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研究者们认为，职业训练是工业化的附带现象，它是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排除手工业行会干扰，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产物。工业化前的德国只有手工业师傅训练，这种训练是按照工业化前手工业个体生产的方式，训练独立的手工劳动者。这时还谈不上有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和职业训练，也谈不上有职业教育理论。工业社会的职业训练主要是训练从事机器操作的、依靠工资为生的集体生产者，这与前者有本质上的不同。
从手工业师傅训练到工资劳动者训练之间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工业革命准备阶段，其标志是启蒙运动及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普通劳动教育的主张。
18世纪中叶在欧洲（在德国主要在18世纪末）出现的启蒙运动，其指导思想是争取个人自决。站在启蒙运动对立面的封建极权主义政府和教会则竭力阻止这种自决要求的实现。前者力求使资产阶级的扩张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后者则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君权神授说，鄙视科学世界观。启蒙学者们针对这两股势力进行了抨击。这一点，特别是在早期启蒙理论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的著作里有明显的反映。他在17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关于“启蒙”一词作过如下解释：
“人是从其归咎于自身的不成熟性出发的。所谓不成熟，就是没有能力不依靠别人指导而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进行自我服务。这种不成熟，如果其原因不在于理解力的缺乏，而在于缺乏决断能力和勇气在不依靠别人指导的情况下进行自我服务，则应归咎于自己。敢于聪敏起来吧！勇于按照自己的理解为自己服务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格言”[1]。
康德文章里呼吁人们鼓起勇气，在没有别人指导的情况下运用自己的理解力进行自我服务的这段纲领性的表述被看作是革命前资产阶级向人们发出的号召。而1784年，也即康德这篇文章发表的那年，被看作是德国工业革命准备阶段的开始，是德国资产阶级在工业上和政治上起步的一年。随后，即1785年，启蒙教育家与工业教育家塞克斯特罗（Heinrich Philipp Sextro，1746—1836）发表了对工业社会职业训练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文章——《论青年的工业教育》。此外，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另外一些启蒙教育家也发表了一些工业教育领域的文章。
启蒙学者们相信，关于勇于自已去理解和勇于发挥人的个性的新的启蒙教育可以导致幸福；不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天赋的理性应当是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尺度。人应当过着一种勤劳的、有益的和有德性的生活；他通过包括一切生活领域和一切社会阶层在内的劳动教育（Erziehung zur Arbeit），可以朝着这些目标的实现接近。启蒙学者们从实现个人幸福的动机出发，主张让每个社会成员在自己等级限度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为某种专门的活动、为某一门职业和有益的工作作好准备。这意味着，早期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每个社会成员的教育，或者说普通教育或普通劳动教育，便是普通的职业教育。
普通劳动教育的方案既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也符合资产阶级领导阶层的利益。对于封建统治者（他们之中影响最大者为普鲁士国王）来说，普通劳动教育对于提高王朝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必要的；资产阶级则相信，普通劳动教育是获得幸福、美德和富裕的途径。
此外，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教育家看法一致的是，普通劳动教育应以不同的方式来实施。对下层社会，应结合教会和极权主义国家的行为培养，更有效地进行初步的文化技术课教育，但下层社会首先应在学校举办的学习中训练成从事执行性工作的和体力劳动的人。对于资产阶级和贵族来说，教育是注定为培养高一级的和起支配作用的职业或训练统治者服务的。
为此，启蒙教育家们创办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机构，以丰富和改造传统的学校系统。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教育可区分为适合于当时三个主要社会阶层的三个领域：
（1）为下层社会居民开设的国民学校。对于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下层居民，在所有德意志领土上普遍设立教会办的初等学校或国民学校，在许多地方还设有与此衔接的教会星期日学校。自17世纪起，某些邦实行了普及学校义务教育（普鲁士自1717年起也已实行了义务教育），但入学率很低。
（2）为资产阶级子女开设的文科中学。对于资产阶级儿童和青少年，有传统的文科中学、拉丁学校、古典主义学术中学（Gelehrtenschulen）等教育机构，这些学校的目的是为进大学修业和担任社会上高级职位作好准备。
（3）为贵族子弟开设的骑士学院。贵族子弟往往由聘用的家庭教师授课或在文科中学受教育。自16世纪起设有骑士学院，专门担任贵族子弟的教育。在骑士学院里，主要传授管理、军事和外交方面的实用知识。
启蒙教育家们主要在前两个领域里设立了一些新的教育机构，或对原有的机构进行了改造。他们批评旧学校那种咬文嚼字的风气，反对死记硬背宗教格言和死的语言，反对脱离社会实践的空洞知识的堆积。他们在自己创立的新的教育机构里推行普通劳动教育的“实科主义”教育，为此与传统教育的这些弊端对立起来。
