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高明区革命老区发展实录

这里，我们要补充介绍一下高明的“三谭一陈”在大革命后、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经历。自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失败后，谭平山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叶挺、贺龙的部队举行暴动的意见，与李立三、邓中夏等共同策划出举行南昌起义，建立中共领导的军队，从而建立新的革命政府重新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设想。这个设想报告党中央后，经过党中央的研究成为了党的决策。中央认同举行南昌起义的必要性，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了这次起义。在起义中为了更好地动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统一战线，起义指挥部仍然使用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进行，而当时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则以谭平山为代主席，主持了相关会议和工作。在起义进行中，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吸收贺龙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由谭平山、周逸群二人作为介绍人，在起义失败转移的过程中，贺龙举行了入党宣誓。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领导人之一。南昌起义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最后在数倍敌人的围攻下失败了。后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和共产国际代表追究起义失败的责任，谭平山被“不完全妥当”（周恩来语）地开除了党籍。之后谭平山经历了申诉无门的苦恼，但他是一个民主革命家、社会主义者，当时，共产党开除了他的党籍，国民党也开除了他的党籍，但他的革命意志是坚定的。他要革命，不想停留。之后，他在上海联络了部分因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而失联的中共党员和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成立中华革命党（第三党）并被推举为主要领导人之一。还先后创办了《突击》《灯塔》等周刊宣传第三党的主张。他公开表明：成立第三党并非与共产党对抗，而是要把热心中国革命的进步人士组织起来，坚持反蒋反汪反独裁主义的斗争，推进中国革命的发展。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谭平山等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更增强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决心和勇气。不久他退出第三党，但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1935年，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谭平山马上从香港到了桂林，与李济深等国民党左派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一致认为中共《八一宣言》所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赞成与中共联系，共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事。“一二九”运动后，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彻大江南北。1936年12月，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兵谏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出面调停，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在香港的谭平山等爱国民主人士响应中共号召，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谭平山觉得自己终于又找到报效国家的途径，他于1938年春从香港到了武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恢复了国民党的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10月，在武汉失守前，谭平山随国民政府机关转到重庆。之后他看到国民党坚持反共防共的错误做法和制造了不少袭击共产党、八路军的事件，他联合民主进步人士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并主动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找周恩来、董必武，提出了接受审查恢复党籍到延安工作的要求。但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答复，劝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从事统战工作，团结全国抗日民主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谭平山明确了方向，决心在国统区内为党努力做好统战工作。

谭平山一直关心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他看到国民党军队不少爱国将领在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还是不断制造事端、制造摩擦，不断攻击共产党的有生力量，而共产党则一边抗击国民党的反共逆流，一边坚持团结抗战，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他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做法。皖南事变后，谭平山在成都参加了国民党左派人士抗议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反共事件的活动。

回到重庆后，他多次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董必武汇报工作，了解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局势。他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秘密把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组织起来，开展一些有益于抗日的活动。谭平山联络了一批进步民主人士，在私人场合组织起一个“时事座谈会”，第一次参加座谈的有王昆仑、邓初民、郭春涛等14人。座谈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开始，联系到中国抗战和蒋介石独裁统治。大家谈到国民党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座谈会每周一次，地点临时确定，主持人临时推荐，发起人是谭平山、陈铭枢等。董必武鼓励说：“座谈会开得很好嘛！”通过座谈会多次沟通，谭平山、陈铭枢等筹备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经过筹备联络，到1944年底，参加民联的国民党民主派知名人士已有50多人。该组织的宗旨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坚决支持抗日战争和反对制造分裂，努力争取民主和平建国。

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谭平山把斗争的中心转变到争取民主和平建国上来。1945年10月28日，民联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谭平山主持了会议并报告了民联筹备的情况，会议通过了民联的《政治主张》和《组织章程》等文件，推举出谭平山、陈铭枢等17人担任中央临时干事，谭平山等7人任常务干事，并创办了《民联》刊物。之后，民联成员在上海、北京等十三个城市建立了分会，开展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建国的宣传活动。李济深也参加了民联组织，并建议将来民联与民促（民主促进会）联合，促成国民党民主派实现大联合。

国共重庆谈判后，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2月又达成停战协定。但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大量发行《剿匪手册》，并提出要共产党先交出军队，再给民主。共产党则主张在废除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后，国共两党同时将军队交给民主联合政府。由于在军队处理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最后确定成立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商定整军方案。谭平山继续在重庆主持民联工作，为实现和平民主建国而努力奔走，同时继续对蒋介石反民主反和平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

