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0年至今[1]）
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标志着明治时代正式开启。在明治天皇的威严统治之下，日本开始了历朝历代都没有经历过的艰难新征程。
对于色彩的恒久运用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宗教及艺术生活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突出特色。正如我们在前文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它时而在奈良时代理想主义的琥珀色暮光中闪烁，时而在藤原时代绯红的秋色中放光，镰仓时代的绿色海涛将它淹没，而后它又在足利时代的银色月光中熠熠生辉。如今，它带着全部荣光回到日本，仿佛夏日雨后的一抹新绿。然而，这一新时代的变幻无常，使得在已过去的三十四年间，每时每刻都有更新更宏大的事物出现，我们周围充斥着由自相矛盾之物组成的迷宫，身处其中，若想将藏于背后的理念提取总结出来绝非易事。
的确，任何谈论当代艺术的评论家难免可能会落入这样的陷阱：他们踩着自己的影子，徘徊于夕阳之中，惊叹于斜晖在他身后布下巨大影子的光怪陆离。而今日本人的心智被两股巨大的力量束缚着，这两股力量犹如两条巨龙般纠缠盘绕、彼此争斗，都想成为生命宝珠的唯一拥有者，时而它们也会一同消失在波涛翻涌的大海之中。这其中一股力量是以普遍的宏大视野横扫一切具象和个体的亚洲理想；另一股则是拥有系统化的文化，配备一系列不同领域的知识且独具竞争优势的欧洲科学。
这两股对抗力量几乎同时于一个半世纪之前在日本人的意识之中觉醒。前者以重新唤起日本团结意识的尝试作为开始；早先涌入日本的种种中国和印度文化思潮，尽管可能带来了丰富的色彩和力量，但却往往会将这种意识掩埋起来。
日本人的国民生活以天皇为中心，自古以来一代代继承下来的光荣传统至纯至净。然而莫名其妙的孤立隔绝，长期缺乏对外交流，使得我们失去了所有可以认知自我的机会。而在政治方面，日本凝聚于天皇周围成为有机整体的这一神圣的团结观念，在藤原贵族统治时代多少被遮蔽了，之后在源氏、足利氏和德川氏幕府的统治之下，更是被军事专制取而代之。
在如此沉睡麻木了几个世纪之后，一些因素的出现将日本唤醒，其中值得一提的因素包括：首先，儒学在明代学者间得以复兴，反映在日本，则是德川时代初期对儒学的学习。推翻蒙古统治并创建明朝的明太祖本人曾是信奉佛教的出家人。然而，他认为宋朝学者的新儒学——里面充斥着以印度思想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理念——会威胁国家统一。因此，他阻挠这一新儒学的发展，同时在试图恢复本民族的政治权威之前，他还力图扫除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的影响。由于新儒学是以佛教观念解释的儒家思想，因此这意味着这位皇帝是在试图恢复纯正儒学的本来面目。于是，明朝学者们重新捧起了汉朝注疏，一个考据学研究的时代就此开启，并在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发展至鼎盛，产生了大量著作。
日本学者追随其后，也将目光转回到本国的古代历史。出现了一些用汉语写就的优秀历史著作，其中包括两百年前在水户藩藩主指令之下编纂完成的《大日本史》。这些著作以激昂的笔调表达出对那些像镰仓时代末期的楠木正成那样自我牺牲的忠勇之士的崇敬之情，唤起读者心中对于恢复皇权的渴望。
这一时期曾出现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有位知名学者以尊崇印度和中国圣贤而闻名在外，一次有对手问他：“你这么敬爱那些大师，如果有一支军队要进攻日本，佛陀是统帅，孔子作副帅，你会怎么办？”这名学者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会砍下释迦牟尼的头，把孔子的肉腌入盐水！”
这团熊熊烈火，在一个世纪之后，点燃了赖山阳[2]手中的火炬，他以诗意的篇章铺陈出这个国家的历史。至今，日本年轻人仍然可以从这些著作中感受到当年鼓舞他们祖辈投身革命的那股强烈的狂热之情。
