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陀罗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在中国艺术史上，“犍陀罗艺术”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概念。犍陀罗是一个地名，位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前4世纪，犍陀罗成为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派僧人来这里传布佛教。其后，它又归属于希腊人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巴克特里亚诸王全面希腊化的政策，影响了这一地区文化艺术的面貌。大夏诸王之一的弥兰陀王和佛教高僧那先比丘的谈话，记录在《那先比丘经》中，该经有一段记载：皈依佛门的希腊人，大约从前1世纪中叶起，开始在犍陀罗地方雕刻佛像，修建寺院。大概从这时候起，与德干高原石窟艺术风格不同的犍陀罗石窟艺术开始形成。贵霜王朝最著名的迦腻色迦王大兴佛教，在迁都富楼沙后，犍陀罗地区成为西北印度佛教的中心。

大约从1世纪开始，犍陀罗的艺术家们模仿希腊神像，创作了大量具有希腊、罗马艺术特色的佛像作品，后世的考古学家以它的出土地点将其命名为“犍陀罗艺术”，也有人把它称为“希腊式佛教艺术”。

犍陀罗艺术是一种在当地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汲取希腊、罗马以至波斯的营养，以古典手法表现佛教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概括，可以说犍陀罗佛像等于希腊化的写实人体加印度的象征标志。”^[19]犍陀罗艺术的主要特点是：身着希腊式披袍，衣褶厚重，富于毛料质感；人物表情沉静，面部结构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鼻直而高，薄唇，额部丰满，头发自然波卷，装饰朴素，庄严稳健；雕刻材料采用当地出产的青灰色云母质片岩，间有泥塑；以佛塔为主的建筑，基座多方形，列柱常采用希腊柱式，座侧浮雕佛传故事。绘画遗品很少，有的学者把阿富汗巴米扬石窟内的壁画作为它的代表。

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John Hubert Marshall）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书中将犍陀罗艺术形式划分为幼年期、童年期、发育期与成熟期4个历史阶段。犍陀罗艺术在诞生初期，显而易见地受到古希腊、罗马造型艺术之影响，其中许多雕刻作品甚至与古希腊悲剧人物造型亦有密切的联系。^[20]王镛主编的《中外美术交流史》把犍陀罗艺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贵霜王朝统治时期，约从1世纪初叶至3世纪中叶，以石雕为主，雕刻材料主要是采用犍陀罗地区出产的青灰色云母质片岩，所以前期称为“片岩阶段”；后期在4—5世纪，以泥塑为主，主要采用石灰与黏土混合的灰泥或赤陶，所以称为“灰泥阶段”。后期犍陀罗佛像的造型风格往往比前期希腊化风格更富于古典主义的气质，被认为是“非地中海的希腊主义”的复兴或“希腊化的罗马古典主义”的返照。^[21]

犍陀罗艺术主要特色是佛教石窟、雕刻中的佛陀造型。这一时期的佛像由于和希腊阿波罗神相仿而被称作“阿波罗式的佛像”。佛像高挺笔直的鼻梁、卷曲的头发以及长袍式的衣着是典型的希腊特征，但其俯视的目光和神情又充分体现了佛教精神。

19世纪最早到犍陀罗地区的西方旅行家和考古学家，在富楼沙和竹刹尸罗（《大唐西域记》作怛叉始罗）发掘到许多西方式的石雕、陶器、金属制品、金银宝物、青铜器皿、宝石雕刻与图章等珍贵文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尊埃及童神与希腊酒神的雕刻作品。据考此尊童神青铜雕像为埃及主神奥塞里斯与繁殖女神爱西斯所生孩子，名叫“哈尔波克拉提斯”。学者们判断此雕像“最有可能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城，这里是哈尔波克拉提斯崇拜的中心”。另外还发现一尊与希腊戏剧密切相关的酒神“狄奥尼苏斯”（即狄俄尼索斯）的雕像。根据考古调查，学者们认为，希腊神是犍陀罗雕刻家所喜欢的素材，其中有主神宙斯，智慧女神雅典娜，商业之神赫尔墨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爱神埃罗斯等。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批1—2世纪的佛像雕塑。这些古印度的佛，却有着古希腊的外貌：高鼻深目，神色端庄高贵，与典型的希腊式神像和人物像十分相似；头发也不是印度型的涡状短发，而是波浪形的长发；最明显的是其宽大轻飘的外袍，褶折多是从左肩往右下方成放射形分散。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巴基斯坦哈达地区的哈达佛陀头像，约创作于4或5世纪，是晚期犍陀罗艺术的代表。这尊头像线条匀称、自然柔美，既富于希腊风格，又不失东方韵味，被称作“东方的阿波罗”头像。勒纳·格鲁塞指出：

