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高明区革命老区与共产党心连心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高明革命老区村的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部队的关系十分密切，革命老区人民群众与共产党心连着心。革命老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及事迹。有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才能取得胜利。这方面的故事在高明革命老区村数不胜数。

抗战时期曾担任中共更楼区委书记的罗航在《她们的革命行动使我难忘》一文中介绍了几个革命老区村妇女与共产党心连心的故事——

“革命老区村冲坑坪有一个叫梁秀英的妇女，她在夜校表现很积极，带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参加合作社，发动群众为抗日募捐，慰劳抗日军队，救济难民等。她还经常到女青年聚居的屋子（俗称女仔屋）发动她们参加抗日活动。我和谭德等‘妇抗’ 的同志常到她家与她联系工作，她经常留我们在她家食住。她家并不富裕，只是勉强维持生活，可她为了帮助我们的工作，总是十分热情，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坚持接待我们。她政治立场坚定，进步很快，1938年12月由谭德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区农村中较早加入组织的女共产党员。不幸她在1944年日军侵略高明的时候被日军杀害了。

“冲坑坪村的程少莲是高明一区区委书记严权发的妻子，她善良忠厚，纯洁勤俭。我常到她家与严权发联系工作，青年抗敌同志会的许多同志以及外地来高明工作的地下党领导人经常出入她家与严权发联系工作，她都热情接待。党组织决定在冲坑坪建立据点，还在她家设立了交通联络站，她都全力支持。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明城疯狂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冲坑坪长期受到反动派的监视和搜查，但程少莲并不害怕，仍然热情接待到他家联系工作的同志，并设法加以掩护。1948年春的茶山战斗后，组织上让我和郑靖华到她家掩蔽，她每天为我们送茶饭，夜深时挑水给我们冲凉。我们在她家掩蔽了20多天，她不辞辛劳照顾我们，直到我们安全离开。

“1947年秋，我转到革命老区村高村工作，主要与陈汝青联系党的工作。但由于国民党对陈汝青的家监视很严，所以到深夜才能谈工作，陈汝青把我带到陈汝棠的夫人李素真（五婶）的家，五婶在家里接待了我。她40多岁，仍然亲手为我做饭，还为我烧水冲凉，我非常感动。李素真说她支持共产党带领人民闹革命，为革命做点事是她应该做的。深夜，她带我到她家的草屋阁楼上住下来，我在那里掩蔽了七天时间，五婶每天给我送茶送饭。在她的支持下，我完成了工作任务，安全地离开高村。她是一个在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革命妇女，她发动群众开荒生产渡荒，她发动群众腾出房子给革命部队住宿，她带头献枪献粮给革命部队。人们都敬佩她，学习她。”

2009年4月，谭世荣采访了原解放军粤中纵队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欧初和粤中纵队第十二团政委李法。他们向我介绍了几条革命老区村的事迹——

革命老区堡垒村更合镇布社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党组织经常安排工作干部和游击队员在革命老区堡垒村更合镇布社村群众家中搭吃，还经常在群众家中过夜。群众对我们的同志极为热情。当时物质条件极为缺乏，但是群众还是十分关心我们干部战士的生活，当时有一名中共高明县委副书记陈古，就经常在布社村的堡垒户家中搭食和居住，还经常在堡垒户家中开会研究工作。堡垒户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该村有一名村民名叫黎雄才，游击队员都亲切地称他为“叔公”，经常有游击队员在他家里搭吃。有一次，有两个游击队员在他家搭食，他知道游击队缺粮，便把家里仅有的两袋存粮，合起来共有120斤，拿出来交给游击队员带回去应急使用。游击队员问他：“我看到你家里也没有什么粮食了，我们怎能全部拿走你家的粮食呢？”叔公说：“游击队人多，要应急，也没有其他吃的，怎么打仗？我家里人少，没有主粮可以吃杂粮，你们不用担心，拿去吧，救急要紧！” 两名游击队员十分感动，背起他家送的两袋粮食，赶回部队应急去了。(www.xing528.com)

1948年夏，粤中区游击队接收了一位组织上从香港调回内地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名叫邓怡庄，组织安排她住在革命老区老香山下老区村布社村的一个农民家中搭食和居住。有一天，敌人突然来布社村“清剿”，邓怡庄来不及转移，于是这位农民就把她藏在他家的一间草屋中。敌人到处搜查，眼看就搜到她所匿藏的草屋，这时候，这位农民急中生智，突然装作与另一个农民发生口角，互相大骂对方，还做出要动手打架的样子，把准备进草屋搜查的敌人吸引过来劝架。敌人的注意力分散后，搜查就没那么认真，劝开了就要动手打架的两个农民后，一会儿就撤走了。这样就救了邓怡庄同志免被敌人抓住。这件事，邓怡庄在多个场合都讲过。她说：“没有老区人民的保护，我早就被敌人杀害了。”