对纯正的日本古代文学、文献的研究成为风尚，本居宣长和村田春海两位大师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关于语法和语言学的鸿篇巨制涉猎全面，当代学者不能赞一辞。
这自然而然地带来了神道教的复兴。这一祖先崇拜的纯正仪式，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经在日本存在了，只是长久以来一直被忽视。自佛教传入，特别是在空海对佛教进行了天才性诠释之后，这一国民宗教始终是以作为天照大神后裔的天皇本人为核心，因此它的复兴必定意味着爱国主义的自我觉悟。
佛教在幕府时期虽被赋予了世袭的特权，但幕府那世俗平和的态度削弱了佛教各宗派的影响力，使得其在面对神道教这股被唤醒的能量之时，根本毫无招架之力。正因为如此，佛教寺院庙宇内的珍藏才会令人惋惜地遭到破坏并散落民间，僧众、主持全部被强制转佛为道，否则就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实际上，神道教这些新皈依者们的热情往往会进一步助长这股强制改宗的毁灭火焰。
毫无疑问，唤醒日本国民的第二个因素便是西方国家入侵亚洲对日本独立所造成的威胁。荷兰商人一直是我们了解当今世界时事的窗口，通过他们，我们知道了欧洲强大军队对东方的征服。
我们看到印度这块承载着我们最神圣记忆的圣土，因其对政治的冷漠、组织的散乱以及敌对派系之间无谓的嫉妒争斗而丧失了独立——这可悲的教训让日本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团结的必要性。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东方各国前赴后继纷纷在越洋而来的黑船面前屈服的事实，唤回了日本人对于昔日元朝蒙古舰队的可怕回忆。女人们开始祷告，男人们则磨起了手中的刀剑，三个世纪的太平盛世让这些利剑如今已是锈迹斑斑、哀声连连。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的父亲，当代日本之所以如此强大，很多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卓识——写了一首意味深远的短诗，诗中充满了这个国家自强不息的雄风气魄，诗文大意如此：昔时神威伊势风，元寇舰队一卷空，虔祈独自双膝跪，天公再尽威宏功。为铸造利炮守卫边境，早已习惯了与静逸仁爱之音为伴的造型优美的寺钟被从历史悠久的钟楼上摘走投入熔炉。女人们也将自己的梳妆镜投入这座燃烧着熊熊爱国炽焰的熔炉之中。不过，这个国家的掌舵者们十分清楚，一旦毫无准备地贸然投入抵抗所谓西方蛮夷的战争之中，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他们知道自己的职责是要力图慢慢阻止这股武士热情的狂潮，并尝试着打开国门，恢复与西方的交流。许多人，比如井伊扫部，因主张还没有做好准备不应轻率投入抗争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应该一直对这些人心怀感激，此外还有那些武装而来的美国使节，他们的国策以启蒙的精神而非自我扩张之意打开了日本的大门。
第三个推动力来自南方的大名，这些人是丰臣秀吉时代的贵族及德川家康同僚的后裔子孙，他们一直对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耿耿于怀，在德川幕府统治之下，他们几乎被贬至了世袭家臣的地位。萨摩、长州、肥前和土佐的诸侯们经常怀念他们过去的辉煌，并常为那些因触怒江户幕府而逃离的人提供庇护。因此，他们的领地成了可以自由呼吸新鲜革命气息的沃土。正是在那里，诞生了为日本带来新生的伟大政治家，在那片土地之上必定可以找得到时至今日仍指导着日本的那些伟大精神的根源。这些势力强大的大名提供将帅士兵，推翻了幕府统治。同时荣誉也应归于亲藩大名水户家以及幕府本宗的越前家，这两家携手努力使得日本得以快速实现和平过渡，他们发起放弃领地的壮举，所有大名和武士均参与其中，将世袭数代的领地归还天皇，并与这片土地上最底层的平民一同成为平起平坐的国民，实现了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
