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高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高明籍风云人物揭秘》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大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原籍高明的风云人物，其中主要的有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和陈汝棠。

谭平山走上革命道路后，在建党、建团、建军、推动国共合作、工农运动、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大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在中共广东支部成立后，谭平山担任书记，利用他在国民党任职的方便，争取广州革命政府支持办起了公立的宣讲员养成所、机器工人夜校和注音字母教导团等，作为宣传革命的阵地，他自己还在这些阵地中兼任教员或董事长，亲自讲课。同时，他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他十分注重工人运动的发展，布置王寒烬带领一批积极分子深入泥瓦木匠工人中开展工作，组织起广东土木建筑工会，有会员4000多人，选举郭植生为工会主席。工会组织工人开展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斗争，历经军警镇压，工人经过不懈的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谭平山又布置梁复燃、王寒烬到佛山组织工会，很快建立起佛山土木建筑工会，有会员1500多人，选举钱惠芳为会长；接着又成立了佛山理发工会，有会员600多人，会长梁桂华。理发工会与资本家交涉，要求提高工人的收入比例，取得了胜利。1921年冬，广州车缝工人大罢工，广州市公安局逮捕了一批罢工工人。谭平山立即发动3000多名工人集合在第一公园开大会声援罢工工人，还指挥工人队伍前往公安局审判厅，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抗争取得了胜利。1922年2月，6000多名香港海员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举行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中共广东支部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组织广大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声援罢工。这次罢工运动扩展为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超过10万人。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纷纷响应，广州革命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持这次罢工斗争，罢工最后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的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文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工人运动的高涨。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河南机器总工会召开了有73人出席、代表全国12座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工人的第一次全国劳工会议，谭平山被选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向大会报告筹备情况和致闭幕词。

谭平山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22年3月，谭平山明确提出，“本团组织，纯以马克思主义做中心思想”“以改造社会为目的”。他主持了在广州东园召开的有上千青年人参加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并作了报告，提出青年团的工作方针是“改造社会为最大目的，我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有改造社会的能力”。3月19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了第一次团员大会，选举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七人为章程审查委员会成员。4月6日，团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团员大会，确定用通讯选举办法选举团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谭平山被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委会书记。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团结教育青年在中共广东组织领导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支生力军。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25人出席了会议。谭平山在会上报告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情况，会议选举产生了团中央执委会，通过了七项决议。至此，谭平山成为广东党、团、劳动组合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工作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组织工作能力和领导才华都是卓越的。

1922年7月，谭平山出席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通过了党章和关于民主联合阵线的决议案以及中共参加第三国际的决议案。之后谭平山与邓中夏、毛泽东、王烬美等提出了《劳动法大纲》，发起劳动立法运动。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了名为大元帅大本营的革命政府，共产党吸取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的教训，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时孙中山对在广州的陈独秀和谭平山十分器重，任命二人为大元帅府宣传委员会委员。

1923年6月，谭平山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并在会上作了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决议，会上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和中央局委会。8月，谭平山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了长篇连载文章《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为国民党改组打下思想基础。9月，中共中央局由广州迁往上海，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共驻粤委员，继续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10月25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胡汉民、邓泽如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中央临时执委会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委员，谭平山还被任命为该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谭平山为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他在广州组织力量进行国民党党员登记，召开党员大会，成立了十二个区的国民党分部，并确定了负责人。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草案。同月，谭平山主持召开中共广东区委、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以及党团广州地委负责人共七人的联席会议，组成了粤区国民运动委员会，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这个委员会由谭平山和阮啸仙任负责人，各区成立国民运动小组。11月25日，谭平山发表《国民党改组中应注意诸点》一文，提出“国民党改组唯一的目的，是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健全而有力的革命党，造成一个全国民中革命分子所集中的国民革命大本营”。11月29日，孙中山派廖仲恺、谭平山到上海开展改组国民党工作，次月中回广州，谭平山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报告了上海改组情况。会上决定派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前往广东兵工厂组织建立国民党党部广州市一区分部。经过努力，该分部于12月22日召开了成立大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65人，其中中共党员20多人。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党章草案》，提交大会审议。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章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选出了国民党的领导机构——24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中共党员占了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孙中山担任总理。在一届一中全会上，廖仲恺、谭平山、戴季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谭平山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一大后，国共两党合作正式形成，廖仲恺和谭平山两人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这一年国民党还成立了统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运动委员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等人担任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工农运动掀起了新高潮。

