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试图与大秦国通使的同时，罗马帝国也努力冲破安息的阻碍，直接与中国交通。为此，罗马人从海陆两道探索绕开安息而到达中国的道路。在陆路，罗马人从里海直至西伯利亚南部而达天山北路，从那里的游牧部落取得中国丝货。对此，英国学者查尔斯沃思（Charleswort）指出：“奥古斯都所用之绘图者、探险家及地理学家，其数甚多，亦专为东方而设，而当时之极有趣的文献中有一短小之旅行记，为差力士（Charex）地方之以锡度氏（Isidore）所辑成者，所述为运丝之路，而苏马至大夏之站，亦详载无遗。战争远征及私家商人之事业，皆足令罗马人增加中亚细亚地方之知识，结果令罗马人振起精神，恢复北路而管治之，亦不至与安息帝国接触也。”[46]
与此同时，罗马人也在探索寻找东方的海路。当时罗马人东来主要走海路。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有罗马遣使入华一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大秦使者自日南入华，说明他是由海道经印度、越南而来中国的。日南的卢容浦口，即现在顺化附近的大长沙海口，是当时中国南方的第一大港。大秦使者在卢容浦口登岸走陆路而至洛阳，所以引起中国朝廷的重视。其中提到的大秦王安敦，与当年在位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之名相符。他从161年继位，并在165年派罗马大将加西乌斯（Cassius）远征安息，一度攻占两河流域的塞琉西城。这种情况说明罗马当时与亚洲关系的密切，《后汉书》所记确有其历史背景。
但是，马可·奥勒留皇帝遣使赴汉一事却不见于罗马的记载，如果考虑到加西乌斯出征安息恰在头一年，遣使赴汉这类具有重大战略决策的事，罗马方面不会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大秦使节献象牙犀角等物，都是传统的南亚土产，并无大秦特色，所以《后汉书》说“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有研究者认为这次大秦使节并非国家正式派遣，而是大秦商人假托政府名义进行的私人探访。夏德认为，当时马可·奥勒留皇帝正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发动对安息的战争，通往波斯的商路被阻碍，给从事东方贸易的叙利亚商人造成很大的损害。“他们习惯期待的大宗丝货久久不来，而本地织染的布匹、玻璃饰品、人造宝石亦不能达到中国的目的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派遣一个商务使团，经由印度洋及中国海，直接与中国人建立关系，岂非很自然的事么？”他们“也许就是在到了安南之后，才决定冒称皇家使者，以图获得贸易的特权”。[47]英国汉学家裕尔（Sir Henry Yule）的解释比较有意思，他说：“情况很可能是，这些使者由于船只失事或遭抢劫而丢失了原来的礼品，他们听说中国人喜欢这些物品，于是在东方购买了这些不为人看重的货物以充替原来的贡品。”他认为这个使团不是由皇帝所派遣，而是由某一位叙利亚商人率领。[48]不过，也有人认为，这里所记的大秦使者可能是由罗马统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总督所派，到中国进行商业活动、开辟新航路，并正式向中国皇帝表示这种愿望。如是，也就难以否认他们是正式使节。[49]
无论如何，这些“使节”或商人是有记载的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西方人。这则关于大秦使节入华的记录，标志着中国和罗马的交往，在当时已有可能达到正式官方往来的水平，也标志着横贯东西的海上丝绸之路最终形成。他们所做的贡献也是很重要的。让－诺埃尔·罗伯特说：
公元166年踏上中国国土的人们被称作罗马人，其实，他们可能既不是来自罗马，也非来自意大利，而是一个覆盖整个西方庞大帝国的臣民。他们的功绩在于从遥远的西方动身进行了一次完整的长途旅行，没有半途而废，也没有把这项浩大的行程交给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商人去完成。[50]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罗马人的历史文献中有中国使节到罗马的记载，而在中国典籍中却不见有关遣使大秦的文字。罗马史家弗洛鲁斯（Florus）在《罗马史要》一书中记载，在前27年和前14年，有中国及印度使节不远万里来觐见帝国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他指出：
所以，我们见到了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都派遣使者前来与我们媾和。也见到有住在同一天下的赛里斯人和印度人，他们带来的礼物中有宝石、珍珠和训练过的大象。他们特别吹嘘旅途的漫长，历时4年才走到。仅仅从这些人的肤色就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另一个天地。[51](www.xing528.com)
斯基泰和印度是与罗马有较多接触的远方民族，弗洛鲁斯把中国（赛里斯）人和他们对等看待，也说明了中国在罗马“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但中国的文献中却没有遣使大秦的相应记载。而奥古斯都在位的年代，正值西汉末年衰乱之际，国家很难有遣使之举。弗洛鲁斯所说的“赛里斯使节”，如确有其人，或应类似于“安敦使团”那样的中国商人或旅行家。当时两地丝绸贸易十分兴盛，有一些中国人来到罗马是很可能的。
那么，或许可以说，当时在中国汉朝和罗马帝国之间担当直接沟通和文化交流角色的，主要是两国的商人。随着陆海两途的畅通，两国之间已有直接的通商关系。罗马（包括其属国）的商人经陆路过天山，或经海路至日南，直接与中国商人交易，而中国商人也有远足至西方，把中国丝绸贩运至罗马。正是这些商人为中国与罗马的直接交通开辟了道路。
以“安敦使团”入华为标志，2世纪以后，中国与罗马的直接交往日渐扩大，海上交通贸易更加繁盛。就在“安敦使团”来华60年之后，又有大秦商人来中国并见诸记载。《梁史·诸夷传》记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郊止。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
这回来的大秦人公开了商人（贾人）的身份，而吴主孙权竟也接见，并派刘咸送其回国。可见当时中国方面对与罗马交通的热情。可惜刘咸在旅途中病故，如同甘英出使大秦中途而返一样，又一次失去中国与罗马正式官方往来的机会。不过，同年吴国派康泰和朱应出使扶南时，他们的副使到过南印度迦那调洲的黄支和歌营，得知乘中国“大舶”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可见当时已有中国商船直航罗马，亦可见中国与罗马民间商业往来是颇为兴盛的。
281年，罗马派使臣出使西晋王朝，经海路来到广州，并至洛阳。据晋殷巨奇《布赋序》，晋太康二年（281），“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故其赋说：“伊荒服之外国，逮大秦以为名，仰皇风而悦化，超重译而来庭；贡方物之奇丽，亦受气于妙灵。”
裕尔认为这次到达中国的使团必定是由卡鲁斯皇帝（Carus）所派遣。不过，白良佐（Giulianober Tuccioli）、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倾向于认定罗马使团为“非官方”性质。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罗马相继当皇帝的有好几位：普罗布斯（Probus）、卡鲁司、卡利奴斯（Carinus）和努美利阿努斯（Numerianus），他们都忙于保住皇位，在位时间不长，不太可能派出使节远渡重洋前往中国。284年，另一位有记载的罗马使节带着礼物来到中国，他可能是由皇帝卡鲁斯派出，这位皇帝短暂的王朝在与波斯的战争中被占领。
正是在罗马时代，中国和欧洲直接交往的商路被开通。通过这些商路，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物品和思想的交流。在大量丝绸等中国物产流入罗马的同时，也将关于遥远东方帝国的文化信息传播给罗马人，使罗马人获得了关于中国及其文化的初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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