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职业技术教育史：早期部分时间制学校

一、部分时间制学校的各种变体

从经济自由主义发端起，除了上层社会能够享受的文科中学和大学教育外，涉及下层社会者主要有以下教育机构和教育形式：

（1）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本来是被作为“人的教育”的机构设计的，但实际上它仅仅为下层社会青少年提供一点初步的文化知识，还谈不上是教育理想主义者所要求的那种“人的教育”的机构。

（2）为在农业、手工业、工业和商业部门受学徒训练的国民学校离校青少年举办的不系统的短期训练。

（3）为国民学校离校青少年开设的部分时间制学校。

部分时间制学校又有若干变体，最主要的变体有：

（1）与国民学校密切联系的传统的教会办星期日学校（一译“主日学校”）。

（2）20年代加强建立的同样是为国民学校离校学生开办的职业性的部分时间制学校，包括工艺技术学校（Gewerbeschule）、手工业者学校、制图学校等。

（3）从星期日学校发展而来的进修学校（Fortbildungsschule ），分普通的和职业性的两种倾向，大约自1900年起，进修学校改组为今天的部分时间制职业学校（Berufsschule）。

所谓部分时间制学校，其特征主要体现在：①通常由国家开办；②与最低一级的普通教育衔接；③实行部分时间制教学（星期日或晚上）；④其基本职能是补充和复习普通知识并进行行为训练或承担学生的专业训练以帮助他们为将来从事从属性的劳动作好准备。

1.教会星期日学校（Kirchliche Sonntagsschule）

教会星期日学校是“低级”专科学校的早期形式。德国曾经有过三种训练程度的专科学校。除“低级”专科学校外，还有中级和高级的专科学校。中级专科学校是指实科学校[5]和启蒙教育家们建立的类似机构。它们是为不升大学而准备从事生产部门、商业和管理部门中级职位的工作的青年考虑设置的。高级专科学校是指由中级专科学校发展起来的、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承担了满足工业化需需要的自然科学—技术领导力量训练的技术专科学校（Technische Fachschule）。

在德意志帝国的领邦国家内，为国民学校离校学生举办的星期日部分时间制教学的首先是教会。由于教会教育首先强调学生个人的勤奋劳动和对统治者的服从而适合专制主义国家政策的需要，所以大约自17世纪中叶起作为民众教育机构的教会便在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同意和合作下，推行这种部分时间制形式的教学。

止于17世纪初，初等学校一般地说纯粹是教会教育性质的。然后，在三十年战争时期，当德国进入手工工场时代时，某些国家管理机构出于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需要，把初等学校纳入自己的管理范围。

2.初等学校。

专制主义国家根据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需要对农村儿童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训练。普及民众教育成为加速经济转变的一个先决条件。于是大约在1750年，许多德意志邦里设立了不仅是教会控制的、而且也有国家控制的初等学校，并实行初等学校的义务教育。但不能设想那个时期会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学校体系。国民学校只存在于城市，在农村，国民学校还相当稀少。即使有国民学校的地方，也是校舍简陋，教师缺乏训练。学校仍然是按照教会和国家的愿望训练听命的奴仆精神的场所。

3.星期日学校。

与教会和国家办的国民学校衔接的是补充学校（Ergänzungsschulen ）。自1656年起，在萨克森—哥达也举办对国民学校学生的教学，不仅设宗教科目，而且也设世俗的科目，主要是写和读的训练。1739年在符腾堡出现了为国民学校离校学生举办的星期日和节日学校。迄止18世纪末，在其他一些领邦也设立了一些星期日学校，比如普鲁士于1763年开始，巴伐利亚于1771年开始均设立了星期日学校。星期日学校一般是义务教育学校，但其入学义务的规定并未得到严格遵守。

在1803年的巴伐利亚星期日学校条例中，比较重视读、写、算等实用知识的传授，因为巴伐利亚受启蒙教育学的功利主义路线影响比较强烈。相反，普鲁士星期日学校直到晚期才采取了与劳动有关的内容。原因在于，普鲁士政府与其他邦政府相比更拒绝社会改革。因此，除建立了少数中级专科学校以外，“低级”的专科学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置于教会影响之下。普鲁士贵族统治既要防御资产阶级的解放，也要防御“民众”的解放；包括技术知识在内的太多的实际知识会给现存制度带来威胁。