1924年9月，广州发生商团叛乱。10月10日，国民党中央和广东省政府组织30多个进步团体几万人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集会，纪念武昌起义13周年，声讨反革命的商团，大会结束后举行游行时，遭到商团军开枪射杀，当场打死20多人，打伤100多人。正在韶关督师准备北伐的孙中山闻讯，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廖仲恺、谭平山、蒋介石等六人为委员，从北伐军中抽调一部分军队回广州，并动用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工农武装讨伐商团叛乱，15日，各武装力量一起行动，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全部解除了商团军的武装，一举平定了商团叛乱。

1925年1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代表广东党组织参加了会议，出席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会议总结了国共合作的经验，强调了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扩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谭平山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议确定谭平山仍驻广东。

1924年底，孙中山受当时控制北方局势的冯玉祥电邀赴京商讨和平统一国家的问题，孙认为是个机会，决定前往。中共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政治主张。孙中山离开广州后，1922年曾领兵叛乱后被赶出广州的陈炯明再次在粤东举行叛乱，广东革命政府组织进行了东征的军事行动，经过两次东征，把陈炯明赶出了广东，他最后死于香港。谭平山、谭植棠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成员随东征军出发并进行宣传和劳军活动，东征取得了胜利。

1925年1月，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后，国民党内迅速分化为左派和右派，谭平山发表了《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一文，指出了国民党内部已经分化出反革命派，提出要识别和警惕那些戴着假面具的野心家。这一年的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向来与谭平山密切配合工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遇刺身亡。凶手交代，有人出重金暗杀廖仲恺、谭平山等领导人。谭平山指出这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

1925年7月省港工人大罢工。谭平山为统一广东的军事行动、支持省港大罢工、巩固广东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10月，在国民党广东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上，谭平山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报告》，这次会议巩固了广东省革命统一战线。

1926年1月，谭平山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大，再一次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政治委员和常委，并继续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和秘书长。但是国民党二大没有严惩“西山会议派”，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这为后来国民党右派走上反革命道路埋下了祸根。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制造了排斥共产党的“中山舰事件”和抛出“整理党务案”。由于蒋介石的阴谋、陈独秀的退让，谭平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后来蒋介石更明目张胆地走上了反革命道路，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同年11月，谭平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并在大会作了中国情况报告。会上，他被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兼中国委员会主席。1927年2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谭平山缺席仍被选为中央执委委员、常委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农政部部长和土地委员会委员。4月27日，谭平山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同年7月，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谭平山宣布退出国民政府。

谭植棠与谭平山、陈公博等一起创建中共广东支部后，他一方面担任《广东群报》的经理，另一方面参加创办宣讲员养成所，并兼任甲班的班主任，培养革命干部。他也在注音字母教导团和广州河南机器工人夜校讲课，主要讲授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发展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他的讲课思路清晰、语言动人，很受学员们欢迎，对培养革命干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中共三大后，谭植棠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1924年7月，国共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谭植棠被聘为第一至第三届教员，主要讲授《中国革命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史》，他引导学员提高觉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1925年春，中共广东区委设立主席团，陈延年任书记，谭植棠为主席团成员，分工负责农民运动和统战工作。1925年5月，国共合作开办了第四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谭植棠担任主任，聘请彭湃、恽代英、阮啸仙等担任教员，这期讲习所招收了来自广东、湖南、广西等98名农运骨干参加学习，中途又招收了50名旁听生，办学中虽遭受动乱波折，最后还是胜利完成了教学计划，谭平山、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等领导还专门前来分别举行专题讲座。7月，爆发了省港大罢工，谭植棠在农讲所主办了一期“罢工工人补习班”，培训了50多名工运干部。这时，省农民协会成立，谭植棠与彭湃等共同负责中共广东区委农运工作，还在国民党农民部中担任干事，促进了全省农民运动走向高潮。同年10月，国民政府组织第二次东征，谭植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将军一起到东江前线慰问东征将士。路上，他发现有不法军队勾结反动地主摧残农会干部，当众对农会干部施行“点肚脐灯”的酷刑，他当场挺身而出与他们斗争，及时制止了暴行，并当众宣传革命道理，为农民撑腰，使农民深受鼓舞。1926年1月，谭植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参与研究由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事宜，使这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顺利开办。(www.xing528.com)

