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与东南沿海古称百越之地，有共同的文化特征，至于“百越”发源何处，说法不一。
传统的说法是“越为禹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子即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公元前323年，越为楚灭，越人南迁又转向西南，遂成百越。《东越列传》《汉书·地理志》均持此说。对此说法也有质疑的，“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16]
近年，福建武夷山发现了据认为夏商时代之船棺，有学者据此提出越人之祖在闽说：“岭西越人是从岭东迁来的，岭西部落的首领的世系最早也应追溯到无余君。”“越国开始建立政权的时期大概是在她们原始社会末期，相当于夏朝的中晚期。第一个建立政权的人就是越国开国‘无余君’，这个名字后来被写作‘武夷君’”。[17]
但是，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岭南上古居民的主体，是由当地土著发展而来的。
华夏文明起源多元论，已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认同。李绍莲《华夏文明之源》一书将华夏文明发祥地划为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及北方地区（有的学者称辽河流域）四大区域，提出“这四大区域内有九个原始文化区的原始文化非常发达，可构成独立的文化发展序列，均经历了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到青铜文化三个发展阶段。”[18]所谓珠江流域为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之论断言之有据。广东曲江马坝发现“马坝人”头骨化石，属古人早期类型，1985年，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用铀系法测定，其年代距今12.9万年（正1.1万，负1.0万年）。1984年，在这一地点发现了两件砾石打制石器，将广东使用石器的年代推向旧石器时代中期。1978年，在封开县渔涝区垌中岩内发现了距今约三四万年或更早的垌中岩人臼齿化石。说明岭南大地早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劳作。广东的新石器遗址，在建国后发现更多，遍及全省，属于初期有28处，中期有68处，晚期有728处。[19]新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包括以英德青塘遗址为代表的山区采集和狩猎类型，以南海西樵山为代表的平原地区采集和原始农业类型。中期文化遗址，以潮安石尾山、陈桥村贝丘为前期代表的贝丘遗址、以增城金兰寺第一文化层、新会罗山咀贝丘遗址、海丰沙坑沙丘遗址为后期代表，说明人类已逐渐迁离石灰岩地区，到海滨河岸较平坦的平原谷地。晚期文化遗址，遍及广东的河流、海湾岸边。在继承和吸收广东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及毗邻的闽、赣、浙、桂地区同时期文化因素中发展起来，形成东部、中部和西北部、北部、南路和海南岛地区等四个文化特征不同的群体，从而呈现出百越杂陈的状况。赵佗和集的百越，指的就是岭南境内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部落。
据1995年9月17日《羊城晚报》报道，在珠海平沙塘下环考古发掘出珠江三角洲现有发掘面积最大、跨越延续时间最长、遗物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沙丘遗址，在近千平方米沙丘遗址发掘面积内，发掘出从约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段至明清代以来大量文物。表明塘下环当年为海岛海湾，自然地理环境优良，早已为远古先民的聚居点，尤其是出土的铸造青铜器的两件石范，证明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相当于中原商代时期也开始能铸造青铜器。这就更加证实了珠江流域文化自身体系源远流长的测想。徐恒彬在《南越族先秦史初探》一文中，提出了马坝人是“目前发现南越人最早的祖先”。他依据广东出土文化遗物特点，分析珠江三角洲、北江、西江、东江和韩江流域“这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时间相当于我国的夏商时期。继新石器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器时代。青铜器时代上限达商末两周，下限到战国，战国晚期已使用铁器。青铜器时代是南越形成和发展的时代。”[20]蒋炳钊认为，“南越族同样是百越中一支古老的民族，来源主要是由当地土著居民形成的，应是广东最早的民族。”[21]上述这些分析，符合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历史，是有说服力的。
东南沿海到岭南众多的民族被统称为“百越”，他们有共同显著的文化特征，比如双肩石器文化、几何硬印纹陶文化。是什么因素使得各自发展的百族逐渐形成了跨越长江、淮河、闽江、韩江、珠江流域、台湾岛、海南岛乃至中南半岛北部这么一个区域广袤的以“百越”统称的民族群？
从史籍上可察见，春秋战国以前，无所谓“百越”。直到战国之末，随着中原各国政治势力的消长延伸，才形成“百越”这一概念。
