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流域原始先民的考古发现

要点

△珠江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显示出其地区特色，体现在石硖文化、西樵山文化、大湾文化等上。直至今天，岭南地区在生产方式、民俗、语言和人类群体体质特征等各个方面，仍表现出某些有别于北方文化的特征，可以溯源到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

△从遗址的分布，表明地处江海之汇的番禺是珠江三角洲聚居人口最为密集的居住中心，应该有这一带最为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有可能在先秦时期发展为方国，长期的经营基础，为南越国在此建都奠定了基础。

△不排除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的可能性。对此问题的确切结论，期盼考古的新发现。

（链接：2006年在香港西贡黄地峒考古发现距今3.5万至3.9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石器制造场；2014年在罗定、郁南旧石器遗址群郁南县磨刀山遗址考古发现约在七八十万年前可能早于北京猿人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证实了本文这一推论）

史学界传统的观点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中华民族的始祖来自北方，因而，华南地区尤其是岭南地区在远古时期是没有人类活动的蛮荒之地。建国以来的考古发现，动摇了上述观点。20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更使考古学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多源说的论断，进而认识到“珠江流域是我国境内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原始文化也比较发达，是我国文明发祥的四大区域之一”^[1]。

远古时代的珠江流域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植物繁茂、动物众多，适于人类生息。珠江发源于云贵高原，在云贵高原珠江源头同一纬度的元谋县，考古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2]这是南方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化石。珠江流域的云南、广西、广东地区都发现了时间在此之后的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2002年在珠江中游支流之一的右江流域百色盆地百渡村，距离右江1.5公里的山包上，发掘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遗址年代距今80万年以前。1958年在北江流域的粤北曲江县马坝狮子山石灰岩洞中发现的马坝人头盖骨化石，距今12.9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3]马坝人具有黄种人的一些重要特征，是黄色人种的原祖之一。^[4]1996年，在北江中游的英德县牛栏洞遗址，发掘获得一批打制石器，并出土人类遗骸，其形态特征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5]在英德的宝晶宫溶洞发现10余件打制石器，^[6]在沙口清溪小狗山河岸发现以河卵石为原料的砾石制品，其年代可能距今10万年以前，属旧石器时代中期，与马坝人化石同期或更早。^[7]在西江流域的粤西封开县，发现了自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批洞穴遗存。封开发育有石灰岩岩洞穴，是远古人类穴居野外的适宜场所。1978年在封开垌中岩发现一枚人类牙齿化石以及一些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垌中岩人牙化石具有与马坝人相同的特征，据铀系法测定其共存动物群的年代距今14.8±1.3万年。垌中岩人也是黄色人种原祖之一。垌中人和马坝人是迄今为止岭南发现的最早人类。1992年，在封开县罗沙岩发现旧石器遗址是在广东首次清理出有连续地层堆积的旧古物时代文化遗存。发掘出4颗人牙化石和一批石制品，人牙化石分别出土于遗址的第二、第四层，据铀系法测定，距今2.24±0.16万年和7.9±1.5万年。这一发现填补了广东乃至整个岭南地区从距今2万到10万年间史前文化的空白，树立了这一时期的文化系列。罗沙岩遗址的这套砾石器，被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是华南地区中石器时代文化特色的代表。其类型分布可扩展到整个东南亚，与距今1万多年的东南亚地区权威文化和平文化属于同一类型，这就有力地证明：这一类型文化是由岭南向东南亚地区传播的。^[8]1964年封开黄岩洞发现距今11930±200年的两个人类颅骨化石和上千件石制品。在封开县发现时代连贯而又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工具，为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所提出的“两广地带是远古人类东移的必经之路”的推论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迄今为止在北江与西江中游发现一系列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证实了远古人类的东移路线正是沿着珠江一线进行的。