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认为内战已经准备充分，便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全面发动内战，叫嚣三至六个月内消灭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一年内剿共成功。中共则在政治上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农村主要解决土地问题，减少敌对分子，巩固解放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分子；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主要战略出发点；在经济上作长久打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既保证战争物资的需要，又使解放区人民生活有所改善。1947年2月，谭平山在上海主持民联中央干事会议，明确民联当前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947年5月，国民党发出一份文件，说民盟、民建、民促、民联等民主党派是新的暴乱工具，“其组织已被中共实际操控”，发出了镇压民主党派的信号。并于5月20日对示威游行的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打伤123人，逮捕28人，500多人遭到殴打。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集会，公开声援学生运动。23日，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取缔。这年秋，李济深、何香凝从香港写密信给谭平山等著名民主人士，要求他们迅速来港共商大计，谭平山等人收到信后，认为有理，先后到达香港参加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谭平山在省港澳久负盛名，一到香港，《华商报》记者便专访谭平山，问来港任务，谭平山说：“此次南来，是受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之命，与国民党诸先进筹商国民党民主派大联合之计划，国民党自从被党内少数反动分子窃篡以来，推翻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背叛了革命三民主义、总理遗嘱、三大政策等等，以致党外人士误认为国民党是反动集团。实际上，国民党内许多先进分子二十余年来，固守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坚持积极地与反动派作斗争，其工作之艰苦，遭遇之惨酷，实非言语所能形容。今日我国危急万分，党内少数反动分子，专横益甚，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企图凭借外国势力挽回个人将倾之命运，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凡爱国志士，莫不痛心疾首，而中山先生的信徒们，尤为悲愤填胸！故今日国民党民主分子挺身而出，谋党内民主派大联合，以恢复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进一步与国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共商国是，解决国事。这不仅是自然趋势，而且是必然成功的。”

这篇报道以《民主“美须公”谭平山》为题发表在《华商报》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回响。谭平山在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多次交换意见，经过充分酝酿，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把国民党内几个反蒋民主派团体联合起来。谭平山主张民革在政治上要支持中共，凡是搞了武装的，应并入到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去，得到大家的赞成。1948年元旦，民革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公开宣布脱离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宋庆龄被推举为名誉主席，李济深担任主席，谭平山等人被推举为常委。谭平山在香港发表了多篇文章，揭露美国输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批评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步步走向胜利，谭平山在香港与中共中央遥相呼应，做好统战工作。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号召”，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政协会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彭泽民、陈其尤、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等人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之后谭平山在香港发表多篇文章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总结历史经验、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194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直接部署、中共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安排，安全护送留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350多人，分批离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第一批北上人员有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蔡廷锴、郭沫若等十多人，他们安全到达东北进入解放区。

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在山东烟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留在广东的人员，一部分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湘边纵队骨干，另一部分深入群众隐蔽待命，谭植棠这时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好，党组织把他留在广东坚持工作。没多久，他与谭天度、连贯一起被党组织派往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谭植棠到香港后，先后住在中共驻港办事处、中共驻港统战委员会和中共南方局，党组织安排他们主要搞统战工作。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公然撕毁协议，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大举发动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国共全面内战爆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帷幕。当时聚集在香港的社会各界人士左中右各派人物纷纷亮相，中共组织要求统战工作根据不同对象不同派别有针对性地进行，最大限度地把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其中有大批国民党上层人士，他们绝大多数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倒行逆施的行为极为不满，对国民党失去信心，他们知道共产党代表正确方向，但是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够了解，看不清自己的出路，正在彷徨之中。谭植棠按照党的指引，利用自己过去的老关系，找到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以探访为主要方法，对这些人士进行争取、教育和引导工作。他经常探访的对象有谭平山、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陈其暖等。在探访中，与他们一起，根据解放战争的进展形势，一起议论时局，从中宣传党的统战政策，宣传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团结携手共同建国的主张。(www.xing528.com)

解放战争第一年，国民党军在兵力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人民解放军则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经过前八个月的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人民解放军虽曾主动放弃延安，但敌人并未达到目的。谭植棠就对统战对象说共产党代表进步力量，得到人民的拥护支持，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人民军队团结勇敢，随着战局发展，人民军队一定越战越强，形势一定会逆转，战局一定会扭转过来。蔡廷锴等国民党左派听了谭植棠的分析，都表示信服，相信共产党会取得最终胜利，国民党既失民心，必失天下。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谭植棠等人则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共产党要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共同缔造和建设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他走访了经历丰富的财政专家和教育家、正担任香港达德学院院长的陈其暖先生。陈十分赞同谭植棠的观点，并说自己在美国看到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爆发后，就认定不讲诚信只想独裁的蒋介石一定会以失败告终，共产党一定会解放全中国。他还表明自己的意愿，他说美国社会贫富悬殊，贫苦人很惨，不是理想的国家制度，希望将来的新中国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

1948年4月30日，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其中第五条是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号召”发表后，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反应热烈，大家都热烈欢迎和拥护。谭植棠先后拜访了谭平山、何香凝、李济深、李章达、蔡廷锴等知名人士，引导大家以实际行动选派代表进入解放区，争取出席即将召开的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从1948年夏秋天起，在谭植棠和谭天度、连贯等中共统战工作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在谭平山、何香凝、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陈其暖等拥护中共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带动下，大批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与筹备全国新政协会议。

