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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第一节全时制职业学校

时间:2023-10-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手工业的排他性与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至上和权力集中的要求发生冲突。以上情况为全时制职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便开始设立早期的商业学校。

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第一节全时制职业学校

一、全时制职业学校产生的背景、启蒙运动与工业化

1.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手工业训练垄断的打破。

手工业作为独立自主的一个经济体系是与重商主义极权主义国家的商业政策相悖的。手工业的排他性与极权主义国家的权力至上和权力集中的要求发生冲突。这种要求得以贯彻的前提是,解散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力机构的社团组织。国家对个人的直接干预,要求取消任何作为统治权力竞争者威胁着国家独占要求的中间权力。对于教育领域来说,国家接替建立和扩充学校教育体系的责任,意味着国家极权主义教育政策的开始。此外,随着营业自由的实行,手工业行会中的入会强制被取消了,行会在学徒训练上失去了垄断地位。

2.启蒙思想为取消职业教育体系的手工业结构创设了思想前提。

在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要求的人的解放得以成为现实主义的教育准则。这一准则也是18世纪末开始的职业教育改革的教育理论依据。在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平等的政治要求下,手工业行会的入会强制和其他限制措施被取消,职业训练必须服从于自由竞争的经济考虑。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还把设立学校作为求得强盛的手段,并把这一手段使用于工业领域。

3.传统训练结构不能适应新的训练要求。

劳动的技术合理化越来越促使机器的使用取代人的劳动力,从而使职业技能形成两支分叉。一方面,机器使用的目的是把人的劳动限制在易于通过短期训练来掌握的手工操作上,从而使技术因素的训练对大多数人变得多余;另一方面,机器设计和适合于企业规模的管理职能的复杂性要求迅速增加专家的数目,包括工程师、技术员、经济学家等。但无论是对于产业工人的短期训练来说,还是对于企业领导人员的技术、经济学训练来说,传统的训练结构都不能提供合适的组织形式。通过示范和模仿,即所谓模仿原则(Imitationsprinzip),来掌握知识的传统做法,随着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日益加强的复杂性和生产场所与居住场所统一体的解体而日益显得过时。

4.极权主义国家要求设立合适的训练机构以促进工商业发展。

极权主义国家一方面为扩大和巩固其权力,要求设立合适的训练机构,另一方面,把设立合适的训练机构来训练商业人员和技术领导人员作为促进企业发展和改善国家收入的手段,即所谓“通过教育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以上情况为全时制职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最初的全时制职业学校

一般地说,全时制职业学校于18世纪逐渐建立起来。它们有不同的渊源和产生的途径。

1.国家设立的专门学校。

随着国家行政管理的集权化和经济化,缺乏专业训练的18世纪的宫廷贵族被从国家事务领导者的位置上淘汰下来。为了训练职业官员,自三十年战争结束起建立了国家学院(Staatsakademie)和公务学院(Kanzleiakademie)。这种学院,由于无例外地只收贵族学生,被称为“骑士学院”(Rittertakademie)

此外还出现了如军事学院那样的学术性专门学校。这些专门学校企图消除恪守传统的大学缺乏实科教育和缺乏应用于职业的教育的状况,为此,要求每一专门的行政管理部门都设有自己特有的高级专科学校。哈勒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设立的第一批经济学、政治科学和财政学讲座,其目的也首先是训练行政管理专家。

有了培养国家官员的新的专门学校体系,官员的征募便不再以贵族出身为标准,而是以专业训练的成绩为标准。这是征募官员政策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极权主义和重商主义促进工商业的经济政策,把训练领域的着眼点转移到了国家贸易上。

在办学方式上,1794年在法国巴黎建立的巴黎理工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是许多相应学校的榜样。它在高度科学水平上担负基本技术学科的基础训练。学生毕业后,专门的专业课程训练,特别是工程师军官的训练,需要在采矿、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和其他学科的专门的专科学校(école d'application)里完成。尤其是设在德语区的一些高级综合技术学校都以巴黎理工学校为榜样,它们是:布拉格(1808)、维也纳(1815)、柏林(1821)、卡尔斯鲁厄(1825)、慕尼黑(1827)、德累斯顿(1828)、斯图加特(1829)、卡塞尔(1830)、汉诺威(1831)、奥格斯堡(1833)、纽伦堡(1833)、不伦瑞克(1835)、达姆施塔特(1836)。这些学校后来大多数发展为工科高等学校或高等专科学校。

工业发展较迟的普鲁士,原来通过从国外引进受过训练的专业力量的途径,招收少量必要的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与技术官员的职业训练赖以实现的工业化前专科学校并行。由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支持一个按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分化的训练技术员的学校系统。《民法通则》(das Allgemeine Landrecht)和1910/1911年实行营业自由标志着普鲁士由封建体制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这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直接的指令性的干预,并把自己的职能集中在确保生产过程自由调节的社会基本条件上。由全面促进工商业带来的基础结构政策,其组成部分乃是作为从事某行手艺之先决条件的资格证明的要求以及与此联系的对相应学校的促进。