因此明治维新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熊熊火光，围绕在天皇再度升起的神圣光环周围，忠诚作为日本伟大的国民信仰再获重生。德川时代的教育体系通过当地僧侣管理的乡村学校来为男孩和女孩平等地传授阅读和写作知识，这一体系为当前的初等义务教育奠定了基础，《教育令》在明治政府推出的第一批法案之列。于是，不分高低贵贱，所有人在这振奋全国上下的伟大新气象中意气风发、团结一致，使得连军队中最低级的小兵也勇于像武士一样光荣赴死。
尽管政争不断——这是1892年[3]天皇御批的立宪制度之下的必然又不自然的产物，但是天皇一句话即可安抚政府与反对党，让双方都恭恭敬敬地闭嘴安静下来，即便是在他们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也不例外。
前此律令均未达亿兆一心，天皇遂下谕旨《教育敕语》，让其为日本国家伦理奠基，并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具体贯彻。
与此同时，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近代科学的神奇就在日本唯一对外开放、有荷兰商人往来的港口长崎吸引着对其感到好奇、惊异的学生。从那里习得的地理知识为他们打开了人文学科的新眼界。人们对于西方医学和植物学的学习起初则是异常艰难。欧洲的战术自然是武士们最希望学习的内容，而这却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因为在幕府眼中，所有这些尝试都是为了挑战幕府统治的权威。读起关于这些学习西方科学的先行者们的历史，难免让人感动心碎。就在西方考古学家通过研究罗塞塔石碑，解开了古代文明之谜的同时，日本的这些学者却正孤影只灯地悄然埋头于对荷兰文字的解读之中。
对于17世纪耶稣会进入日本的那段往事——当时耶稣会的进入最终以岛原之乱结束，天主教教众遭到了可怕的屠杀——的记忆，曾导致日本发布禁令，禁止打造一定吨级以上的航海船只，并规定只有官方指定的人可以与荷兰人打交道，除此之外，任何人若擅自与外国人交流，则会被处以死刑。这些规定如铜墙铁壁一般，将西方世界挡在了外面，因而那些具备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若想在那些偶然迷航来到日本海岸的欧洲船只上找到出路，则需要极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魄。
然而，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不会被压制。为防御敌对势力和南方大名，幕府需要为内战做好准备，这为法国军官进入日本提供了机会；而法国要遏制英国在亚洲扩张的这一野心也是促成此事的一个原因。
美国佩里提督的到来终于为西方知识的洪流放开了水闸，西方知识滚滚而入，几乎将标记着日本历史的一块块路标席卷一空。此刻的日本，意识再度觉醒的国民们迫切渴望着脱掉历史的旧衣袍，换上新装。中国和印度文化被视为以其东方主义的摩耶幻影给日本带上了枷锁，威胁到国家独立，因而斩断这道枷锁似乎成了新日本领导者们的首要任务。他们不仅在军事、工业和科学领域追求西方理念，在哲学和宗教方面也是如此，这些他们不曾体验过的事物，不分明暗，一律在他们眼中绽放着异样的光彩。基督教受到了与蒸汽机一样的热烈追捧。换上西方枪炮的同时，人们也换上了西装。那些在诞生之地已经过时的政治理论和社会改革，如曼彻斯特陈旧过时的商品一样，在这里引来新的欢呼雀跃。
岩仓具视和大久保利通等大政治家很快站出来，谴责了这种对欧洲体系的疯狂热爱给日本古老习俗造成的整体破坏。不过就连他们也认为，如果能够让日本在新竞争中变得更为高效，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近代日本在历史上的确地位独特，解决了一个大概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曾面对的难题，只有15、16世纪意大利人所面对的巨变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当时的西方也处于需要处理双重任务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突然带来了希腊、罗马文化；而另一方面，在发现了新大陆、完成了宗教信仰改革，并诞生了自由思想之后，科学和自由的新精神推波助澜，吹散了中世纪的阴霾。对于这两股力量的吸收、融合造就了文艺复兴运动。
