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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七年佛教音乐研讨会纪要

时间:2023-10-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永明七年二月,竟陵王萧子良召集有音乐修养的僧人集中在他的府邸探讨佛教音乐的问题,“造经呗新声”。在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萧子良在其府邸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中国佛教音乐的研讨会,参加者有僧辩、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等名僧。梁武帝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南北朝时期,在不同地区传播的佛教音乐也各有其地方特色。

永明七年佛教音乐研讨会纪要

中国佛教音乐的发展,除了佛教界人士的努力外,皇室贵族也起到很大作用。前述曹植制作梵呗,开创了中国佛教音乐的先河。到了南朝时,佛教音乐的发展更得到皇室的支持。永明七年(489)二月,竟陵王萧子良召集有音乐修养的僧人集中在他的府邸探讨佛教音乐的问题,“造经呗新声”。慧皎《高僧传》卷一五记载:“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 一契,便觉韵声流好,着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次第作声,辩传‘古味摩’ 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道世《法苑珠林·赞第三十四·音乐部·感应缘》也有类似记载。

《南齐书》卷四〇记载,萧子良“招致名僧,讲悟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萧子良在西邸集名僧讲佛论法,形成一个由高僧和名士组成的南朝文人团体。萧子良门下文士甚众,其中著名者为“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肪、范云、萧琛、陆倕。

在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萧子良在其府邸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中国佛教音乐的研讨会,参加者有僧辩、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等名僧。他们不但“次第作声”,每人都表演了自己拿手的经呗,互相观摩,而且还评出了最好的作品——僧辩的“古维摩”和“瑞应七言偈”。在这个会上(或其后),这个名僧集体在萧子良的领导下“造经呗新声”,创造了一批新的佛教音乐。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对这些已有的和新创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研究与编辑工作,“并殷勤嗟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

陈寅恪《四声三问》一文说:“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实为当时考文审音之一大事。在此略前之时,建康之审音文士及善声沙门讨论研求必已甚众而且精。永明七年竟陵京邸之结集不过此新学说研求成绩之发表耳。此四声说之成立所以适值南齐永明之世,而周颐沈约之徒又适为此新学说代表人之故也。”[187]

梁武帝积极崇佛,大力推广佛教,倡导和推广佛教音乐。《隋书·音乐志》说:帝既笃敬佛法,“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在他主持制定的49首三朝之乐中,杂有一些明显带有佛教意味的曲目,其中有可能是从天竺传来的佛曲,如第二十七“须弥山伎”。“须弥山”为梵文“Sumeru” 的音译,是佛经中常提到的神话景观,山高八万四千余旬,山尊为“帝释天”,四面山腰为“四天王天”,周围有“七香海”“七金山”,环周绕以“咸海”,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题材,估计“须弥山伎”即为表现这一神话景观的歌舞。第三十五“金轮幢伎”,可能在演出时以金色的法轮作为道具,用法轮来象征佛教。第四十二“青紫鹿伎”、第四十三“白武伎”等,也都包含着佛教的内容。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儿童乐舞“法乐童子伎”,用童声演唱佛曲,“童子倚歌梵呗”。

梁武帝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无遮会”是梵文“Pancaparisab”的意译,意思是无贤圣道俗之分,上下贵贱卑尊之遮,众生平等,广行财施。据《大唐西域记》记载,天竺戒日王每“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是一种在佛教“平等”“慈悲”的旗帜下,向众生施惠、普结回向的群众集会。中国的无遮大会,据《佛祖统纪》记载:“中大通元年,帝于重云殿为百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复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皇帝设道俗大斋五万人。”《南史·梁本纪》则更详尽地记载了梁武帝从中大通元年(529)开始,一直到太清元年(547)止,数次举办无遮大会的情景,其时“上释御服,披法衣,行清净大舍”。梁武帝不仅搞“无遮大会”,还举行“盂兰盆会”,梁代三朝设乐,共有歌舞、百戏49项。