除了国家促进专门学校以训练官员和技术员外,实科学校和市民学校也得以发展。这些学校强调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与古典学术中学里咬文嚼字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照。

2.实科学校和全时制的商业—经济学校。(www.xing528.com)

18世纪,为适应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的要求,通过学校训练年轻一代的商业人员已显得十分必要。因此便开始设立早期的商业学校。这种学校主要由私人经济开办。然而最早具有商业性质的学校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这是一种训练写和算的学校。它们是商业学校最早期的形式。18世纪由私人经济开办的商业学校,从一开始便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是作为“实科学校”设立的实科主义普通学校(Realistische Universalschulen),另一方面是专业性的专门学校。

18世纪初萨克森商务顾问和内廷参事马尔佩尔格尔(Paul Jacob Marperger, 1656—1730)就已向政府建议设立商业学院(Kaufmanns-Akademie),并为商业专门学校提出一套教学方案。同时,马尔佩尔格尔还主张在大学的学术课程里补充商业学内容,并由国家委任的教授任课。设立商业学院的方案完全是为商业职业训练考虑的,其最重要的学科有商业核算、复式簿记、商品学、经济地理、商业法、商业通讯、外语等。

然而,在马尔佩尔格尔的建议实现之前,首先得到贯彻的是另一种方案,这种方案的目的是借助一个广泛的混合职业课程体系来实现工艺技术和商业经济的训练。比如,格罗斯(Johann Gottfried Gross, 1703—1768)曾于1739年提出过设宫廷、政治、商店、艺术和经济一体的学校的方案。该方案首先在两所实科学校里得到实现。一所是由虔敬派教士和督学塞姆勒(Christoph Semler, 1667—1740)在哈勒设立的仅存在过短暂时间(1707—1710年和1738—1740年)的“数学机械和经济”实科学校。另一所是传教士黑克尔(Johann Julius Hecker,1707—1768)设在柏林的卓有成效的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这些实科学校便是后来的工艺—技术的、商业的和综合技术的全时制学校由之发展起来的共同的根子。

1747年黑克尔在为一个“机械实科班”设计的课程计划里提出了设立一种学校的方案,该方案与今天人们讨论的一般的职业准备和职业基础教育的设想极为相似。他提出的这种学校开设的课程有工具与机械常识、金属与制作理论、职业实践训练等,后者在有助于理论训练和实际操作结合的学校教学工场里进行。黑克尔首先想通过广泛的活动领域和职业领域的入门教育,帮助青少年达到职业定向和职业选择的目的。

随着“机械实科班”扩充为“经济—数学实科学校”,学校的关于职业定向的要求也扩展到特定的职业基础训练和职业专业训练上。例如,将来将成为画家雕塑家、金饰工和银饰工、细木工等的那些青年,将更多地学习制图而减少希腊语、希伯来语和拉丁语的学习。即使是制图课本身,对于一个未来的雕塑家和一个未来的金饰工的要求也是有所不同的。这种被理解为“拼合式”普通学校的实科学校,除了其为职业作准备的职能外,也担负为进大学修业作准备的职能。它的课程是建立在实科主义内容基础上的,而不再仅仅是传统的文科中学的内容。它的目的是给青少年提供一种机会,学会与他们的能力和爱好一致的一切东西,使未来的学者、商人、艺术家、技术工人(Professionist)都能从中获得适合于他们生活方式的教学。

然而在进一步发展中,黑克尔的实科学校及随后在他的方案基础上建立其他学校的目标表明是不现实的。因为职业的水平和垂直分化太快,以至正在萌芽中的分化的职业专科学校难以为多种多样的活动领域提供一个教学基础。

后来,人们试图让这种学校逐渐放弃职业专业训练的职能,以改变百科全书式的超负荷现象和无法把教学集中在宽广的职业领域上的现象,从而最终发展为文实中学(Realgymnasium)和实科中学(Oberrealschule)。

这两种学校,后来其授予高校入学资格的权利都得到了承认,并被归入文科中学范畴,成为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新的大学预备学校。

在改变实科学校百科全书式超负荷现象的同时,19世纪上半叶建立了许多以马尔佩尔格尔专科学校的方案为依据的商业学校,其最有名的先驱是1768年由比施(Johann Georg Büsch, 1728—1800)在汉堡设立的商业学院(Handelsakademie)和1791年由舒尔茨(Friedrich Schulz,1753—1817)设立的柏林商业学校( Handelsschule )。特别是1831年由克雷默尔因农(Krämerinnung)在莱比锡建立的公立商业学校成为许多商业学校的楷模。莱比锡商业学校设一个训练办事处,以确保商业教学中企业实践训练的进行。大多数办学者是商业协会(Handelskammer)和商业联合会(Kaufmännische Vereine),小部分是乡镇。此外,主要在巴伐利亚,在实科学校设商业专业班。这些全时制商业学校直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才有了分化的组织结构。这方面,最主要的推动力来之于德国商业教育联合会(Deutscher Verband für das Kaufmännische Unterrichtswesen),该联合会是1895年在不伦瑞克举行的促进商业教育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产生的。

