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国都有冲破这种“遮阂”而直接交往的愿望，并为之做出了许多努力。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班超任西域都护经略西域之时，派其属吏甘英出使大秦。《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传》有记载，只是稍有不同。
通过史籍可知，当时甘英已经通过安息到达波斯湾头的条支。安息人没有向甘英提供更直接的经叙利亚通往罗马的陆路，而是极言渡海的艰难险阻，又以传说渲染海上航行的恐怖：“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于是甘英乃止步而还。这一本应在中西交流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行动，竟以“望洋兴叹”而告夭折。
目前研究者一般认为安息实际上在中国与罗马之间起到了阻隔的作用，安息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与罗马人有任何直接的接触。安息国是汉朝与大秦交易的中转站，将汉朝的丝、丝织品与大秦交易，可以从中获取垄断的暴利。考虑到若汉朝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会损害其垄断利益，所以阻止甘英西行。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指出：安息人和中亚各民族“都极想维持他们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有利可图的中间人角色，而不愿两大帝国直接接触”[44]。夏德说：“我认为安息边界的船人，习染古代腓尼基商人的精神，即不愿帮助外人收集情报，以防止可能造成商业上的竞争，而损害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也许是叙利亚船主的雇员，由安息运中国货物至叙利亚以应罗马市场，再由叙利亚回航安息。如果让一位汉使向西前进，他就可以在闲谈之中谈起中国国内的丝价，并获知叙利亚的玻璃饰品及珍物的真实价格，泄露他们雇主发财的秘密，这是完全有损他们的利益的。”[45](www.xing528.com)
不过，甘英此次出使也并非全无结果。甘英虽然没有到达原定的目的地，但他确实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他到达了与大秦国隔海相望的条支国，在此逗留期间，他调查了大秦国的种种情况，也了解到自安息从陆路去大秦国的路线，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的航线。正是根据甘英的记述，中国人才得以充分了解到过去所一直不清楚的极西地方的情况。因此，《后汉书》对大秦国的记载，就要比《史记》《汉书》中的记载充分、具体得多了。后人多有对甘英的赞誉之词，如《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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