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音乐初传中国-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

在古印度，佛教音乐相当发达。梁慧皎《高僧传·鸠摩罗什》记载，鸠摩罗什和他的门生慧睿的一段对话说，对话的大致内容是古印度的风俗，是特别重视文学艺术的，他们的音乐形式，以器乐演奏为最好。凡觐见国王，必然要歌颂国王的功德。拜见佛陀的仪式，最看重讴歌礼赞。

印度的佛教音乐可远溯到前2000年至前1500年左右的“四吠陀”，其中记述《梨俱吠陀》歌咏方法之“娑摩吠陀”，奠定了声明与梵呗的基础，佛教承此而产生了伽陀，即合乐的诗颂。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因戒律严谨，音乐歌舞演剧几乎被禁绝，故在僧侣之间，佛教音乐并不发达。无论声乐器乐都是严禁僧尼学习的，“十戒”中的“不歌舞倡伎”即是此意。至大乘佛教勃兴后，每于盛大的供养会上，多有歌舞庄严，佛教音乐遂蓬勃发展，大规模之佛教歌剧如《龙喜记》亦久演不衰。诸经藏中有关法会音乐之描写俯拾皆是，如《大般涅槃经》说：“尔时诸天龙神八部于虚空中雨众妙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又散牛头旃檀等香，作天伎乐，歌呗赞叹。”此即所谓散花供养行香之音乐。

佛经中的“偈”和“颂”，是印度佛教音乐的形式。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详细记述了天竺礼佛赞咏情况：“西国礼教，盛传赞叹。”他记录了几位天竺佛教音乐创始作家的传说，如尊者摩至哩制咤，“乃西方宏才硕德，秀冠群英之人”，他只要见到佛陀的遗像，便要创造赞颂佛陀的歌曲。他所创作的佛教歌曲，不但讲述了佛法的基本思想，讲明了佛陀的所有殊胜功德，而且“斯可谓文情婉丽，共天花而齐芳；理致清高，与地岳而争峻”，其艺术造诣，简直可以与天地“齐芳”“争峻”。印度所有创作佛教音乐的人，要把他当成祖师来学习。摩至哩制咤之后，还有陈那菩萨，“每于颂初，各加其一，名为杂赞，颂有三百”。鹿苑名僧释迦提婆，“复于陈那颂前，各加一颂，名《糅杂赞》，总有四百五十颂。但有制作之流，皆以为龟镜矣”。此外，据义净的记载，著名的戒日王也曾经以传说中乘云菩萨以身代龙的故事，“辑为歌咏，奏谐弦管，令人作乐，舞之蹈之，流布于代”。东印度的月宫大士也曾创作过一首《毗输安坦罗太子歌》，此歌似乎在印度广为流传。

天竺佛赞的内容，主要是“赞佛功德”，“明佛世尊所有胜德”，以诗赞的形式，歌颂佛菩萨，歌诵佛德，启发众生舍漏返净，而悟庄严佛法。从形式上看，这些佛曲大都可以“奏谐弦管”，可以“舞之蹈之”，有歌、有舞、有伴奏，“文情婉丽”“理致清高”，风格韵味讲究“哀雅”，音色音量要求“明彻雄朗”，内容丰富，乐舞并举，弹拨击打，形式多样，十分精彩。在天竺西域信佛之国，佛教音乐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宋云西行求法时见乌苌国“国王精食，菜食长斋；晨夜礼佛，击鼓吹贝；琵琶箜篌，笙箫备有；日中已后，始治国事”。《大智度论》卷九三说：“是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易可受化。是故以音声因缘，而供养佛。”

佛教历来重视音乐的教化功能。印度贵霜时期的著名佛教学者摩至哩制咤提出佛教“赞咏”功能的“六意”，即“一能知佛德之深远、二体制文之次第、三令舌根清净、四得胸藏开通、五则处众不惶、六乃长命无病”。慧皎《高僧传》对佛教音乐多有夸张溢美之词，如“玄师梵唱，赤雁爱而不移；比丘流响，青鸟悦而忘翥”。《高僧传》还确切地道出了音乐能陶冶情绪的特殊功用。(www.xing528.com)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音乐也随之传入中国。史载康僧会从东吴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中，曾制《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又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被称为“一代模式”。来自西域的帛尸梨蜜多罗在晋永嘉中曾“作胡呗三契，梵响凌云”，“又授弟子觅历‘高声梵呗’，传响于今”。这些在佛教初入中国时由来自天竺、西域僧人所创造、传授的“胡呗”，很可能是来自天竺的曲调。在佛教的初弘期，这些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僧人不但可能把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带到了中国，同时还向中原信众展示了印度、西域的演唱技术，给听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来自康居的法平、法等兄弟，一个是“响韵清雅”，一个在“披卷三契”之后，令听者“扼腕神服”。而“本月支人” 的昙迁，则“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梵制新奇，特拔终古”。《高僧传》记载：“支昙龠，本月支人……龠特禀妙声，善于转读。”“释法平，姓康，康居人……响韵清雅，运转无方。”“释昙迁，姓支，本月支人……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梵制新奇，特拔终古。”此后仍有西域僧人擅长梵呗。帛法桥“作三契，经声彻里许，远近惊嗟，悉来观听”。《高僧传》记帛法桥为中山人，但帛姓一般认为是龟兹的姓，故帛法桥有可能是龟兹人后裔，或是师承龟兹法师而取师姓。总之，他讽诵的呗赞应该有浓厚的西域风格。

但是，对于广大中原人士来说，这些“梵制新奇”的声调未免有些陌生，有些不好接受，更不容易学唱和流传。印度的音乐从乐器以及旋律节调方面都与中国不同，印度文字是多音，中国文字是单音，在歌唱方法上也不同。《高僧传》论述了佛教音乐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大意先是论述音乐的基本功能，后指出印度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共性和差异。东国（中国）之歌的特点是“结韵成咏”，歌咏强调声韵。而西方（印度）之赞，“作偈以和声”，以偈词配乐。偈是佛经中可以吟唱的文字部分。以上虽有不同，但在佛教音乐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两者逐渐“协谐”，创造出优美奥妙的佛曲。这种音乐即佛教的呗。呗又称呗赞、梵呗，是赞誉佛法、歌颂佛陀功德的音乐。《高僧传》讲到中国佛教音乐的起源：“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渔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即是说，以曹植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的佛教音乐家们开始了中国风格佛曲的创作。

关于曹植创制佛教音乐的故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有记载，唐道世《法苑珠林·呗赞篇》的“赞叹部”记载尤详。大意是曹魏陈思王曹植封在东阿，因游鱼山，忽然听到空中有一种岩谷水声，声音清扬哀婉，细听良久后，深有所悟，于是便摹其音节，根据汉康孟详所译《瑞应本起经》，写成《太子颂》《啖颂》的梵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后世称之为《鱼山梵》。道宣在《广弘明集·魏陈思王辩道论》中说：“尝游鱼山闻空中梵天之赞，乃摹而传于后。”曹植鱼山制梵的传说，流传很久，直到元代的佛教文献里还有记载，如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五称：“陈思王曹植者……游鱼山闻有声特异清扬哀婉，因仿其声为梵赞，今法事中有鱼山梵。”直至今日，中外佛教界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奉曹植为东方佛教音乐的始祖，将山东东阿的鱼山尊为佛教音乐的圣地。

曹植将古典乐曲与佛法宣扬的文字相结合，在传统民间乐曲的基础上创作佛曲，使外来的佛教音乐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了佛教音乐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