由于佛教兴盛,伎艺开始走向寺庙。凡遇神节或佛庆,许多寺院有伎艺表演,除了音乐活动频繁外,还有大规模的乐舞,寺庙成了音乐艺术的中心。其规模之大和艺术水平之高,甚至可以与宫廷乐舞媲美。相关情况《洛阳伽蓝记》有记载。洛阳长秋寺,四月四日行像,“辟邪狮子导引其前,吞刀吐火,腾骤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宗圣寺里,“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景明寺,八月节,“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此”。景乐尼寺“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竹寥亮,谐妙入神……召诸音乐,呈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因为这个寺庙是比丘尼寺,男人不能随便进入,所以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以至有幸“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后来“寺禁稍宽,百姓出入,无复限碍”,容许普通百姓入寺观看这如“天堂”般的音乐表演。后来,汝南王悦将寺庙的规模扩大,“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抃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士女观者,目乱睛迷”。在这些盛大的乐舞表演中,节目既有印度佛教梵音及梵音的汉化形式,又有民间的百戏、幻术和杂耍。

这一时期,各地佛教音乐在创作中,又因方言、地方音乐和风俗习惯的不同而风格各异。道宣在《续高僧传·杂科声德篇》中评论道:佛教音乐“地分郑魏,声亦参差”,“东川诸梵声唱尤多,其中高者,则新声助哀般遮屈势之类也”,“吴越志扬,俗好浮绮,致使音颂所尚唯以纤婉为工”,“江淮之境,偏饶此玩,雕饰文绮,糅以声华”,“秦壤雍冀,音词雄远”。北朝时期,在不同地区传播的佛教音乐也各有其地方特色。各地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些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页。

[2]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3页。

[3][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39页。

[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8页。

[6]王国维:《静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7][英]李约瑟著,袁翰青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0页。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4页。

[10]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11]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1—92页。

[12][美]史华慈著,程钢译:《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1页。

[13]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13页。

[1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4页。

[15]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8—769页。

[16]鲁迅:《准风月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6页。

[1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381—382页。

[18]李定一:《中华史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页。

[1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20][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4—95页。

[21][日]冢本善隆:《中国净土教史研究》,引自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页。

[22]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46页。

[2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9页。

[24][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5]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26]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2页。

[28]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29]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52页。

[30]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

[31]吕思勉:《中国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77页。

[32]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页。

[3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页。

[34]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39页。

[3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上卷,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36]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67页。

[37]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9页。

[38]张怀承:《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39]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6页。

[40]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188页。

[4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42]张怀承:《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43]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上卷,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44]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8页。

[45]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3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8页。

[46]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前言第5页。

[47]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48]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上卷,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336页。

[49][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页。

[50]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51]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3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79页。

[52]章巽:《法显传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53]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54][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9—820页。

[55][日]足立喜六著,何健民、张小柳译:《法显传考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56]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57]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37页。

[58]印顺法师:《中国佛教史略》,大乘文化出版社1967年版,第47页。

[59]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60]陈寅恪:《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61][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62]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6页。

[63]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64]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

[65][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张书生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页。

[66]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92页。

[67]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94页。

[68][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69]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页。

[70]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180页。

[71]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72]方豪:《中西交通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7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上卷,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74]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7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76][日]镰田茂雄:《鸠摩罗什对东亚佛教史的影响》,引自张国领、斐孝曾主编:《龟兹文化研究(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7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上卷,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78]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79]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9页。

[80][日]牧田谛亮:《疑经研究——中国佛教中之真经与疑经》,《中国佛教史论集》,贵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06页。

[81]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82]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52—253页。

[83]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84]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1页。

[85]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9页。

[86]季羡林:《佛教十五题》,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8页。

[87]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1、443页。

[88]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41页。

[89]参见冉前林:《敦煌写经书法述略》,《丝绸之路》2009年第22期。(www.xing528.com)

[90]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9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页。

[9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9页。

[9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8页。

[9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9页。

[95][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9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97]参见康乐:《沙门不敬王者论——“不为不恭敬人说法”及相关诸问题》,台北《新史学》第7卷第3期,1996年。

[9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0—431页。

[99]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

[100]参见焦桂美:《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北方论丛》2007年第3期。

[101]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102][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103]全汉昇:《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岭南学报》第4卷(1935)第2期,第57—58页。

