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建楚庭，来自三种说法：一是西周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州城条引唐《通历》：“周夷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扬越，自是南海事楚，有楚亭。”距今约2860余年。二是春秋说。屈大均《广东新语·宫语》：“周惠王赐楚子熊恽胙，命之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宫室始于楚庭”，“筑庭以朝楚”。[25]距今2670余年。三是战国说。晋裴渊《广州记》称“广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故图其像为瑞。六国时，广州属楚”。距今2300余年。熊渠伐扬越、熊恽镇夷越，二事出自《史记》，“楚庭”说为后人所附加。高固任楚相仅为传说，此说的“楚庭”在楚在越也有不同看法。三说均无法确证。不过，将广州古时曾否设楚庭理解为楚之政治势力曾否深入岭南来探讨，值得一议。
曾昭璇持楚庭说，认为“番禺属楚时，建有楚亭，《说文》称：‘民所安定也’”。“楚亭即反映番禺为楚国控制下的建筑物。一说楚亭应为楚庭，即为南越事楚时的楚国官衙。近人黄文宽说是楚军驻地名称”。“楚亭是楚国建立在南海之滨的据点，犹今天各省在广州设办事处一样，亦非不可能”。[26]曾氏还进一步提出“先秦番禺之都是由楚亭发展而来，楚亭扩大为吴南武城，再建十里的越南武城，才真正成为番禺城，即由秦军建筑的越城”。[27]
杨式挺持否定楚庭说：“一言以蔽之，‘楚庭说’是缺乏根据的，不能成立的。”“周夷王八年，楚子熊渠伐扬越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肯定与岭南有关系。六国时，‘广州属楚’，应当是指行政区域上属楚管辖，而不是指两地的文化交流”。[28]值得注意的是杨氏在否定“楚庭”说时，认可“广州属楚”说。
楚国是一个古老的南方大国，商代时，曾是商的同盟国。因为楚与周没有血缘、亲戚关系，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诸侯还常把楚国看作“蛮夷之邦”。其实，从五十年代以来大量的考古发掘表明，楚国所在的江汉流域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落后于同时期黄河流域考古遗址的文化发展水平，战国时期楚国的经济文化在某些方面确实超过了中原地区。西周时，逐步强盛的楚与周不断冲突，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中，一再提到周人“伐楚荆”“伐反荆”之事。周昭王征楚，打了败仗，“丧六师于汉”，自己死于汉水之中，[29]可见楚势力之盛。周夷王时，楚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楚向南扩张，势力到了两湖，并乘乱世擅自封王。春秋时，楚成王使人向周惠王进贡，“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由是，楚受命拱服南卫，一方面向南扩张，一面与中原群雄争霸。屈大均认为“于是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焉。越本扬越，至是又为荆越；本蛮扬，至是又为蛮荆矣。地为楚有，故筑庭以朝楚”。[30]《淮南子·兵略训》说楚威王时，楚已“南卷沅湘”。楚南境已囊括沅湘二水流域，包罗今湖南全境。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所制青铜质“鄂君启节”铭文，载有鄂君舟船南达洮阳（今广西全州县境），说明楚南境已达今广西北部。战国初期楚吴起变法，一度“南平百越”，《后汉书·南蛮列传》具体记述为“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此处苍梧，与洞庭相对，应是旧说所指“舜崩于苍梧之野”的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不断扩张的楚国疆域既已占有今湖南，对岭南的势力影响与文化交流就会日趋密切。(www.xing528.com)
徐恒彬认为：“考古发现的材料与文献记载楚国势力向南发展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湖南尚未发现春秋早期的楚墓，已发现中期楚墓一百多座，主要集中于长沙，南部的衡阳亦有发现。战国时期楚墓的发现总数在二千座以上，绝大部分仍然在长沙地区，但南部也不少。湖南楚墓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楚国势力逐步向南进展的历史事实，春秋中晚期楚国之势力和影响确实已经达到湖南南部及广东地区。”[31]1962年和1963年，广东清远三坑镇马头岗发现两座以青铜器为主要随葬品的墓葬，出土的64件青铜器显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初期特征，一号墓定为春秋晚期或稍早，二号墓定为战国早期。徐恒彬认为：“清远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墓葬证明：楚文化的影响至迟在春秋晚期已经达到广东”。继清远之后，又在广东的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冈、龙川、罗定、龙门、揭阳、博罗、湛江、曲江、揭西、惠来、深圳、珠海以及香港等地发现不少青铜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部分寓有本地特色，少部分与广西、云南等地有关，较大部分是来自楚地或与楚国影响有关。广东春秋时期大中型墓葬流行随葬五、六、七个不等的成套铜钟，显然接受楚文化重视礼制的影响。表明了当时岭南受楚文化的影响，已非一般的民间日常生活、生产用具的交流。由此，徐恒彬持“楚庭”说，提出楚庭建立不迟于楚威王时（公元前339—前329年），并说：“公元前387年，楚令尹昊起率师南平百越，已进入战国中期，楚国势力强大，南越臣服于楚，建‘楚庭’以‘朝楚’是颇有可能的。以‘楚庭’为代表的番禺都市的出现，是广东进入青铜器时代，出现阶级之后，政治、经济、交通、贸易发展的结果，进而也促进我国南海地区交通和贸易的发展，使番禺成为珠、玑、犀、象、银、铜、果布的著名都会。因为南海在楚国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楚王说：‘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楚国当时的这些珍贵物产，有不少应是来自广东。”[32]
我赞同上述看法，把楚庭看成番禺臣服于楚的象征性建筑，是有可能设立的，尤以战国时期较有可能性。从历史记载看，楚人始终未直接统治岭南腹地之番禺，南越与楚的关系，是“事楚”“臣服于楚”“广州属楚”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属国关系。赵佗建立的南越国与汉王朝的关系，表面上是中央王朝与地方属国的关系，其实大致保持的也是这么一种关系，汉朝并未派出军队或官员管理南越，唯使节来往。南越为了表明臣服于汉，建了朝汉台，对此，史无异议，对楚庭也可同解。还有一个佐证，倭国（今日本）自西汉以来，即与汉朝往来十分频繁，后向东汉王朝朝贺奉贡，汉皇帝赐“汉倭奴国王”金印，这种臣服关系，一样不是汉军队、官员直接治理。因此，南越与楚的关系，不能认为一定要楚直接统治南越才是臣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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