正是这种希腊式的佛陀造型，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逐渐通过整个中亚细亚而传到了中国与日本，由此产生了远东无数的佛像。不用说，在这个跨越时空的伟大行程中，原先那种希腊式的佛陀造型已经被修正过了。它最终变成了中国式的佛陀，然而即便如此，在其挺拔的造型及其服饰的布局当中，仍然留存着遥远的希腊式起源的痕迹。^[22]

中国与犍陀罗的交往由来已久，实际上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国四川的商品已经到过犍陀罗一带。张骞之后，两地的交往从民间发展到官方。汉晋时期来华的西域佛教僧人，大多是来自犍陀罗。与此同时，犍陀罗也成了中国僧人西行求法的圣地，最早游历犍陀罗的是东晋法显。后来到中国的鸠摩罗什在9岁时随母亲到犍陀罗学佛。唐玄奘西行途经犍陀罗，在其故地凭吊了荒芜多年的佛教圣迹，并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他目睹的犍陀罗。(www.xing528.com)

随着佛教的影响，佛教艺术也陆续传到中国，并对中国的造像艺术和绘画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包括了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关于犍陀罗艺术东传过程，日本美术史家关卫认为：

这一犍陀罗派的希腊艺术，遂传于中亚细亚，随后越克什米尔而侵入西藏，又再从西域传于中国。同时，也曾传播到印度，这由恒河下流的鹿野园精舍所发见的迦腻色迦王的雕像也可证明。这一犍陀罗艺术，和印度的雅利安·达罗维荼（Aryan Dravida）艺术相混合，由此，也曾越喜马拉雅山而到过西藏，不过大部分则又回头从北印度而入于中亚细亚，更越葱岭而入中国，终于最浓厚地传到朝鲜及日本去了。这是由于佛教的东渐，是最有力的艺术的潮流。^[23]

按照关卫的说法，犍陀罗艺术风格从两个方向传入中国，一个是通过西域直接传入的，一个是犍陀罗风格传到了印度，与印度艺术相融合后，再回到西域，将新的艺术形式传入中国。所以，犍陀罗艺术在中国的传播是很强烈的，有很大影响的。

考古学家在丝绸之路上的遗址里陆续发现了数量不少的、具有希腊文化色彩的文物。20世纪初，斯坦因在于阗附近的约特干、拉瓦克和尼雅等遗址发现过古罗马式凹刻印章，其中刻绘有艺术女神雅典娜、主神宙斯、爱神埃罗斯与大力神海克利士等形象，另外在若羌境内的米兰古城还发现了希腊式的有翼天使，完全是希腊题材。

此外，米兰佛寺壁画、克孜尔石窟壁画和楼兰遗址的葡萄纹佛门以及于阗、喀什流行的许多艺术品，也是按照犍陀罗的艺术原则创作的。1977年，在喀什地区出土了一个犍陀罗石浮雕，两边图案为葡萄藤蔓，中心则是希腊人饮酒的场面。新疆博物馆所藏的营盘遗址出土的1800年前的男尸身上覆盖的纺织品上的图案是两个全裸的希腊武士的印织纹样。让－诺埃尔·罗伯特指出，从汉朝到唐朝的陵墓建筑前的石兽造型艺术中也可以看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中亚地区的人民在希腊的推动下又发展了这种源自希腊—爱奥尼亚或希腊—巴克特里亚的艺术，在汉陵寝的一些殉葬品中就发现了有这方面的痕迹。绘画又出现在装饰希腊—爱奥尼亚挂毯的刺绣上，雕塑也从这种文化的装饰品上得到启发。”^[24]还有学者认为，日本京都与奈良的佛像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实际上，在中国的佛教艺术乃至整个东方的造型艺术中，犍陀罗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中国正是通过佛教，不但接受了印度和中亚文化，更间接地接受了远至希腊的西亚、欧洲文化。佛教的传播带动起来的输入外来文化的强大潮流，成为古代中国人广泛汲取广阔的西方文化的媒介。这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这诸多民族的西来文化经过中土的容纳、消化、再创造，又以中国为媒介，东传三韩、日本和东南亚，推进了更广阔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25]。不仅如此，“汉代画像石中的神仙羽人和裸体人像，受到波斯天神长翼的影响，也和希腊罗马雕刻中的表现手法在艺术构思上存在着一致的地方。希腊罗马雕刻盛行裸体神像和人物像，常见有翼的裸体天使和爱神埃洛斯，这种艺术作风和犍陀罗美术的传入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经过变化也得到了再现”^[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