除了教会办的普通星期日学校外，19世纪前期还出现了工艺技术学校，或称工艺技术星期日学校（Gewerbliche Sonntagss-chule）或星期日工艺技术学校（SonntagsGewerbeschule）。在从手工工场生产到工业生产过渡的经济发展阶段，即大约自1784至1833年，这一时期，经济部门所需要的领导职位上的技术专家尚属少数。为训练这方面人才，有关部门设立了中级专科学校，其毕业生没有进大学的资格，而作为手工业专家和经济专家进入早期自由经济的生产和分配领域。训练这些专家的机构包括实科学校，艺术和建筑学院等。除此之外，在普鲁士还有省属艺术学校、技术学校（das technische Gewerbeinstitut，1821年建立，后发展为柏林工科高等学校）和省属工艺技术学校（Provinzial Gewerbeschulen）。新的生产方式要求也为低级职位的工人和手工业者提供新的技术训练。在中级专科学校以下层面上，大约自1790年起在某些德意志城市建立了不同于已经存在的教会办星期日学校的、主要是技术方向的星期日学校。

二、工艺技术学校

工艺技术学校是今天的部分时间制职业学校在教会星期日学校之后的第二先驱和最初的低级技术学校[6]。但有人不主张把宗教星期日学校看作是职业学校的前身，因为宗教星期日学校作为国民学校教学的继续与补充，完全是属于普通教育范畴的，与职业教育毫无共同之处[7]。工艺技术学校主要是为年轻的从业人员、帮工和学徒作为伴随职业活动的学校设计的，目的在于阻止手工业教育的恶化。相对于星期日学校和随后出现的普通进修学校和职业性进修学校，工艺技术学校属少数，因为这种学校是只为在相当程度上工业化的城市的部分处境比较优越的下层社会青年考虑的。

工艺技术学校并不按职业划分，其课程基本上属普通教育性质，只不过是普通教育加进了实科主义学科。在课程计划中，制图占有重要地位并被普遍采用，但不是专业制图。根据学校创办者的意图，工艺技术学校开设的学科应包括几何、算术、动力学、物理、化学、博物学、地理学等。由于学生学习这些学科显得过于单薄，在很多情况下还要复习国民学校的教材。从根本上说，工艺技术学校的教学也是国民学校教学的补充，与教会星期日学校的区别仅在于，这种星期日学校是以实科主义教学代替了宗教课的内容，所以根本谈不上面向专门职业。

作为低级专科学校的工艺技术学校，正如中级专科学校一样，被教育理想主义的教育学和教育政策所排斥，因为教育理想主义反对把教育与直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反对教育上的功利主义，而主张非直接应用的“人的教育”。然而，由于资产阶级同时对经济发展感兴趣，便也不能不关心技术训练。

因此，促进工艺技术学校发展的首先是某些资产阶级企业家、政治家和官员，国家管理部门直到后来才参与其中。但即使这样，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也不是教育管理部门，而是经济管理部门。

由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建立低级专科学校的邦国首先是符腾堡和巴登。这是因为：首先，这些德意志领邦国家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是以十分活跃的手工业为特点的，这是西南部区别于以农业为主的普鲁士王国之处；其次，西南部原来未被带有普鲁士特点的教育理想主义所触及；第三，西南部与专制国家普鲁士相比有强烈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传统。(www.xing528.com)

在符腾堡诸城市，有计划地建立星期日工艺技术学校始于1825年，规定开设的学科有算术、制图、自然地理、机械学、普通工艺学、草拟收益结算单和粗略估算指南。教师通常由教士充当，偶尔也有教师和手工业者担任的。入学是非义务的，只有老的教会办星期日学校才规定为义务教育的学校。

巴登在行政长官内本纽斯（Carl Friedrich Nebenius， 1785—1857）的推动下，自1834年开始在城市里设立工艺技术学校，它作为一种低级专科学校被确定的职能是：对于致力于手工业或某种不要求受高级技术教育与经济教育的职业的并已开始学习这种职业的年轻人，应教会他们熟练地从事该行职业所必要的知识和图解的技巧。

巴登工艺技术学校的教学科目规定为：初等几何、几何、机械学在职业中的应用、制图、模型制作、工业企业管理指南。教学时间不是安排在星期日，而是在工作日的晚上。在2至3年的时间里至少每星期上课6课时。这样，就内容和形式来说，巴登工艺技术学校已清楚地显示了未来部分时间制职业学校的特点。