谭植棠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十分关心。他十分关心烈士家属和受伤人员的生活问题，他与林祖涵、邓颖超、谭平山、邓中夏等在1926年春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广东总会，由他担任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他主持召开各区分会的代表大会，发动社会各界筹款，对广州、上海等地的受难同胞及其家属实施救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由于常年工作，不顾休息，谭植棠积劳成疾，患上了当时被认为不治之症的肺痨病，而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坚持工作，并与疾病进行不屈的斗争。他继续多次参加了群众集会并多次发表演讲，他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深受各界群众的好评，被人们称为“反帝斗争的先锋战士”。1926年底他的肺病严重发作，党组织多次劝他入院治疗，但他还一直坚持带病工作。有一天，他在广东各界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时，会场秩序受到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破坏，谭植棠大怒，当堂高声指斥反动分子，由于过度激动，引起大口吐血，昏厥过去。他被送到广州博济医院，经及时抢救才苏醒过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谭植棠极为愤慨。为了避开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杀，谭植棠先是转院治疗，后来辗转回乡治病养病十多年。

谭天度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第一项活动就是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组织的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他与谭平山一道挥舞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当日，他在《广东群报》发表《五一纪念与中国工人》一文，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作斗争。中共三大后，谭天度执行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同时被安排做基层国民党员登记工作和国民党基层组织重建工作。1924年春，他被党安排到石井兵工厂开展国民党员登记工作和成立国民党特别区分部。该分部成立时，谭平山等领导人前来祝贺。国民党一大期间，谭天度与谭植棠一道在秘书处工作。之后，国共合作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谭天度则参加该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为此他辞去了维坤女子中学的教师工作，主要做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具体组织和服务工作。当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曾协助谭植棠回高明发动一批从东洲高等小学毕业的进步青年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中有陈权、阮贞元、麦均林、谭其聪、谭葵谦等人。1925—1926年，谭植棠担任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根据斗争需要，为配合省港大罢工，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英帝国主义，中共广东区委又成立了“广东各界对外协会”，由谭植棠担任主席，谭天度担任该协会秘书处负责人。之后，为了协调社会各界统一立场和行动，解决统一战线内的矛盾问题，中共广东区委又成立“广州农工商学联合会”，并决定由谭天度担任秘书长。该委员会的主席是由各界代表轮流担任的，而秘书长是固定的，实际上是谭天度主持这个联合会的日常工作，主要协调的对象是商界。他经常与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人接触，从他们身上，谭天度觉得学到了许多道理和工作方法。谭天度在农工商学联合会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其间他的本职工作还是高师附中教员，他受到了锻炼和考验。

1926年春，谭天度离开了高师附中的教师岗位，中共两广区委派他到石井兵工厂担任共产党支部书记，公开身份是兵工厂训育主任。而国民党右派为了争夺兵工厂的阵地，派了几个工贼进到厂里，与谭天度开展争夺阵地的斗争。谭天度在区委领导下，依靠赞成国共合作、同情共产党的工厂骨干，依靠进步工人，团结争取中间工人，分化、孤立、打击右派工人和反动分子，工作很有成效。后来国民党右派当局撤销了以共产党员为主导的训育部，共产党支部的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谭天度根据党的指示离开了兵工厂，来到国民党左派人物简石琴主持的广州商民部担任秘书长。简石琴是个敢作敢当的人，在商民部，谭天度为他写了不少支持国共合作、抨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步文章，并交由报刊发表，这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派兵包围搜查了商民部，幸好谭天度不在，才逃过了一劫。之后简石琴被调离了商民部，而谭天度也被调到广雅中学担任训育主任。他利用训育主任的身份，利用课外活动的方式开展党团活动，传达党的指示，巩固发展党团组织。可是这时形势越来越险峻，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后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谭天度在简石琴的帮助下逃离了遭到搜捕的广雅中学，只身前往武汉寻找党的组织。

