑。对于这一说法，清人仇巨川的《羊城古钞》说得更为肯定：“按《史记》，秦始皇二十五年遣将王翦南征百粤，悉定其地。二十九年，越人叛秦，始皇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百粤。”这就是说，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已平定百粤。到二十九年，越人叛变才引发秦始皇派屠睢攻百粤。这里出现的“百粤”一词，当指岭南。已出版的《简明广东史》也认同此说：“公元前223年（秦始皇二十四年）秦国60万军队攻灭楚国，驻军湘赣粤边界，‘因南征百越之君’。最先逾岭南进的，是由‘尉’屠睢带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广东通史》也用此说。
然而，《羊城古钞》《广东通史》和《简明广东史》等书都曲解了《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述的“因征百越之君”一役的方位和对象。秦始皇二十四年，秦将王翦率60万兵攻楚，进攻的方向并非意在岭南。此时的楚国都城已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秦始皇起用王翦率秦军攻入寿春，楚亡，以其地置楚郡、九江郡和长沙郡，郡治分别在今河南淮阳、安徽寿县和湖南长沙。
紧接着有“南征百越之君”之举动。楚都既在今安徽，秦军主力与统帅无疑集中于楚国政治中心的淮河流域，远离岭南。王翦灭楚之后，乘胜所征百越，是长江流域之越，此为楚江南地。《史记·秦始皇纪》就记载有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会稽郡治所为吴，即今江苏的苏州。与此同时，王翦之子王贲与李信率兵“破定燕、齐地”，这是引灭楚之兵北上，兵锋指向今山东、河北。征楚秦军何暇顾及岭南？不可能将征楚的几十万军队布列于岭北。因此，秦征岭南当为另一役。(www.xing528.com)
陈文还说秦始皇对岭南用兵是二十九年，这一年“百越叛变”，屠睢领兵南征，他把50万大军分作五路，其中一路是由他亲率直捣岭南腹地，把指挥部驻扎在广州（处番禺之都）。但陈文又说，番禺之都（今广州市原越秀区中心）在秦汉年间并未具备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条件。这些话都有对历史臆测的成分。岭南在秦始皇进军之前，并未有地方政权，更未明确是秦属地，何来叛变？按《淮南子》的说法，秦始皇派军南征岭南，是因为“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
屠睢领兵南征，把50万大军分作五路的说法，并不见于正史，《史记》中提及“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后人考证此处之“佗”字疑为衍字，《史记》并未提及屠睢率多少兵力征岭南。所谓50万兵分五路进军岭南之说，是《淮南子》的说法。陈文不但将两说合并，而且创造出屠睢亲率一路直捣广州的说法，纯属加工。按《淮南子》的说法，屠睢率部在粤西遇到瓯人的游击战所阻，一败涂地，本人也丧了命。
按《史记》所载，汉代番禺是全国一个大都会，并未提及岭南还有另一个都会。陈文说当时广州还不具备作为岭南经济中心的条件，那么，当时岭南的经济中心要具备什么条件就成问题了。
南越王宫考古成果展的说明文字如要修订，确有必要组织专家论证，文字可以写得生动活泼一些，但不能凭推测而改。
（载《羊城晚报》2006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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