珠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长期以来未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但不能就此断定旧石器时代这里人迹不至。贾兰坡曾经提议，广东的旧石器除在石灰岩洞穴调查外，还应到古河流阶地去寻找。20世纪90年代，曾祥旺在粤东的古河流阶地进行了大范围的踏查，发表有多篇调查文章，据称在广州东部的黄埔、番禺、增城以及深圳、三水、从化、河源、龙川等地发现了一批旧石器制品，据此提出：“早在距今28—55万年，广东境内珠江流域的东江、北江和流溪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了。到距今15—22万年，古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及部分沿海地区。”^[9]对这一研究成果，目前还有不同认识。^[10]旧石器时期已有人类在粤北地区、粤西地区生息活动，这是已由考古发现遗址所证实的，这些遗址都分布在珠江中游流域，而华南地区原始人的迁移路线又是沿着珠江而下的，原始先民的流动性是很大的，因此，不排除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的可能性。对此问题的确切结论，期盼考古的新发现。

距今4000—10000年前，晚期智人发展为现代人，社会分工扩大，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考古学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新石器时代。“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11]岭南考古发现同样印证了这一论断。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不仅数量多，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1982年广东省文物普查中，复查和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点达五六百处，包括分布在石灰岩地区性的洞穴遗址、河流两岸的山冈遗址、台地遗址、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及海滨、岛屿上的贝丘、沙丘（沙堤）遗址等。考古学家通过对广东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内涵比较研究，按其文化特征分别为六个区域：粤北地区、粤东平行岭和粤中东江地区、粤东韩江流域地区、粤中低地区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粤西地区即西江中下游地区、粤西南和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性。其中除了韩江流域地区及粤西南、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之外，有四个区域属于珠江流域。这些地区的划分，反映了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物质文化和经济生活类型的区别，反映了当时广东境内存在着若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

粤北地区多山冈遗址，曲江县石峡遗址是典型遗址。遗址位于“马坝人”洞穴遗所在的峡地。其文化层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中层年代相当于夏商之际，下层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石峡文化下层墓葬有氏族公共墓地，流行迁葬，从随葬品可以明显看出贫富分化，石制生产工具及陶器有地方特色，并有一定数量的石琮、石臂环等精致石制装饰品。还出土了华南年代最早的人工栽培稻遗存之一，距今有5500—6000年。而在英德牛栏洞遗址发现的水稻硅质体，至少是12000年前遗留下的，是岭南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水稻遗址。

粤东平行岭和粤中东江地区以岗丘遗址为主，龙川县佗城坑子里是这一地区的重要遗址。秦平南越，龙川为在岭南首批设置之县，而且是以入粤秦军主要将领赵佗为令之县，可知这一带的开发有一定的基础。2003年，在龙川县荷树排山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的大型人类活动遗址，出土包括陶器、石器、玉器的众多文物，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断。^[12]

粤西地区即西江流域中游地区以岗丘遗址为多，也有贝丘遗址，既与珠三角地区大体相同，又与西江上游的广西地区性有着密切关系。两广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发现于西江流域的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更多了。这一地区对远古文明所担负的传播作用和延续性是十分突出的。

粤东低地区即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有山冈、台地、沙丘（沙堤）和贝丘。山冈遗址以广州、深圳密集，贝丘遗址以佛山、东莞密集，沙丘遗址以中山、珠海、香港密集。其中以贝丘遗址为多，也最具特色。

在广州市区东北的飞鹅岭、北面的新市葵涌及从化、南面的番禺等地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出土有双肩石斧、有段石锛、石箭镞、石网坠等石器和几何印纹陶器。飞鹅岭文化遗址的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居民聚居范围从飞鹅岭往东伸延至龙洞一带10多公里原丘陵地带上，出土的双肩石器占有相当大比重，也有极丰富的陶器，反映出当时的原始的锄耕农业。葵涌遗址发现大量蚬、蚌、螺、蚶等贝壳，反映了这里的先民以渔捞为主。在增城金兰寺遗址中发现了陶祖——男性生殖器陶瓷，反映了对男性的崇拜，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族社会已经确立的表现。