意大利的小共和国们曾有过一段美好岁月，当时每一个小国都在挣扎着找生命的新出路，然而浮出水面之后，很快就又被争斗的狂风大浪卷走了。正如他们的那段岁月一样，明治时代也是如此，带着对世界前所未有的好奇，同时却又沾染着既可悲又可笑的色彩，到处都浮动着无果而终的自信泡沫。
个人主义的狂野旋风永远都在寻求机会将自己暴风雨般的强大意愿强加于人，当作通行的法则。如今，它以摧枯拉朽之力将天空撕裂，然后又投入对任何来自西方宗教和政治的只言片语的狂热追捧之中。若不是忠诚意识这块坚硬的磐石所奠定的基础，这个国家恐怕早就在这股狂潮之中灰飞烟灭了。(www.xing528.com)
这个民族具备一种奇特的韧性，自建立之初起她就在连绵延续不曾中断过的独立主权的荫翳之下，生根、抽芽、发育、壮大。正是这种韧性使得中国和印度的理想，尽管在发源地早已被其创造者所抛弃，却依然能够在日本得到完整的保存。正是这种韧性，使得我们既喜爱藤原文化的精妙，又醉心于镰仓时代的尚武激情；在钟爱足利时代简朴单纯的同时，也容忍了丰臣秀吉的浮夸华丽。正是这种韧性，让今天的日本能够在这股突如其来又令人难以理解的西方思潮冲击之下，依然毫发无伤地保全下来。尽管近代国家的生活迫使她沾染上了新的色彩，但她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忠实，这是自先祖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不二论思想[4]的基本要求。本着东方文化固有的执两用中的思想，她能够做出成熟的判断，从当代欧洲文明的不同来源之中博采众长，挑选出自己所需要的元素。一个半世纪以来，日本国民的新活力一直在寻找自我表达的机会，日清战争成为这股新活力的自然结果。这场战争显示出日本在东方海上的优势地位，同时也加深了两国友谊，使得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亲密。[5]这一时代早先的政治家们以其远见卓识，早已预见了这场战争的各种结果。而今它激励着我们去面对作为新的亚洲强国所必须面对的巨大问题与职责。不仅要恢复我们自己的昔日理想，同时还要去感受并唤醒沉睡中的古老亚洲统一体的生命，这成了我们的使命。西方社会的各种可悲问题促使我们从印度宗教和中国伦理中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而欧洲自身的趋势，如德国哲学和俄国精神所体现的最新发展方向那样，也正是朝向东方，这给予我们启示，帮助我们找回了早先的视野，重新开始以更微妙、更高尚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生命，这一视野也让那些欧洲国家在他们于物质的暗夜里摸索的同时，拉近了与星光的距离。
明治维新的这一双重本质在艺术领域也有所体现，艺术同政治意识一样，为达到更高境界而苦苦挣扎着。探求历史的精神和古代文字的复兴将艺术带回至德川时代之前的流派，浮世绘通俗民主的概念被超越，而英雄镰仓时代的土佐派技法立刻得到恢复。历史绘画成为风尚，学者们的考据研究为这类创作提供了丰富材料。冷泉为恭和田中纳言是这股镰仓复古浪潮之中的先驱人物，这股浪潮还透过菊池容斋的作品对京都自然主义流派有所触及，甚至反映在葛饰北斋的通俗笔风之中。同时期在虚构文学和戏剧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潮流。