内本纽斯提出了以企业为一方、以学校的部分时间制专业训练为另一方的训练方案。这个方案为今天企业—学校双重训练开了先例。

内本纽斯反对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阶级”受全时制学校训练；他主张保留传统手工业师傅训练的“实践”方向，学校只需起补充作用。他在分析当时在法国实行的国家办工艺技术学校时，对于为下层社会居民开办的全时制学校提出了批评。批评的核心是，他认为在法国学校的教学计划中理论比重太大，应加以限制。这种关于下层社会青年的训练中理论限制的必要性的观点，曾经是功利主义的启蒙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法国全时制学校，内本纽斯曾于1833年写道：“要求学生在这种学校里度过全部时间这种状况，容易引起理论教学超过学生真正需要的程度。他们应当为自己本来的职业受教育，不要为获得更高的职业所要求的熟练程度而失去对紧张的机械操作的爱好，或耽误了掌握对此所要求的熟练和技巧。”[8]

技术性的“低级”专科学校体系于19世纪上半叶在其他一些德意志国家里也有发展。例如黑森大公国从1837年起出现的手工业者学校，梅克伦堡—什未林从1836年起出现的工艺技术学校，汉诺威王国从1830年起出现的实科学校（后来称工艺技术学校），拿骚公国从1846年起出现的职业性的星期日学校和夜校等。国家管理部门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些学校的设立，比如在黑森，部分时间制学校的建立几乎唯一地由企业主联合会和黑森大公国工商业联合会（Gewerbeverein）发起的，在汉诺威，这些学校的建立由政府规定。

巴伐利亚王国和普鲁士王国把与劳动有关的职业性内容引进低级的部分时间制学校的时间要晚得多。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当时还缺乏在广泛基础上实施训练的动因。因为对于这些工业化程度低的封建国家来说，实行一种广泛基础上的训练还缺乏客观需要。此外，政府害怕这种作为“民众”教育的训练会给君主主义统治带来威胁。

在不同的德意志国家，教会星期日学校大约自19世纪30年代起转变为进修学校。即使是这种低级的部分时间制形式的学校，也很少涉及专业内容，主要由国民学校教师讲授普通的教学内容。普鲁士自1843年起也大力发展进修学校教育（星期日下午或每天的晚上），向学生介绍生活所需的普遍有用的知识和熟巧，并进行宗教道德教育。

在工业革命高潮时期的1860年，普鲁士开创了部分时间制学校技术教育的先例。这时出现了职业性的进修学校。

1863年普鲁士文化部公告里宣布进修学校教学范围内采用技术学科。但尽管这样，恰恰是在普鲁士，进修学校仍然保持着普通学校的性质。资产阶级和国家管理部门力求通过宗教课、德语、德国历史、国民经济、法律常识等学科内容构成的普通教育把劳动阶级控制在自己手里。同时，为控制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资产阶级的一些团体竭力推行其颇有目的性的工人教育政策，声称通过教育措施“让劳动阶级尽可能普遍地分享文化财富和当前的思想成就”，从而可使“有教养的和占有财富的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对立得以缓和。为此目的而提供的教育机构，除了国民学校外，为劳动青年开设的主要学校形式是进修学校。

三、星期日进修学校的建立及其义务教育的实施

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形势，推动着人们去为处于学徒训练关系中的年轻人及一切14至17或18岁离校青年建立普通进修学校。特别是在1873年后的经济危机时期，不少德意志国家政府把群众性的部分时间制学校作为贯彻工人教育政策的工具，因而从1873年起实行法定的普通进修学校义务教育。在某些领邦国家，星期日进修学校本来已被规定为义务教育学校。但这种规定并未得到有力的贯彻。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工商条例也仅仅规定18岁以下青年工人和学徒可以通过地方当局被纳入进修学校义务教育。顾名思义，当时的普通进修学校因带有“普通”的性质，故也不按职业划分，而首先突出普通教育内容，职业训练的职能居次要地位。