[104]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0—81页。

[105]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51页。

[106][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2页。

[107]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页。

[108]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83页。

[109][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1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98页。

[111]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112]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34页。

[113]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页。

[114]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44页。

[115]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8页。

[116]李定一:《中华史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216页。

[117]向世陵:《中国学术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页。

[11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1页。

[11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47页。

[120][日]中村元著,林太、孙鹤译:《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121][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页。

[122]《宝如来经》2卷,僧佑注为“南海胡人作,或云宝如来三昧经”,其他的诸经录如《法经录》《仁寿录》《大唐内典录》等,皆以此为依据。而且《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释教录》等,乃将此疑经之名从疑经录中予以削除,而作为真经入藏。

[123]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50、564—565页。

[12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1页。

[125]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118页。卿希泰认为,南北朝时期“三教开始鼎立,三教之称亦起于此时”。参见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126]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页。

[127]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1—432页。

[12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265页。

[129]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57页。

[13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7页。

[131]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4—75页。

[13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1页。

[13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67页。

[13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135][英]赫·乔·韦尔斯著,吴文藻等译:《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

[136]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137]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07页。

[13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3页。

[139]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7页。

[14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329页。

[141]陈允吉:《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页。

[14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4页。

[14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44]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4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94页。

[145]罗文玲:《六朝僧家吟咏佛理的诗作》,台北《中华佛学学报》第7期。

[146]孙昌武:《六朝僧人的文学成就》,台湾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7期(2002年7月)。

[147]参见罗文玲:《六朝僧家吟咏佛理的诗作》,台北《中华佛学学报》第7期。

[14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5页。

[149]参见胡适:《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376页。

[150]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群言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

[151]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152][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153]胡适:《胡适全集》第1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6页。

[154]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4—485页。

[155]佛教经典依其叙述形式与内容分成之12种类,又作十二分教、十二分圣教、十二分经。即:(1)契经,又作长行。以散文直接记载佛陀之教说,即一般所说之经。(2)应颂,音译祇夜,与契经相应,即以偈颂重复阐释契经所说之教法,故亦称重颂。(3)记别,又作授记。本为教义之解说,后来特指佛陀对众弟子之未来所作之证言。(4)讽颂,音译伽陀,又作孤起。全部皆以偈颂来记载佛陀之教说。(5)自说,佛陀未待他人问法,而自行开示教说。(6)因缘,记载佛说法教化之因缘,如诸经之序品。(7)譬喻,以譬喻宣说法义。(8)本事,佛说自己及弟子前生之行谊。(9)本生,记载佛陀前生修行之种种大悲行。(10)方广,宣说方正广大深奥之教义。(11)希法,又作未曾有法。记载佛陀及诸弟子希有之事。(12)论议,问答和议论诸法义的经文

[156][日]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研究》,引自孙昌武:《〈佛所行传〉:古代汉语最长的叙事诗》,《古典文学知识》2018年第4期。

[15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5页。

[158]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2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85—486页。

[159]胡适:《胡适全集》第1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160]鲁迅:《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84页。

[161]胡适:《胡适全集》第1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162]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16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75—276页。

[164]季羡林:《比较文字与民间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165]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74页。

[166]胡适:《胡适全集》第1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5页。

[167][法]勒内·格鲁塞著,常任侠、袁音等译:《东方的文明》上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1页。

[168]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3页。

[169][美]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43页。

[170]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4—185页。

[171]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172]宿白:《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

[173]参见曾昭橘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合编,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版。

[174]参见俞伟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1981年第7期。

[175]参见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石家庄市北宋村清理了两座汉墓》,《文物》1959年第1期。

[176]方立天:《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177]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2001年版,第402页。

[178]参见李小荣、马晓坤:《佛教传入与中国美术》,《法音》1998年第12期。

[179]张光福编著:《中国美术史》,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0页。

[180]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81]参见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郭淑芳、常法韫、沈宁编:《常任侠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125页。

[182]吕澂:《佛教美术》,《法音》2013年第1期。

[18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184]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185]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第1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86页。

[186]陈寅恪:《金明馆业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72页。

[187]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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