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影响中国建筑艺术

佛教东渐，为中华建筑带来新的样式，拓展了中国建筑的风格与艺术形式。我国佛教的建筑艺术主要体现在佛寺和佛塔建筑上。向达指出：

此以大同、龙门石窟雕刻上所表现之宫室构造，与印度阿旃陁（Ajanta）及珊齐（Sanchi）之壁画建筑互相比观，可以知之。^[183]梁思成说：

而佛教之兴盛则为建筑活动之一大动力。实物之在艺术表现上吸收有“希腊佛教式”（Greece Buddhist）之种种圆和生动之雕刻，饰纹、花草、鸟兽、人物之表现，乃脱汉时格调，创新作风，遗存至今者有石窟、佛塔、陵墓等。^[184]

古代印度的佛教建筑主要是窣堵波、石窟等。阿育王时期开始在桑奇修建一座大佛塔，即“窣堵波”，至前2世纪末才告竣工。主建筑是一座直径30多米的半圆形房子，顶端为一平台，台上为一方坛，坛上竖立着叠层的伞形柱，名曰佛邸，是佛教徒奉祀佛骨的地方。下为一直径为36.6米，高4米多的鼓形基座。在其周围有环形围墙，墙上有东、西、南、北四个门，门上雕刻着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这一佛塔是佛教艺术的重要遗迹之一。

1世纪前后，印度的窣堵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塔”字也应运而生（塔字既象形，又涵盖了“stupa”的音与义，从“土”旁，含有封土之下埋有尸骨或“舍利”之意）。中国的工匠们将印度原有的覆盆式的塔的造型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台榭相结合，产生了楼阁式的佛塔。它们的形象是楼阁在下，塔在楼阁之上。用楼阁是取其高大和华丽，用塔是作为佛教的标记，将原来的窣堵坡简化为圆拱和相轮成了塔的顶部，称为“塔刹”。“上悬铜窣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即在多层的楼阁顶加上一个有九层相轮的塔刹。

中国的佛塔建筑起源甚早，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报恩寺塔，相传是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汉魏时已有了造塔的制度，《魏书·释老志》说：“九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天竺旧状”指的就是印度的“窣堵波”，“重构之”即为相叠多层的木楼亭阁。木楼亭阁顶上放置“窣堵波”，就是那个时期佛塔的基本形式。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北魏熙平年间洛阳建造的永宁寺，有一座九层方塔，据说，来自印度的高僧菩提达摩来到洛阳后，见到金碧辉煌的永宁寺和高耸入云的宝塔，不由得“口喝南无，合掌连日”，赞叹不已。(www.xing528.com)

汉明帝请西域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来中国时，他们来到洛阳，先是住在专门接待外国人的机构鸿胪寺。后来为他们专门建造了一座房子安置佛像和居住，并以驭运佛卷来中国的白马命名为“白马寺”，这是我国最早的佛教建筑。“寺”本是汉朝的一种官署的名称，但是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称了。在佛教传入初期，专门的佛教寺院还没有建造，有不少官吏、富人将自己的住宅献出做寺院，被称为“舍宅为寺”，把住宅的前厅作为供奉佛像的佛殿，住宅的后堂作为讲学佛经的经堂。中国古代住宅、官署在建筑的布置上是由多座单幢建筑有规则地组合成院落，所以这种传统的院落形式也成为中国佛寺的基本形式了。

最初的寺院建筑参照印度佛寺模式，以塔为中心，四周建有殿堂。佛教的建筑力求艺术化，建筑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洛阳法云寺按照“胡法”的建筑和装饰。文中说的昙摩罗是西域人，他所建的法云寺“佛殿僧房，皆为胡饰”，显然是一座具有浓厚印度原始佛教风格的寺院建筑。北魏时，来中国的外国人即“胡人”很多，其中也有许多“胡僧”。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参与了当时的佛教寺院建设，因而有可能将印度的佛寺建筑风格和样式带到中国来，并留下深刻的印记。比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还详细描写了永明寺建筑及当时崇福的盛况。

中国佛寺的布局在4—5世纪已经基本上定型了。总的说来，中国佛寺，基本上是采取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院落式布局方法，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寺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在寺院的中轴上依次排列着大门，供奉天王和佛的天王殿和大雄宝殿，诵经修行用的法堂和经楼，根据寺庙供奉菩萨的多少，还可以加建观音殿、毗卢殿等，在这些主要殿堂的两旁和四周则布置居住、存物、待客的处所和厨房、浴室等建筑，有的寺庙在天王殿前还建有悬挂钟鼓的钟楼和鼓楼，分列在院落的左右。在最早的佛寺建筑中，佛塔的位置往往是在佛寺的中轴线上的。隋唐以后，殿堂逐渐成为主要建筑，塔被移于寺外。寺院主要殿堂比较规范。一些大寺院，门前还有放生池。

印度的佛教建筑样式传入中国，“虽然没有取代固有建筑样式而形成建筑物的主流，但却都得到独立的发展并在建筑艺术中取得重大成就，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建筑样式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而逐渐本土化，发展起成就辉煌的中国塔寺建筑艺术，成为现存古代建筑中取得成就最为辉煌、价值最为珍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外来佛教建筑艺术与技巧又给本土一般建筑提供了丰富滋养和宝贵借鉴，融入到本土的宫室、庙宇、民居等各类建筑之中”^[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