1979年6月，当年在高明担任武工队队长的沙朗在《难忘的战斗历程》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情：“高明是革命老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真心实意拥护和支持的。合水井坑村有个叫基哥的人，对革命忠心耿耿，人虽然穷，但也尽力从经济上、生活上关心和支持我们。我经常在他家出入，1944年12月，因武装斗争需要，要将我们以前交由革命堡垒户收藏的枪支起出来组织武工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那天，部队副团长吴新派我独自一人到基哥家里起枪。虽说之前是我亲手把一支步枪交到他手里，但我却不知道他把枪收藏在什么地方，但我信得过他，相信他一定能保管完好。他说：‘枪是你们部队的宝贝，我肯定收藏在最秘密、最安全的地方，否则保管不好生了锈，枪坏了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啊！’我看着基哥取枪，原来他在碗柜的后面专门搞了一个夹缝洞，枪就放在洞里面，外人怎么也不会看到。在革命低潮时，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掩蔽枪支弹药，没有对党的一片忠心是做不到的。基哥的革命立场很坚定，尽管革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也不会改变他对革命的忠诚。我想，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是不能站住脚的，患难见真情，群众的革命精神，在革命低潮时尤为难能可贵。”

当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十二团政委的李法2009年4月3日接受谭世荣采访时说：“1949年初，我在革命老区村高明杨梅公田村刘祥婶家搭食了几天，当时群众粮食不足，主要是吃苦麦菜粥，能吃上番薯芋头杂粮就算是好的了，几天才能吃上一顿米饭。群众生活那么苦，国民党还横征暴敛，所以人民群众对国民党统治那么憎恨；而我们党与群众同甘共苦，引导群众搞好生产，开展减租减息，所以人民群众就真心实意拥护我们。当时，我们的部队平时都在革命老区村驻扎，指战员们都分散到各家各户去搭食，同时也在农民家中搭一个临时床铺住下来。部队与老区人民好像鱼与水的关系一样。有了老区群众的支持，我们才能坚持斗争，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李法还讲到，老香山下有一条坐落在山腰坪地上的村庄叫石岩底村，那里地势险要，群众主要靠耕种梯田和砍柴卖柴度日，生活很苦，但对我党在那里开展地下斗争却极力支持。当时粤中纵队的领导人之一刘田夫及其妻子就住在石岩底村，群众把他们安排在一间比较清爽的青砖单筒屋里居住。这条村子很小，但还是有几个人参加了游击队。农民虽然生活苦，经常吃杂粮，但是村民经常送一些谷米给刘田夫夫妇吃，使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并没有挨饿。有一次刘田夫生病了，一个姓赖的村民跑了七八公里从山外面请来医生给刘田夫看病，还为刘田夫上山采草药，熬药汤给他喝，使他能及时治好疾病，重返部队。

2009年4月4日，谭世荣在广州陆军医院采访了住院治疗的94岁副军级离休干部郑锦波，他是1944年底成立的高明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的政委。他讲了革命老区更楼屏山村的故事：更楼屏山村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经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党支部书记叫罗湛元。他为了帮助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解决给养问题，把自己家里的两头耕牛都卖了，把卖得的款项全部送给了抗日游击队使用。后来罗湛元自己也参加了游击队，并担任了武工队长，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结束。1949年10月中旬，他带领武工队在更楼袭击正在逃跑的国民党军队，俘虏了80多个国民党的逃兵，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交给部队。

革命老区高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十分重视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据1948—1949年担任中共高明县工委书记的郑靖华在《解放战争时期高明革命斗争的概况》一文中回忆：“高明县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老区，不仅有许多老区人民和共产党同心同德进行革命斗争的故事，当时高明老区的党建工作也很有成绩。当时高明十分重视抓党建，重视吸收合乎条件经过考验的革命群众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强党组织的战斗活力。高明当时主要是面向革命老区村的贫雇农，发展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入党的主要条件，一是出身贫雇农。二是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三是在农会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四是经过短期的党纲党章党性教育或培训，表现出较高的政治觉悟。当时新高鹤地区发展党的组织采取的方式有六种：一是‘鸡执谷’方式，由组织挑选发展对象。二是个别审查、集体研究、分别吸收。三是轮流上党课培训教育，成熟一个吸收一个。四是办入党对象训练班吸收一批。五是介绍人推荐入党。六是志愿申请入党。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是几个方式结合进行。高明培养新党员主要是以‘鸡执谷’方式。即组织挑选，个别审查，培养教育，考验合格，逐个吸收。据统计，1948年底至1949年7月，高明新发展中共党员307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