陈汝棠是高明区更合镇高村人，1893年6月出生，出身于一个农村中医世家。在本村读了六年私塾，13岁那年考入东洲高等小学读书。他听到孙中山、黄兴等成立同盟会，其宗旨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平分地权，心里无限向往。1908年，15岁的陈汝棠在东洲读书的第三年就辞别东洲，投考广州陆军学校，他要走从军救国之路，结果考进了广州黄埔陆军小学读书。在陆军小学，陈汝棠认识了同校的陈济棠并与他结拜为兄弟，同时认识了老同盟会员潘达微、徐维杨。他还与同一时间在附近海军学校读书的陈策结为至交。1909年2月，时年16岁的陈汝棠由潘达微、徐维杨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同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他参加同盟会后，参加了广州及番花地区同盟会分会的多次活动，这几年同盟会在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下举行了多次反清武装起义。1911年初，陈汝棠离开了军校。3月27日，他参加了高州人廖光普领导的武装起义，这次武装起义遭到清军的镇压而失败，4月27日，陈汝棠又跟徐维杨一起参加了由黄兴等直接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并直接参加了小北门的一夜激战，最后寡不敌众，他与徐维杨一起冲出了清军重围。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白色恐怖中，陈汝棠躲过追捕，孤身一人来到白云山双溪寺，投靠太虚大师当了小和尚。后来，他又参加革命党人陈建狱组织的刺杀清朝海军提督李准的炸弹小组的行动。行动失败后，陈汝棠拜别太虚大师，离开了双溪寺，回到高明东洲高等小学继续学业。两年后，陈汝棠在东洲毕业，考入广州中法医科专门学校（即广州韬美医院），以学习西医为主，也学中医，并探索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三年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获得了韬美医院的最高奖——“昭生奖”。毕业后，陈汝棠在广州挂牌开办了“昭生医社”。因为治好了他的军校好友陈策（后来担任海军司令）的母亲的腿骨病，陈策为他新建了一座两层半的房子作为新的医社社址。

由于陈汝棠的医德医术有口皆碑，传到了在广州大元帅府担任大元帅的孙中山的耳朵里，引起也是学医出身的孙中山的兴趣，于是孙派人请陈汝棠到大元帅府见面。孙中山对陈汝棠所谈的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新理念非常赞同，陈汝棠也表示会与陈策一道说服昔日的军校好友，动员陆军和海军学校师生举旗起义，归附大元帅府的领导，孙中山极为高兴。果然，陈汝棠和陈策真的说服了两个军校师生宣布拥戴孙中山，归附大元帅府。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但是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据。孙中山回到上海后专理党务，对于时政，则“暂处静默”，撰写文章，并去电广州的党组织，派人诚挚邀请陈汝棠到上海“共商国是”，实际上是要陈汝棠一来帮忙处理身边事务，二来当他的私人医生。陈汝棠接到孙中山的邀请后，二话没说，交代好医社的工作，便启程赴沪。孙中山见到陈汝棠十分高兴，说：“你的医社办得有声有色，同时又成为本党同志的联络站，一心支持本党事业，可贵可贵！”陈汝棠一面协助办理孙中山的贴身事务，一面为孙中山检查和调理身体，使孙中山有充沛精力处理党务和做好理论著述。尽管这时陈汝棠已看出孙中山身体有致命隐患，但是他明白学医出身的孙先生也了解自己的情况，故两人心照不宣。