3.全时制工艺—技术学校。

18世纪末,在普鲁士王国已出现了艺术和手工业学校,这些学校除了训练工厂主、手工工场主和建筑工外,首先是为其学生进原来与艺术学院联系的、自1799年起独立的柏林建筑学院修业作准备的。这些学校的主要学科是被称为新技术的“语言”的制图。技术制图在课程中所占这种地位标志着职业训练的理论倾向。技术制图是理解技术过程的关键和设计人员(包括金属加工木材加工、建筑等职业)主要的媒介手段。

18世纪末在普鲁士设立的省立艺术学校从理论和制图方面训练建筑工匠。其优秀毕业生可以转到柏林建筑学院学习,这是一所训练建筑业官员的具有高校性质的学院。省立艺术学校被看作发展全时制工艺—技术学校的榜样。

19世纪早期普鲁士学校政策是以教育理想主义代表人物的影响为特征的。教育理想主义以教育上广博主义要求反对启蒙教育学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对经济和强权政治利益的服从。它与任何一种主张采取职业特有的、服从经济利益的训练的教育设想都有矛盾。首先是市民学校和实科学校被新人文主义的代表者视为普通的人的教育同纯粹技巧训练结合的一种不正规混合体而加以拒绝。新人文主义主张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严格划分开来,“如果两者混淆,教育便不纯,教育出来既非完备的人,亦非个别阶级的完备的公民”[1]。教育理想主义者们认为国家文化政策事务应当是唯一地促进普通学校,而与职业联系的专门学校应当设在完成对所有人相同要求的普通教育之后。对这种学校的促进不属文化政策范围,而属于经济政策范围。

因此,普鲁士商工部(Departement für Handel und Gewerbe)力求在安排这一学校领域上施加影响便不足为奇了。当1820年改组普鲁士手工业学校的主管权被从文化教育部(Departement für Kultus und Unterricht)转给商工部时,居领导职位的行政官员博伊特(Peter Christian Beuth,1771—1853)便首先致力于建立一个工艺技术学校体系,作为推行对工商业普遍促进的方案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于1821年作为二年制技术学校建立的、首先为满足私营工业技术人员需要的柏林工艺技术学校(Gewerbein stitut)基础上确定了其他工艺技术学校的结构。

二年制工艺技术学校的低年级招收12至16岁完成了初等教育的学生,要求在提供宽广的技术基础教育的同时,消除学生普通预备教育水平上的差异。通过这样的教学,未来的工厂主和手工业者不仅能获得每一个手工业者所必要的普通教育和对事物的认识,而且将获得一般企业某一种技术性工艺所必要的许多预备知识。教学内容由制图、几何、算术、博物学等学科组成。在高年级,教学集中在数学、制图、化学物理、统计和机械学等科目上。该新学校的训练目标是学生所确定的训练组特有的训练。

在设立柏林工艺技术学校的同时,根据博伊特的计划,按普鲁士省属艺术学校的模式设立了省属工艺技术学校(Provinzial-gewerbeschulen,“省属”二字,只是为了区别于在首都设立的相应学校)。作为一年制(在较大城市也设二年制)职业专科学校的省属工艺技术学校应是专为“出色的从业人员”开设的训练机构,其优秀学生可被接纳到柏林工艺技术学校的高年级。对确定了工艺技术方面职业目标的年轻人则按柏林二年制工艺技术学校低年级的榜样提供职业准备的训练,它不像专科学校那样提供具体职业的训练。

新型学校的组织条件适合于相当程度上精英教育的训练课程的要求,政府和社区指望能获得其对工业化的支持。工艺技术学校作为全时制学校,隐含地把学徒和帮工排除在外。它形式上实行通过免费加以保证的入学自由并按成绩招收和选拔学生,从而确保了其训练技术精英的声誉。对于另一些适合于受进修教育的年轻人只能进星期日学校。

在19世纪初期和中叶普鲁士工业建设阶段,技术学校体系的建设满足了私营经济对工程师和技术员的需要。这一学校建设阶段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促进工商业措施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普鲁士正进行大学和文科中学改革。人的教育与职业训练的二分法造成了普通教育机构与职业教育机构之间的等级隔离。原来作为训练手工业活动的职业专科学校设立的柏林二年制工艺技术学校迅速发展为工科高等学校,从而首先成为就教学计划和学生教育水平来说低于文科中学而力求取得文科中学资格的一切学校形式的替代大学。这一发展必然地对作为柏林工艺技术学校分支机构的各省属工艺技术学校的教学计划、入学和离校资格的提供方面发生直接的影响。随着柏林工艺技术学校转为大学水平的机构,省属工艺技术学校放弃了其职业训练的性质并发展为文科中学式的大学预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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