在南海西樵山发现了23处采石制器遗址，制作的是细石器和双肩石器，其年代距今五六千年。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可以与木柄、骨柄嵌合成切割、渔猎工具仅据西樵山佛子庙第七层（此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遗址出土石器作保守估计，这一层向先民提供的石器有76800件。^[13]西樵山石器制作遗址因其地点之多、制品之丰富以及双肩石器形式之多样、典型，被确认是华南新石器时代以制作双肩石器为主的大型石器制造场。遗址中真正成品及通体磨光的完整双肩石器不多，而在西江流域的高要、肇庆、封开及东江流域的增城、博罗、东莞以至香港，广西的南宁、合浦、钦州、灵山等地发现了西樵山石器，推断西樵山石场的初成品多通过交换的方式被带到珠江三角洲各地以至更遥远地区的原始居民使用。^[14]表明手工业已逐渐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和原始部落联盟之间交流的加强，并且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华南地区人类文化交流与经济往来活动中体现出一定的中心作用。

1977年在佛山河宕发现了一处贝丘遗址，遗址发现有成片达三五十平方米的红烧土硬面，大量的淡水半咸水产动物贝壳以及陆栖动物骨头。部分猪、狗颚骨，经初步观察属家养。石器磨光精细，陶器陶质坚硬，火候较高，几何印纹清晰，种类繁多，组合纹盛行。墓葬发现的29个人骨架中，男女分开单葬，其中有10个成年男女生前有拔牙的现象，一男青年头顶上随葬一对薄如蛋壳的象牙饰物。还出土了多件陶纺轮及骨、角、牙、蚌、蚝质料制成的工具和装饰品，反映了先民的生产、居住、拔牙习俗以及制陶和纺织等手工业、畜牧业发展等情况。

1997年在广州番禺南沙鹿颈村遗址中发现相当于中原商朝时期的墓葬，出土了一较为完整的人骨架。经过科学鉴定，此处遗骨与佛山河宕、香港马湾发现的男性头骨有同样的特征，“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到香港岛的古代居民在体质形态上，可能具有同类性质和共同的种族形成史”。^[15]

2003年在东莞蚝岗新石器遗址发掘出一批彩陶、石器、骨器和大量的贝壳类外壳，首次完整地出土五千年前的珠三角人。居住区的排水沟、墓葬、活动面乃至垃圾堆放处等各种人类定居的要素保存完好。这处遗址年代在4500年至50000年前，是目前广东发现年代最早的原始人定居村落，被誉为“珠三角第一村”。出土彩陶也是广东贝丘遗址出土年代最早的彩陶，与中原地区同时的仰韶文化时期彩陶有明显区别。出土文物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印证了珠三角文化的起源。

上一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中，在包括深圳、珠海、香港在内的环珠江口沿岸及岛屿发现了多处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为沙丘遗址。以香港南丫岛大湾一期遗存为代表命名的“大湾文化”，^[16]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器型、纹饰有其特色，尤以被称为“大湾式彩陶盘”的彩陶圈足盘最具特色；石器有磨制石斧、锛和打制的尖嘴斧、砾石锤及砥石、以槽石拍最具特色；有定居村落及房屋遗迹，其经济生活为渔猎采集经济。大湾文化的遗址已发现有20多处，如香港的舂坎湾、大湾，深圳的小梅沙、大黄沙、咸头岭、珠海的后沙湾，增城的金兰寺等，广泛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沿海岛屿、海湾沿岸以及珠江水系和台地上，表明了距今6000年前后，珠江三角洲属于同一个文化共体。“自珠江口一带至粤东海岸以及珠江口外星罗棋布的小岛，都是大湾文化的分布范围。大湾文化分布范围清楚反映出距今五六千年前珠江口一带水上交通网络的范围，令人惊奇的是其规模足与现今珠江口一带水路交通范围媲美”。^[17]2003年，由珠海市博物馆主持的“南海沙丘遗址文化与生态研究”课题首次系统揭示了南海岛民创造的沙丘文化。研究成果指出，分布在珠、澳、港一带的珠江口及岛屿的400多处沙丘遗址是3000—6000多年前先人留下的文化遗址，共同的特征是：建造房子留下的遗迹，这些房子有竹木立柱，也有石块围起来的；出土大量石器、玉器、水晶器、陶器等，陶器为砂陶，其中不少为彩陶等等。遗址里还留下了网坠及挖洞用的工具。每个遗址是由100多人至1000多人组成的部落，长期生活在海岛沙湾。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地居民已经掌握了水上停船技术，是捕鱼高手。海岛居民所创造的文化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点。从沙丘遗址研究可知，6000年前的人们便选择了海湾沙丘作为栖息之地，直至3000年前才逐步离开沙丘另移他处谋生。^[18]