1920年11月，陈汝棠随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孙中山任命陈汝棠为粤军定立医院上尉军医，代行院长职务。没多久，又任命他为广东陆军医院院长，兼驻广州护国军滇军第二统领，协助监督管理军队事务。不久，又调陈汝棠担任新丰县县长并遥领讨桂军第二十七支队司令职务。三个月后，陈汝棠带着一份治理新丰江、建设水电站的建议来见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听了他的建议，非常高兴地给予肯定，并解释说现在还不具备财力条件建设。于是他被调任为护国第四军团卫生队长。半年后，陈汝棠又被任命为广东陆军医院院长，他全身心投入到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中，获得军界的一致好评。这期间，陈汝棠曾说服海军将领陈策出面劝说陈炯明与孙中山同心同德，但陈炯明只当作耳边风，最终走上了背叛孙中山的道路。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发布进行北伐战争的命令，并亲率将士开赴韶关集结。陈汝棠随孙中山参加了北伐队伍，他被任命为非常政府陆军讨贼军中央临时军医院院长，筹办北伐军中央临时医院。他把个人的资金以及昭生医社的一些医疗设备拿去筹建北伐军中央临时医院。北伐军节节胜利，陈汝棠则日以继夜救死扶伤，孙中山说他“舍家为国功勋卓著”，认定陈汝棠是“大将之材”，任命他为“北伐军军医司司长”。陈汝棠的忘我工作精神和高超医术获得广大北伐军官兵的好评，孙中山对他更为器重，没过多久，亲自下令将陈汝棠的军衔连升四级，从中校升为中将，升任他为“中华民国中将军医总监兼陆军部军医司司长”。陈汝棠十分感谢孙中山对自己的栽培，更加努力工作，加强北伐军医疗卫生建设，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朋友和得力助手。

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这次北伐没成功，孙中山返回了广州，陈汝棠留在韶关继续主持临时医院工作。但孙中山走后，韶关有一些部队跟随陈炯明叛乱，攻占了北伐军大本营，正在救治伤员的陈汝棠被叛将杨坤元捉拿捆绑押赴刑场准备与其他死囚一起枪决，在危急关头，叛军前敌总指挥翁式亮知道陈汝棠是北伐军中央医院院长，是个军医高手，是孙中山的私人医生，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医术高明，是一个忠心义士，并不该死，留下有用。于是派人快马奔赴刑场，高喊“刀下留人！”。陈汝棠从刑场上被解救出来后，立即披星戴月步行离开了韶关，一个月后回到广州找到陈策，知道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对峙了一个多月。陈策带领海军保护孙中山，他秘密把陈汝棠送上永丰舰，陈为孙中山检查身体，为他保健，使十分疲惫的孙中山振奋起精神。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叛军对峙了54天后，陈策命令各军舰一齐向叛军开火，逼得叛军后退，周密安排孙中山乘其中一艘军舰冲出重围，离开广州前往上海。陈汝棠则坐上一只乌篷民船离开军舰回到昭生医社。

1923年初，孙中山著成《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通电讨伐陈炯明，陈炯明兵败下野。孙中山回到广州再次就任大元帅并着手改组国民党，开展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孙中山再任大元帅后，任命一心支持国民革命、保护孙中山、与叛军作战有功的陈策为海军广东舰队司令。3月的一天，孙中山专程来到陈汝棠家中，对陈汝棠舍小家为大家、散尽家财筹建北伐军中央临时医院的义举表示感谢和慰问，并派人送来5万元，作为对陈汝棠经济损失的补偿，陈汝棠坚辞不受，并说可以将此款作为自己缴纳的党费，孙中山极为感动。

1927年，陈汝棠被当时的国民政府任命为广州海关缉私局局长，他了解到前任缉私局局长中饱私囊，造成鸦片走私活动猖獗。陈汝棠上任后，坚持原则，坚决与走私活动作斗争，把没收到的鸦片坚决销毁，使广州海关的走私活动平静下来。之后不久，陈汝棠又查到一批走私鸦片，并准备销毁。走私者再三求情，陈汝棠义正辞严进行痛斥。回到家中，走私者请人抬了两箱白银送到他家，陈汝棠没收了白银，送到国民政府作为北伐经费，之后回到岗位上，还是把没收的鸦片销毁了！这事传到高明家乡，乡亲们都称赞陈汝棠是个正直的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