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部分时间制学校职能的改变

1869年的北德意志邦联工商条例提供了通过地方法规实行进修学校义务教育的可能性。1873年4月26日萨克森首先通过法律实行了3年进修学校义务教育，接着，除普鲁士以外的其他领邦也都实行了进修学校义务教育，并于1897年前颁布了关于进修学校义务教育的法律。

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进修学校主要是普通教育性质的部分时间制学校。在进修学校义务教育实行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他们在工业劳动分工加强的情况下，从中小手工企业立场出发，在国家行政部门支持下，批评缺乏实效的一般训练而主张在学校里也按专业倾向来训练工人。理由有两方面：其一是，通过企业和部分时间制学校里系统的专业训练，给1873年后陷入危机并处于深刻结构变革中的经济以支持；其二是，把青年工人吸收到本来是不受欢迎的部分时间制学校学习，并使教学的中心由“普通教育”转到职业活动上。

比歇尔是新的职业教育领域的最早鼓吹者之一。面对着德国工业品于187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被评为低劣产品的状况，他建议提高工人的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水平并设置训练工场。这一建议仅在某些城市和规模大的私人企业得到实现，大多数青少年仍以小企业中很不系统的训练方式接受训练。

部分时间制学校向专业性转变进一步受到工程师和教育家吕克林（Friedrich Rücklin）的影响。他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的《现代手工业》（1880年）和《民众工艺技术学校》（Volksgewerb-schule，1888年）两篇论文中，站在中小手工企业的立场上，维护由国家维持的手工业性质的生产。他认为，民众工艺技术学校应有助于振兴中小手工企业，它应是一种“职业学校”，一种“振兴我们中小手工企业”的义务教育学校。吕克林把民众工艺技术学校的教学理解为职业教育，并认为这种教学应与学徒所训练的具体实践活动联系起来[5]。民众工艺技术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其任务应适合于劳动大众。吕克林的观点后来由凯兴斯泰纳和施普兰格尔（Eduard Spranger，1882—1963）发展为系统的职业教育理论。

吕克林关于振兴中小手工企业的努力，表明了1880年发动的既反对工人又反对大资本之间竞争的保守的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运动的特征。这次颇有影响的手工业者运动得到了德国政府的支持，并在社会保护主义政策范围内被利用为巩固封建资产阶级统治制度的工具。封建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支持中小企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无产阶级化过程和与之联系的政治、经济变革的危险。

手工业者运动的结果是，产生了1897年作为帝国工商条例的补充部分的手工业者补充条例（Handwerkernovelle）。手工业同业公会收回了1810—1811年和1869年在自由主义经济法规中被剥夺的一定的权利。自1900年起重新建立了手工业协会（Handwerkskammer）。接着于1908年颁布了另一个工商条例的补充条款，其中规定，手工业中只有经过师傅考试的经营者（Gewerbetreibende）才可训练学徒。

手工业者运动对于工人学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独立的师傅职位为理想目标的手工业概念对学校和企业训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手工业作为一种对整个社会来说过时了的生产形式，成了德国职业教育的榜样。但手工业训练迁移到工业社会工人训练中的只是手工业规范的教学要求，包括服从、守纪、细心认真等劳动道德，而不包括作为手工业师傅训练之基础的独立职位的训练。

另一位教育家帕赫（Oskar Pache）于1893年发表文章反对普通进修学校设置五花八门互不联系的、很少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学科。但另一方面，他与吕克林和比歇尔一样，要求进修学校实施一种在客观上使工人地位稳固化的“专门职业训练”。他主张把学徒与青年工人的“职业”放在教学的中心。(www.xing528.com)

19世纪末，由于技术进步与劳动分工的加强，进修学校由普通教育向专业性教育转变的客观需要更为突出。在1899年举行的进修学校任课教师会议的决议中，要求进修学校必须在其外部和内部组织上具有职业学校的性质。这时，在不同地区，普通教育的进修学校转变成了按职业划分的进修学校，从而，新的专业工人训练在学校方面也开始推行。

对职业思想最早作出比较详细探讨的是凯兴斯泰纳。他在1904年发表的题为《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的一篇论文中认为，人在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的道路上必须先成为一个适用的人。而所谓“适用的人”，就是懂得他和他的民族的劳动并具有从事这种劳动的意志和力量的人。这里明显反映了凯氏的功利主义观点。这也说明功利主义观点从启蒙教育学直到20世纪初形成的职业教育理论所具有的连续性。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功利主义教育学强调了等级社会里人的适用性。然后，教育理想主义教育学反对这种适用性教育，主张远离生产实践的所谓“人的教育”，而把联系生产实践的所谓“适用性教育”排除在人的教育体系之外。他们称这种作为非人的教育加以拒绝的教育为职业教育。凯兴斯泰纳强调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声明职业训练是人的教育的先决条件，主张消除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然而，“职业教育”的概念只要被唯一地应用于青年工人的训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就不可能消除，且“职业教育”概念本身也是错误的。

1910年，随着普鲁士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技术化和劳动分工的巨大进展，以及私人经济与国家对符合现实需要的工人训练要求的提高，促使普鲁士政府觉得有必要从专业和规范的角度加强学校一方的工人训练。因此，于1911年，即德国技术教育委员会提出其企业训练的原则的同一年，政府向总议院提出了实施进修学校义务教育的法律草案。但该草案未能得到通过，因为保守的天主教政治家们坚持把宗教课作为必修学科加以设置，同时，他们还打算让已于1885年把低级部分时间制学校的监督权交给了经济部门的文化教育部重新加强其这方面的权力，但经济部长拒绝了他们的意图，并另行颁布了一项规定以代替上述法律，此外还对商业进修学校作了类似规定。因此，在普鲁士直到1938年，普及进修学校义务教育仍未能实行。

在上述经济部长颁布的所谓“规定”里写道：“工艺技术进修学校的任务是促进14至18岁青少年职业训练，并在教育他们成为出色的国家公民和人的过程中参与作用”[6]。

新学校教学时间规定每周6至8课时，核心学科有：职业常识与公民、算术、簿记、制图或专业常识。品格陶冶应在道德—宗教教育基础上加以促进。教材的选择要求适合学生的生活和职业兴趣，并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劳动的乐趣。

工人训练向专业化转变是必要的，因为它适合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需要。与工人训练专业化的同时，这种远离受到高度重视的普通教育的下层居民特有的专业化训练形式也制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