谭天度到香港后与谭植棠分头找熟悉的人士，也是以登门拜访的方法与停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接触，做谈心引导工作。他主动拜访了李章达、彭泽民等著名民主人士，帮他们解开了内心上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够了解的疑虑，态度明朗地表示拥护共产党，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决裂。1947年中共香港分局成立后，下设统战委员会，负责人是连贯，谭天度是统战委员会委员，与谭植棠一道开展登门拜访联络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谭平山到香港后，“三谭”终于再次见面，大家都变得苍老了，他们百感交集，回想初心，重温共同奋斗的岁月和情谊，回忆往事，回顾历程。大家都没有忘记历史使命，大家共同分析形势，认为解放战争必然取得全国胜利，这次聚集香港，就要为中共的统战做好工作，团结更多的人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谭平山还十分关心谭植棠的健康问题，对谭植棠说：“一定要注意搞好身体，今后的日子还很长啊！”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陆续从1948年中开始启程回内地。其中谭天度亲自护送第一批谭平山等14位著名民主人士登上开往中国东北解放区的轮船。

陈汝棠在粤北因掩护八路军办事处撤退事情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后，遭到追捕。陈汝棠在中共组织的关心和安排下，几次躲过了追捕，辗转到了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了抗日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江、韩江一带战斗了将近四年的陈汝棠，仍然被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他的生命又处于危难之中。中共广东省委经研究，决定把陈汝棠转移到香港工作。1946年春，省委相关领导人连贯、饶彰风安排陈汝棠到了香港，担任《华商报》董事兼卫生顾问。《华商报》是1941年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创办的以统战为主要宗旨的报纸，日军占领香港后停办，1946年1月复刊。陈汝棠在《华商报》社开办医馆，为报社工作人员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由于他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当时设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的相关人员及各民主党派、国民党在香港的左派人士以及一些社会名流等都喜欢到陈汝棠的医馆看病，所以医馆相当兴旺，也成为陈汝棠开展党所领导的统战工作的一个阵地。同时他也通过办医馆为办好《华商报》提供一些经费支持。陈汝棠还负责报社印刷厂的管理工作。《华商报》在廖承志等同志的主办下，在与中共关系密切的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在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努力下，一直坚持办了接近四年之久，充分发挥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统一战线宣传阵地的作用，到广州解放后才停刊，全套设备搬回广州筹办《南方日报》。

1946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筹建达德学院，这是一所为建设新中国培养干部的学院。省委安排陈汝棠担任达德学院董事。达德学院的办学经费得到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人鼎力支持，蔡廷锴还将自己位于屯门九枕青山湾的一所别墅借作学院校址。1946年6月成立学院筹委会，9月成立董事会，推举李济深为董事长，蔡廷锴、陈汝棠等24人为董事，聘请陈其瑗为校长。聘请知名学者50多人任教，9月12日开始招生，10月20日正式开始上课。首届学生180余人，达德学院与延安的抗大（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解放区的军干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一样，成为一座革命大熔炉，共同孕育“达德精神”：爱国进步、团结民主、不断革新、实事求是。一句话就是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陈汝棠在达德学院的主要工作，一是指导搞好环境卫生，指导设立医务室为教职员工和学生诊治疾病，二是参与学院筹集办学资金和财务管理工作。他还介绍曾在高明三小任教的陈此生到达德学院任教并担任教务长。达德学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在教育战线上的一项丰硕成果，是中国教育史上一项创举，谱写了香港教育史上可贵的一页。

陈汝棠在香港了解到，原广东救护总队在他离开后不久就解散了，其中不少同志到处找党组织，他们中有人闻说陈汝棠在香港，便互相传话，不约而同地来香港找他。这些救护总队的同志来到香港后，都凝聚在陈汝棠的周围。党组织知道情况后，指示陈汝棠成立一个“互济社”，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团结联络原“护干班”和救护总队的同志，为全国解放作贡献；二是负责承担中共在香港开办医护训练班的教学和培训工作。在香港参加“互济社”的原救护总队的人员有陈汝芳、苏志成等20多人。中共主办的医护训练班共开办了两期，每期60多人，陈汝棠亲自讲课，中共广东省委领导连贯等人也来训练班作动员讲话，鼓励大家通过训练掌握医疗和急救知识技能，回内地参加解放战争，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服务。

1946年，陈汝棠在香港参与发起成立民盟南方总支部，被选为常委兼财务部长。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并将其取缔，内地组织转入地下，海外的组织则表现活跃。陈汝棠明白民盟是一个与中共现阶段主张相一致的民主党派，与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一致的，所以他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之后，陈汝棠担任了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任。1949年3月，民盟总部迁到北京，陈汝棠仍留在香港，担任南方总支部副主任。1947年冬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筹备成立时，陈汝棠应邀担任民革筹委委员；1948年1月，民革宣布正式成立，陈汝棠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兼第一届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代主委，还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1949年春，民革总部迁往北京，陈汝棠担任民革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宣布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创造性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陈汝棠这时身兼数职：《华商报》董事、达德学院董事、香港救国会港九分会主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副主任、华南救国会常务理事、民革中央委员兼监委代主委、民革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9年9月，陈汝棠到北京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