综上所述，垌中岩、马坝人化石的发现，表明了早在十几万年以前，珠江流域的北江、西江中游地区就已有人类在此生息活动。至迟在进入新石器时代，珠江三角洲就已有古人类在此生长。严文明提出，“华南这块地方太重要了，过去苏（秉琦）先生讲石峡文化是一个窗口，从整个中国文化与东南亚来讲它也是一个窗口。华南又是一个独立的大文化区，在生态环境上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在文化发展上也有它的特点”。还说到“探索广东文明的起源也不能从南越国那个时候起算，前面还有很长一个阶段”。^[19]这是很有道理的，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活动在珠江流域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的岭南先民，创造着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开始显示出珠江流域文化自身发展的地区特色，体现在以考古发现遗址命名的“石硖文化”“西樵山文化”“大湾文化”上。珠江三角洲文化区存在以彩陶、白陶、夹砂陶、大量打制石器共存为特征和以几何印纹陶、双肩石锛共存为特征的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前者以增城金兰寺下层、高要蚬壳洲、中山龙穴、珠海后沙湾下层、深圳大黄沙、咸头岭、香港大湾、舂坎湾、深湾和澳门黑沙等为代表：后者是从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香港深湾、深圳赤湾村、鹤地山、佛山河宕、南海灶岗、鱿鱼岗、增城金兰寺中层、高要茅岗、东莞村头、三水银洲等为代表。^[20]这些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区特色，直至今天，南方地区在生产方式、民族民俗、语言和人类群体体质特征等各个方面，仍然表现出某些与北方文化有别的特征，这种区别可以溯源到远古时期的新石器时代。这些文化又表现出了与周边地区文化交流融会。如石峡文化与江西的攀城堆文化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与江苏南部的良渚文化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见于这一时期的佛山河宕、增城金兰寺尸骨的拔牙风俗，与山东、江苏、上海、河南、福建、台湾、湖北等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相同，这种风俗可能首先起源于山东，后来遍及苏北，又扩大到黄河、长江流域和岭南。印纹陶文化是考古学一种重要的文化特征因素，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秦汉时期存在于中国东南几省，包括了几个不同的考古文化区系。以鄱阳湖—赣江—珠江三角洲中轴的一线，是几何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共存的重要因素还包括有肩石器及平底鼎、豆、盘。^[21]珠江三角洲成为几何印纹陶和双肩石器的制作、使用和输出中心，并向北、西、东南亚地区拓展。“本区双肩文化，向北影响石峡、大溪、屈家岭等文化，向西影响广西大石铲文化，向东影响我国台湾与菲律宾、向南入东南亚国家，成青铜器（斧、锛、钺）的原始模式。成为我国原始文化深入南海海洋文化区，并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支。”^[22]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显示了在族源上也可能有一定的联系。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由于西樵山文化与石峡文化二者分处粤地南北，所处自然环境不同，经济类型不同，从而限制了相互关系的发展。在石器方面，主要是手工工具比较接近，如都有双肩或有段的斧、锛、凿等，只是比例不同，形状也略有差别。至于石峡文化的专门农具如石等在西樵山文化中根本不见；西樵山文化中一些专门用于渔捞的工具也不见于石峡文化。在陶器方面，二者都有较发达的圈足器和圜底器，但石峡文化多三足器而西樵山文化不见。西樵山文化早期是没有几何印纹陶的，到晚期则大流行，很可能是受石峡文化影响的结果。在埋葬习俗上，二者都流行单人葬，长方形竖穴，东西向。但石峡文化特有的二次葬风俗不见于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的大墓与小墓已有明显分化，西樵山文化中目前只发现小墓，看不出有分化的迹象。^[23]这种区别是珠江三角洲文化开始具有自身特色的表现。