启蒙教育家们设立的新的教育机构有如下几种：(www.xing528.com)
（1）大学里设经济科，以训练一部分上层社会青年在民族经济部门担负领导的职能。
（2）实科学校和其他专科学校，其中也包括泛爱主义者们创立的“泛爱学校”（Philantropine）。这些学校是为一些曾受过超出初等学校水平的教育，但不能进文科中学的青年考虑的。
（3）为下层社会开设的工业学校（Industrieschulen ）、孤儿院学校、农民与贫民学校、劳动教养所、感化院、手工工场教养所、工厂学校等。这些教育机构，部分与国民学校衔接，或者完全取代国民学校。它们的任务，主要是训练正在产生中的产业工人。
工业学校是职业教育史上比较有名的一种学校。这是一种专为下层社会儿童开设的半工半读学校。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在许多为社会等级低下的儿童开设的初等学校里，儿童除了学习，也为挣得一点微薄的工资而劳动。这些教育机构与工场结合，而这种学校与工场的结合体，人们称之为劳动学校或工业学校。
工业学校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在封建制度内部逐渐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工场手工业和经销业。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者是在企业主监督下从事工场里的劳动，那么在经销体系里，一个作为经销商的企业主则雇佣着许多家庭手工劳动者（Heimarbeiter）。经销商不仅支配产品的销售，而且也向家庭手工劳动者供应原料和工具。一部分作为副业为经销商劳动的劳动者以计件工资形式领取报酬。经销业尤其是在纺织行业中颇为流行。因为在这一行业中，为满足织布工场对棉纱的需要，必须雇用大批纺纱工。
当时，为资本主义生产招募合适的劳动力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为一大部分劳动者是尚处于封建依附关系中的无人身自由的农民。在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不断增长着的生活在贫困中的无产者中间，也有许多人因缺乏生产技能和必要的劳动态度而不适合充当工资工人，有许多人甚至沦为乞丐和流浪者。但这些无产者和一些并不整年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家庭，对于经销商来说正是招募劳动力的主要考虑对象。对于在经济政策和居民政策上受重商主义考虑制约的极权主义统治者来说，力求以严厉的措施迫使穷人为资本主义企业主劳动。当局企图以这种方式同样解决穷人的就业问题。由于劳动力来源不足，大量孤儿院的儿童也被提供给企业主使用。比如波茨坦孤儿院把儿童转交给当地工场手工业和其他企业。孤儿院则以这种方式获取童工的工资收入[2]。不久，连学校也被用来作为向资本主义企业主提供劳动力的场所。
许多教育家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群众参与经济活动的解决办法。当时伯门王国主教金德曼（Kindermann）曾设立了许多初等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儿童除了进行学习活动外，也进行生产劳动。然而在金德曼之前，已有各种不同的教育家尝试把学习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的做法。例如哈勒弗朗克基金会孤儿院负责人A. N.弗朗克、裴斯泰洛齐和某些泛爱主义者（例如康普）对工业教育十分重视。18世纪末出现了大量关于促进工业学校运动的文章。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工业学校得到广泛推行，工业进入了现存的许多国民学校。比如1798年伯门有674所工业学校，威斯特法伦有231所，利珀河一代特莫尔德26所，哥丁根及其市郊20所；1822年符腾堡有工业学校342所，1807/1808年巴伐利亚有450所工业园圃。在普鲁士几乎所有学校都是工业学校[3]。
流传最广的学校童工劳动是纺织劳动（包括纺纱、编结、刺绣、织布、缝纫等），此外还有养蚕，工业园圃中的果树和作物栽培，皮革、金属和木材加工等。
在工业学校里，以低微的工资换取劳动力的经销商都是把原料供应给学生，由学生将原料加工成产品。教师则在经销商与学生之间充当中介人，从中牟取利润。通过这种方式，为数众多的学生被作为工资劳动者直接纳入资本主义经销体系中，而教室则成了经销业的工场。
在学习与劳动的安排上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在某些工业学校里，劳动与学习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开来的。人们相信，这样安排，学生会把上课看作休息时间，觉得上课可以摆脱手工劳动的劳累而更喜爱上课，并学得更轻松和有效。许多地方的工业学校，出于当时经济学上的理由，学习和劳动是同时进行的。据某些工业教育家解释，当儿童把他们的手置于机械的不自觉的行动中时，便能更好地进行思考。在严格的纪律下，手工劳动可以与朗读圣经和道德教育的故事以及巩固知识结合起来。
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导致在许多行业里，经销业被大机器生产的工厂所排挤，于是，工业学校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而逐渐停办，工业学校运动宣告终结。工业学校中的童工劳动也随之转移到了新的大企业。此后，国民学校里的工业教育仅限于对女孩子进行的手工劳动教学，这是为培养未来的主妇考虑的。
启蒙教育家们在主张普通劳动教育的同时，对站在变革对立面的手工业及其传统的手工业师傅训练持怀疑态度。他们尤其指责手工业中不系统的、以模仿原则为基础的学徒训练，批评手工业者缺乏基本的推论或证明，批评手工业训练缺乏对理论设计能力的要求，甚至明确反对定量分析思维的采用。这种定量分析思维能力的训练，正是重商主义的资产阶级政策或者说开始兴起的工业资本主义政策所要求，并在新的教育机构里受到十分重视的。
总的来说，手工业和手工业教育的方式已不适合新的产业工人训练的要求，对新的工人训练（19世纪末开始称“职业训练”[Berufsausbildung]）产生影响的不是传统的手工业师傅训练，而是新的启蒙教育学。在新的职业训练中，虽然手工业师傅训练的某些外表形式仍然保持着，例如三年制的学徒期、“满师”时的庆典仪式、“学徒”这一称呼等等，然而这一切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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