佛教庙宇的神圣地位一落千丈，大名们的收藏则因对艺术的冷漠，被视为奢侈享受而散落民间——在爱国热情高涨、人人争相奉献之时，若被视为沉溺奢侈享受，则足以致命。而如此环境却为艺术家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接触到古代艺术之前一直不为人所知的一面。这与文艺复兴初期时，希腊罗马的大师之作出现在意大利人面前的情形颇为相似。于是，明治时期最初的重建运动便是在美术协会的指导之下，对古代大师作品的修护、保存和临摹。这一协会由贵族和鉴定专家组成，每年定期举行古代名作展览，并秉承着保守主义精神举办竞赛画展，而他们的保守主义态度使得他们难免会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流于毫无意义的重复之中。另一方面，在德川末期已崭露头角的西方现实主义艺术研究，而今则找到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在这一领域，司马江汉和亚欧堂的尝试最为突出。西方知识将美与科学、文化与工业混为一谈，而对于这些知识的热切渴求和深深景仰，使得人们毫不犹豫地将最低级的彩色石版画也当作伟大艺术理想的体现而欣然接受。
日本接触的欧洲艺术正值其最低谷，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尚未对其暴烈之行有所救赎，德拉克洛瓦尚未揭掉学院派明暗法中那层僵硬的面纱，米勒和巴比松派的艺术家们尚未用光影色彩传递出他们的讯息，罗斯金也尚未诠释出拉斐尔前派高贵气质中的纯粹之意。因此，从聘请意大利教师任教的官办美术学校开始，日本模仿西方艺术的尝试自摇篮时期起就是在黑暗中匍匐摸索，而后又套上了形式主义的僵硬外壳，甚至在初期，形式主义的趋势就已显现，而其影响时至今日仍阻碍着日本艺术的发展。然而，在明治时期其他思想领域随处可见的活跃的个人主义思潮，不会甘心如此受制于正统保守主义或激进欧化思想强加给艺术的那些一成不变的模式。当明治时代第一个十年过去，日本或多或少地已从内战伤痕中平复之后，一群热心之士开始积极努力地开创艺术表达的第三地带。他们通过在更高层次上对日本古代艺术可能性的实践探索，以热爱并了解西方艺术创作之中最容易带来共鸣的运动为目标，试图在新的基础上以“忠实于自己的生活”为基调重构日本艺术。这一运动催生出东京上野一家官办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1897年该校教师队伍分裂之后，运动的中心则转向位于东京郊外谷中的日本美术院，这所美术院每两年举办一次的画展，展示出日本当代美术活动的重要元素。
这一流派将自由视为艺术家最大的特权，而自由总是带着不断进化的自我发展意味。艺术既不是理想也不是现实。而模仿，无论是对自然、对古代大师还是对自身的模仿，都无异于抹杀个性，形同自戕，在人生这场大戏之中，个性总是喜爱扮演独一无二的原创角色，悲剧也好喜剧也罢，没有区别。
对这一流派而言，亚洲古代艺术比任何近代流派的艺术都更有意义，因为理想主义的自发运动过程而非模仿过程，才是艺术冲动的存在理由。意识的流动是真实存在的，而发生之事实不过只是偶然之物。不是去再现眼前之物，而是表现事物带给他的无限启示，这才是我们对一位艺术家的要求。在这之后，线条的感觉、明暗的美感以及色彩所传达出来的情感，被视为是艺术家功力的体现。就自然主义美学所遭到的种种批评而言，只要去探究美背后所隐藏的内容并去展示其理想，便足以找到解决之道。
自然以其独具装饰性的瞬间所展示的片段，孕育着滚滚闷雷的黑云、沉默深邃的松林、沉静又不为所动的宝剑、缥缈超凡清出水面的莲花、香气沁人形如繁星的寒梅、少女衣襟沾染的英雄血痕、迟暮英雄洒下的泪滴、战争的恐怖与悲痛、繁盛光芒落去之后的一抹余晖——这些都是艺术意识沉浸其中的情绪和象征，艺术家们以其揭示性的画笔，揭开表面的面具，可以从中挖掘出隐藏在背后的普遍意义。
因此，此刻的艺术仿佛宗教停下了负重前行的脚步，是爱在其寻找无限的朝圣旅途中半无意识的片刻逗留，她驻足凝视过往和依稀可见的未来——未来是一场暗示之梦，一切都那么不确定；同时又是精神的暗示，一切都那么高贵圣洁。
技巧因而不过只是艺术之战的武器，解剖学和透视法的科学知识只是用于支援部队的军需供给。日本艺术可以安心大胆地接受西方技巧，不必担心会因此丢失了本性。而理想是艺术思维活动于其中的模具，是作战的方针，它的制定则源自国家的本性。这其中和背后总站着这个国家的统帅，他坚定不移且独立持重，眉宇之间传递着和平或开战的讯息。