广东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了远古时期的古人类，其迁移及文化流向大体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进行。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珠江三角洲，已经逐渐呈现出以下的文化特征：从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到地处江海之汇的番禺是珠江三角洲聚居人口最为密集的居住中心，这里应该有这一带最为强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有可能在先秦时期发展为方国，长期的经营基础，为南越国在此建都奠定了基础；环珠江口的珠江三角洲先民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往来，他们既通过珠江流域往北与长江中下游的先民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更通过海洋与东南亚地区的先民文化有着更多的交往联系，与粤东韩江流域先民的往来似乎更少些，这种关系呈现在其文化面貌上；珠江三角洲居民的生产方式是以渔猎、渔捞为主，与处于同一流域的中上游的以狩猎、采集乃至开始种植生产方式的粤北先民，在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的制造和使用上已经区别开来，反映出地理环境对先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必将对其习俗、观念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载《广东史志》2004年第1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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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绍连：《华夏文明之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6页。

[2]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3]1985年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用釉系法测定为距今12.9万年（正1.1万年、负1.0万年）。

[4]黄象洪：《马坝人的种族特征——试谈我国人种源于南方》，《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卅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9页。

[5]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编：《英德史前考古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6]邱立诚、张镇洪：《英德宝晶宫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7]张镇洪、邱立诚：《英德沙口清溪小狗山旧石器地点》，《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8]《广东旧石器时代考古有新突破》，《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20日。

[9]曾祥旺：《广东珠江流域古河流阶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第21页。

[10]1996年出版的《广东通史》采用了这一研究成果，称：“1991年以来，广东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广州、深圳、佛山、河源及其所属的若干县（市）发现了20—30处旧石器地点，收集到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打制石器和石制品一批，有的地点还有薄刃斧。这些石器的年代估计在30万年前至10万年前之间。”对此诊论断，广东考古界也有一些学者未予认同。王璧在《深圳考古二年琐记》（《深圳文博》，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中称：“通过多年考古发掘，我们在深圳及周边沿未发现新石器早期遗址。最早年限则在新石器中期遗址。”而《广州文物志》（广州市文化局、市地方志办、市文物考古所编，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只说：“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从事捕鱼、农业等生产活动，创造了广州地区的原始文化。”

[11]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12]《龙川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羊城晚报》2003年12月30日。

[13]冯孟钦、卢筱洪：《从佛子庙的发掘谈西樵山双肩石器的若干问题》，《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年）》，第32页。

[14]汪廷奎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0—61页。

[15]冯永驱：《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前言》，广州出版社2003年版。

[16]关于环珠江口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1991年“南中国海及邻近地区史前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提出“咸头岭文化”的提法。此外还有别的学者有其他命名的提议。安志敏在《香港考古的回顾与展望》（载《考古》1997年第6期）上称：“如果从考古学史上来着眼，以1933年最初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其‘大湾文化’可能是比较恰当的。”

[17]邓聪：《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海洋文化》，《炎黄世界》1995年第4期。

[18]《六千年前岛民已会建房捕鱼——南海400多处沙丘遗址文物考古见证珠江口海岛居民创造成了史前海洋文化》，《广州日报》2003年10月15日。

[19]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三题》，《广东文物》2001年第1期，第17页。

[20]龙家有：《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南方文化系统》，《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6）》，第8页。

[2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7页。

[22]曾昭璇等：《人类地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23]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石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