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高明区革命老区发展历程

1937年8月，谭天度从南京监狱出狱，党组织安排他回乡调理身体，同时与谭植棠等一起创办青抗、妇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8月，他接到党组织通知，调他到中共粤北省委所在地韶关工作。谭天度接到通知后，二话没说，带上简单行李与家人告别后就出发。临行前与谭植棠话别，谭植棠希望谭天度将他的情况向党组织汇报，说他现在身体已好转，可以振奋精神再次投入党安排的工作中，并再一次要求恢复他的党组织关系。谭天度表示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谭天度到粤北省委报到后，被分配担任省委统一战线的刊物《新华南》主编的工作。这个刊物每期出版两三千份，除发行韶关各县，也寄往广州及广东各行政专区、港澳和南洋各地，对全省各地群众尤其是青年人影响很大，对于抗战、统一战线的事业也有很大的鼓舞作用。虽然《新华南》在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被迫停刊一段时间，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争取下，《新华南》停办了两个月又被允许恢复了。不过在接续出版一段时间后，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最终还是被迫停刊。党组织安排谭天度离开韶关前往东江解放区工作。辗转到东江后，谭天度开始参与《前进报》的办报工作。谭天度是个办报的行家里手，先后八次为党办报，他对办好党报是深有体会的。他认为：要想办好党的报纸，第一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说话；第二要深刻理解党的主张，以党的主张作为报刊的灵魂；第三要准确把握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报人一定要做党的方针政策的明白人。

三个月后，谭天度被调到香港做统战工作，任务是协助中共组织赶在日本军队占领香港之前将在国内被迫害离开内地到了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转移回内地。这个任务基本完成后，谭天度又回到东江抗日游击区。1942年1月，党组织安排谭天度在新成立的“东江军政委员会”担任委员。党组织决定深入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谭天度被任命为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的政治委员。他根据总队的要求，对惠阳大队进行了整编，健全机构，充实力量，开展高强度的军训，明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然后精心部署，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带领部队打了“铜锣径伏击战”，打死打伤日军35人，夺取日军战马两匹，武器一批。又挺进东莞，会同第三大队在金吉岭打了一仗，打死打伤国民党顽军50多人。这年5月，惠阳大队在一次伏击战中消灭了日军一个骑兵分队。

1944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惠（阳）东（莞）宝（安）地区创立人民民主政权，成立东宝行政督导处，并决定由谭天度担任督导处主任。谭天度于是离开惠阳大队，全副身心投入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设。在党的革命根据地搞民主政权建设，需要大量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人才，谭天度第一时间想到了家乡，高明那里有一批自己所熟悉的人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谭植棠，因为谭植棠懂经济，十多岁就开始主持家族的裕丰号酒米铺的各项业务管理工作；另外，他在家乡十多年，已经养好了身体，不仅参加抗日的活动，还用了不少时间管理家族出租的土地和家族的生意，他是一个搞经济的行家。谭植棠不但懂经济，更是对党的事业满腔热情，忠心耿耿。当年抗日自卫队和逃难到高明的群众缺乏粮食，他曾亲自打开家族在更楼大幕村的仓库，把两万多斤稻谷发放给逃难的群众和抗日自卫队；在“倒钟”斗争中他也从家中拿出3000多斤大米支持“倒钟”队伍。他是一个对党极为忠诚的经济专家。谭天度征得领导同意后，写信给谭植棠，请他尽快来东宝行政督导处工作。

谭植棠正在家乡准备武器，名义上成立谭氏宗族抗日自卫军，实际上是把武器用于支持黄仕聪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大队。不知怎样走漏了风声，国民党当局出动警力要逮捕谭植棠和一批抗日积极分子。谭植棠在村长的掩护下，逃过了警察的追捕，几经转折，终于来到了东江纵队路西行政督导处的驻地楼村，见到了自己的亲密战友谭天度。谭天度宣读了东宝行政督导处的任命书，任命谭植棠同志担任东宝行政督导处财经科长。