建校的高潮始自当时的萨克森王国。通过1873年4月26日有关萨克森国民学校教育的法律，从1874年开始规定了为男孩子实行进修学校义务教育。乡镇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对女孩子也实行2年的进修学校义务教育。规定进修学校的任务是对学生实施进一步的普通教育，特别是把重点放在传授日常生活中有用的那些知识和技能上。1874年，巴登、黑森、萨克森、魏玛、萨克森—科堡仿效萨克森王国的榜样也着力建设这种学校。1895年[9]，教育界认为，13或14岁的儿童中断正规的国民学校教育是十分不利的，因此公立教育机构应为离校青少年继续进行和补充国民学校的教育工作。普通进修学校便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设立的进行复习和补充国民学校教育的一种学校。普鲁士政府暂时未实行进修学校义务教育，它仅仅支持乡镇设立“职业性”的进修学校，然后，这些原来并非为专门职业活动作准备的、还可以被称作“普通进修学校”的部分时间制学校，大约自1890年起，与其他德意志领邦国家的部分时间制学校一起，进一步发展为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普通进修学校后来被按职业划分的进修学校所取代。直到1900年开始的按职业划分的进修学校建立，进修学校的普通教育性质和缺乏职业定向职能的状况占主要地位。自1879年起存在的工艺技术星期日学校与原来的宗教星期日学校从根本上说都是普通教育学校，区别仅在于：宗教星期日学校里属宗教教学的一部分内容在工艺技术星期日学校里已转变为实科主义的学科。因而，即使是工艺技术进修学校也不可能实现职业定向的要求。两种进修学校都只能承担补充国民学校教育的职能而不可能承担系统的职业训练。此外，进修学校的重要作用之一还在于对年轻一代工人实行纪律化教育，养成他们对专制主义政治的服从性。因此，在1900年起实行的按职业划分的进修学校里，公民教育便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

关于按职业划分的进修学校取代普通进修学校的方案，首先是由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提出来的。凯氏对义务进修学校，尤其是对所谓普通进修学校持批评态度。因为这种学校，无论是每周3课时制图课抑或5课时的其他课都与学生学的职业不相干，即使是带有职业倾向的进修学校，由于教育内容过于抽象和过于狭隘，也根本不可能解决学生有关职业的实际问题。因此，他主张设立按职业划分的进修学校。根据设想，这种学校的招生对象应是工商业部门中大量从事低级劳动的年轻人。凯氏把职业教育放在学校教学的中心地位，并把工场教学（Werkstattunterricht）和专业理论教学结合起来，并要求通过一种新的教学组织来实现他的这一思想。他的把职业教育原则引进进修学校的主张，其根据是在当时正在加强起来的工业化过程，正是这日益加强的工业化过程，导致在更大程度上分化的劳动种类和新的职业的划分，并对商业起了振兴作用，适应了商业对接受商业训练的劳动力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说，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商品流通领域都产生了劳动的专门化倾向。劳动的专门化又反映在职业的分化上，这一倾向，需在学校内部组织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按照凯兴斯泰纳的原则，人们开始按学生的职业归属把他们分配到不同的班级里。在工艺技术部门，出现了金属、建筑、木材加工、艺术、食品、服装加工等工艺技术专业方向的学校或班级。凡地区条件许可者，甚至按单门职业来划分班级。1900至1906年，在慕尼黑已有52所按凯兴斯泰纳的原则设立的专门的进修学校[10]。

[1]转引自Walter Georg， Andreas Kunze：Sozialgeschichte der Berufserziehung， Eine Einfühurng，Juventa Verlag，München 1981，S.21.

[2] [民德] 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 Verlag Berlin，1960，S. 191.

[3] [民德] Geschichte der Erziehung， 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 Verlag Berlin，1960，S. 191.

[4] 转引自 W. Georg u. a.Sozialgeschichte der Berufserziehung S. 37.

[5] 参见 W. Georg u. a：Sozialgeschichte der Berufserziehung，S. 189.

[6] 参见 W. Georg u. a： Sozialgeschichte der Berufserziehung，S. 44.

[7] 参见 Veromika Fisch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von allgemeiner und beruflicher Bildung，Peter Lang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S. 202.

[8] W. Georg u. a： Sozialgeschichte der Berufserziehung，S. 47.

[9]见V. Fisch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von allgemeiner und beruflicher Bildung，S.204，此处“1895年”疑系“1875年”之误 。

[10] V. Fischer： Institutionalisierung von allgemeiner und beruflicher Bildung，S.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