《史记·五帝本纪》言及黄帝之孙颛顼接黄帝之任，四出祭祀，“南至于交趾”。《尚书·大传》《韩非子》皆称帝尧之地，南至交趾。因地在南方，故又称“南交”。《尚书·尧典》曰：“申命义叔，宅南交”。据考，颛顼即位在公元前2279年，彼时中原对岭南之地未必有所了解，这是已知岭南地名最早指称，却并非民族之名。(www.xing528.com)
《逸周书·伊尹朝献》记载商朝之正南有瓯邓、桂国、损子、九菌等方国，并未有“越”之称。《逸周书·王会》记载周王朝东南方，有东越、越讴、于越、姑妹等。《逸周书》为春秋战国时人辑纂，毕竟是至今所能见到的有关东南及南方区域的最早文献之一，它透露了东南越族的出现。《竹书纪年》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40年）“于越来宾”。《公羊传·定公五年》载“于越入吴”。可为佐证。
“南越”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何乐，其死何葬。”[22]“建德”，原义立德行。如《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周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那么，建德之国，似应视为理想之国，不能视为南越国名。故今人古人，均将其视为乌托邦。苏轼《和陶诗·和〈读山海经〉》之一：“建德有遗民，道远我无车”。康有为《〈礼运注〉叙》：“庄子建德之国，列子儋甗之山，凡至人之所思，固不可测矣，而况孔子乎？”撇开建德之名，可以见到庄子揭示的是一幅原始社会图景：作而不藏，是生产力低下，未有剩余产品；与而不求报，是原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这个南越之邑，切近原始社会状态的岭南。庄子或许只是听闻，但这条记载至少说明了春秋战国时已有“南越”之称。
关于越国渊源，司马迁如此记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23]这里提供了两条线索：
1.禹本姓姒，禹的后代却分别以分封之国为姓，所以“越”是以国为姓。这里的姓，可以理解为族名，先秦和秦汉时，句吴、于越、东瓯、南越、闽越、西瓯、骆越和夷州等，好些是因国名族的。无诸封闽越王、赵佗自封南越武王，因有闽越、南越之族称。
2.司马迁述及禹会诸侯江南计功一事，用“或曰”一词，语气不肯定。夏禹统治范围远未及江南，何以远离政治中心的黄河流域，跑到距洛阳3800里外的长江下游大会诸侯计功？后人又有谓夏禹大会诸侯是在安徽的蚌埠西南涂山，然后巡狩至浙江会稽。《中国历史大事编年》一书也采用此说法，冠以“传说”一词。其实，安徽涂山与夏统治中心远距千里。
那么，禹大会诸侯的会稽在何处？今人有考，“于越”方国初始在河南西部的嵩县境内帝少康之庶子受封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处[24]，当在嵩县的三涂山。《尚书·益稷》谓禹“娶于涂山”，也应在此。涂又写作嵞，以禹会诸侯计功，又名会稽，是同山异名。这个地址，符合夏人活动范围，还可得到旁证。商代甲骨文，有商王“令戉”及“戉来归”之文字。“戉”是兵器的象形文字，“戉”最初是生产工具，后来成为兵器，以后又曾成为权力象征的仪仗，“戉”方国是以器物为氏族徽号转称国号，即“以工命姓”。这个“戉”国是殷之西面属国，当时商朝常与西北方向的羌方、⊙方作战，而戉方则常奉召与羌、⊙作战，甲骨文中可见到戉与羌、⊙作战卜辞。“戉”方国即少康庶子封国，为禹之后代。
至于安徽涂山、浙江会稽之得名，是夏朝被商推翻后，夏贵族长期迁徙的产物。“戉”人因被驱役作战一方，夏部落中许多人特别是贵族向西南、东南迁移。古人重祭祖，王室之裔流迁必奉禹之神牌，到新居地必择形胜奉祭，思恋旧土，往往将落脚地山水冠以旧时地名。于是，安徽出现涂山，绍兴茅山改称会稽，还与祭祀大禹联系起来，两千年后，司马迁听到的传闻是禹到了浙江会稽。“戉”方国的首领、贵族自汝水东南下入淮河达今安徽，又经过上千年播迁，终于在春秋后期崛起于长江下游。称霸中原的勾践，其国号仍沿少康中兴的国号，确是夏王少康的后代。证之于史，春秋之越，建国年代未有确切说法，具体的记载，实始于越王允常之子越王勾践元年（公元前496年），这比《竹书纪年》所载的“于越”要迟500多年。而南越、闽越建国分别在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0年，较越国又迟近300年。岭南部落，未称越之前应称“骆”“瓯”等，《史记·六国年表》：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陆梁，为桂林、南海、象郡”。这个“陆梁”，显然与“扬越”“南越”在特定范围通解。据朱俊明《西瓯骆古今议》考证，“陆梁”为岭南先民土著语言“骆”之异译。《淮南子·人间训》记秦始皇进军岭南，其作战对象之一，即“西呕君译吁宋”。
综上所述，“百越”民族的主体是东南和岭南的土著，而不是由外地区迁入。由于中原统治集团之间的角力，发祥于伊洛之间的夏代于越国，经历了自西而东、自北而南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东南、岭南出现的“百越”，开始实际上是统治集团的概念，后来才演变为东南及岭南各族的概念。“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正是这种扩展、演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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