解放区财务工作任务繁重，谭植棠用数天时间作了调查研究后，向谭天度汇报了自己的想法：第一要在整个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一定不能马虎，要尽快落实，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切实改善生活；二五减租是比较合理的做法，地主和农民都能接受，各种类型的地租一律不得超过三成，让农民有提高生产力的积极性。第二要在解放区推广良种良法耕种，合理兴修水利，先搞见效快的工程，群众生活改善了，解放区的财源就丰富了。第三要制定好解放区的征税条例，在区、乡建立税站，征收公粮和税款的比例要比国民党的税率低，主要保证解放区军政开支和救济困难群众就行了。发展解放区的商业和制造业（制造业可从传统手工业开始），开放农贸市场，让群众互通有无，这样不出两年，解放区的财政经济一定大有起色。(www.xing528.com)

谭天度听了谭植棠的意见，大受启发，认为很好，便立即邀请谭植棠一起向中共东江游击总队党委作了汇报。省临委和东纵的领导尹林平、曾生、王作荛、杨康华、连贯等听了谭天度和谭植棠的汇报后，一致赞同谭植棠提出的工作方案，都认为他是一个财经工作的行家。在大家的一致支持下，党政军三方共同努力去实施。很快，整个东江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谭天度和谭植棠深入各乡村进行具体指导。由于“二五减租”对地主伤害不大，农民也能得到实惠，所以都能够接受。经过两个多月的实施，整个东江解放区都能有效执行，加上在解放区有效推行良种良法，所以在1945年早造，东江解放区获得了丰收。

谭天度和谭植棠共同起草了《东江抗日解放区路西东宝行政督导处税率条例》，所制定的税率大大低于国统区，经领导班子同意，这个条例由解放区民主政权颁布实施。谭天度与谭植棠及工作人员分别下到各县区乡村向基层干部解释条例，指导各级人民政权组织设立税站，开展正常的按条例征税工作。由于条例简化了征税手续，各种征税计算也简单明了，群众依条例征税热情高涨，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解放区征税工作得到有效推进，东江纵队由于经费和粮食得到保障，部队士气高涨，不断传来打胜仗的消息。谭天度和谭植棠指导各县区乡村恢复集市自由贸易，连一些过去没有集市的地方都增设了集市，解放区军民互通有无，连国统区、沦陷区的群众都来参加集市贸易，一时间，解放区呈现出前所未见的繁荣景象。

谭天度和谭植棠还开办了解放区民主政权财务人员训练班，培训了一批财务人员，普遍建立了民主理财的工作制度。就这样，东江解放区建立了一套财务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谭植棠被称为解放区的红色管家。谭植棠在东江解放区工作了一年多后，1945年10月，他书面向东江纵队党组织提出了恢复自己党组织关系的申请。谭天度向党组织汇报了自己的看法：“谭植棠是中共广东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风云人物，曾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主席团成员，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至三届教员和第四届主任，是统一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主席，曾担任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主席和省港大罢工后援会的领导。在1926年12月的农工商学联合会的一次大会上，他在发表演讲时因肺病发作而吐血晕倒，被送入院治疗，在‘四一二’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九死一生辗转回乡治病十年。他治病期间深居简出，慎独处事，不与当局有任何联系，后来身体稍有好转便找到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他就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只因环境所限不能实现。现在他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完全是正当合理的要求，也是他革命立场坚定，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体现。总之，谭植棠政治立场坚定，经历清楚，思想品德优良，一直坚守党的立场，现在条件具备，我建议恢复他的党的组织关系。”

大家同意谭天度的意见，不过认为需要慎重，呈报中央审批。经尹林平、曾生、连贯、谭天度四人联合署名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将此事呈报给当时主管中央南方事务的周恩来副主席，经审查批准，谭植棠同志终于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