在这一新艺术自由观的指导之下，表现主题和手法都大为拓宽。已故艺术家狩野芳崖和在世艺术家中最伟大的当代大师桥本雅邦以及诸多追随二人脚步的天才画家们，都以其技巧的丰富多元、灵活变通以及艺术题材的涉猎广泛而闻名于世。这两位大师都是幕府时代末期狩野派主要绘画学校中的知名教授，他们开启了恢复足利时代和宋代大师们纯粹画风的复古潮流，还对土佐派技法和光琳派的色彩大师们进行研究，同时也没有丢掉京都派精妙的自然主义特色。
民族神话和历史编年记录中所承载的古代精神如和风一般向这些画家徐徐吹来，远至埃斯库罗斯，近至瓦格纳和北欧诗人们，每一个艺术复兴的伟大时代都是如此。而他们的画作也为这些伟大的历史主题增添了新的色彩和意义。
狩野芳崖的绝笔之作《悲母观音图》描绘了观音悲悯母性的一面。图中观音立于半空，她的三重背光在纯净的金色天空中半隐半现。观音手持净瓶，滴洒造物之水。一滴水在坠落途中幻化为婴儿，这个婴儿披着幻云般的斗篷，眼神懵懂，抬眼望向观音。婴儿正在向下飘落，下方依稀可见一座崎岖嶙峋的雪峰拔地而起，高耸入云。这幅画将藤原时代色彩的力量与圆山派的雅致结合于一处，以其激情写实之笔，传达出对自然之神秘与神圣的诠释。
桥本雅邦笔下的张果老，融合了雪舟的力度和宗达的丰满充实。这幅画选择已被抛弃的道教思想作为主题，画中仙人面带微笑、满怀希望地看着自己刚刚从葫芦里倒出来的毛驴，宿命论式的戏谑态度纤毫毕现。
下村观山描绘佛祖荼毗场景的画作让我们想起平安时代的宏大构图，宋代初期强烈明显的轮廓线条，以及足以与意大利艺术家媲美的人物形态让画面更为丰富。画中众罗汉与菩萨围在燃烧的柴堆周围，以不可思议的敬畏目光凝视着从神秘棺木之上冒出的神圣火光，这道火光有朝一日注定会让这个世界充满至高无上的舍身弃绝之光。
横山大观为这个领域带来了他的奇思妙想和奔放狂野的构思，正如他在《屈原》一作中所体现的那样。画中的屈原徘徊于荒野之丘，地面满是被风吹动的纯洁沉默之花——兰花，透过画面可以感受得到他灵魂深处正在集结的愤怒风暴。
镰仓时代叙事诗中的英雄被当今画家本着对人性的更深刻的洞察而描绘出来。神话中太阳神的意义被诠释出来，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古代民谣也为我们带来了一片之前从未探索过的领域。
雕塑和其他艺术形式也紧跟这一思路。宫川香山陶瓷作品的美妙釉彩不仅恢复了早期中国陶瓷的失传秘密，而且还在色彩方面开创出类似光琳风格的全新感觉。
漆器摆脱了德川后期的纤细微妙，纵情于更宽泛的色彩及材料运用之中。刺绣、织锦、嵌丝珐琅及金属工艺等均在广泛的领域焕发出新的生机。因此，尽管艺术的生存环境有所变化且机械工业的嘈杂之声令人不快，但艺术一直在努力实现更高的生命境界，这应该是日本国民远大抱负之当代活力的体现。然而，还未到需要耗尽心力做出总结的时候。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性和希望出现，它们争相在重新觉醒的国民蓝图中占得一席之地。中国和印度，不必说还有自身也在通过艺术活动挣扎着寻找全新表达方式的西方，皆呈现了她们的伟大理想愿景，然而，未来的探索者们会将这一切都踏在脚下。
【注释】
[1]至今：指作者写作当时，即1903年前夕。
[2]赖山阳（1780—1832）：江户时代末期有名的历史学家、汉文学家，《日本外史》和《日本政记》的作者，同时以历史和爱国题材的诗歌创作而闻名。他为收集历史题材花费多年时间走遍日本各地。由于德川时期对国民意识的压制，收集这些材料十分困难。（作者注）
[3]作者误。日本宪法公布于1889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11月29日正式施行。
[4]不二论思想：梵语为adwaita，是“非二元”之意，不二论指的是印度哲学中的观点，即所有存在的事物，尽管呈现出多样的表现，但实际上都归于一元。因此，在任何一个单一不同的个体之中一定都可以找得到真相，而宇宙整体就存在于每一个细节之中。万物因而平等，全都一样的珍贵。
[5]此书写成于1903年，离中日冲突甚至爆发全面战争还有三十余年。且此书是冈仓天心用英文写给西方人的，其核心观点是亚洲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和西方相抗衡，故有上述看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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