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

史籍中有关供奉金铜佛像和修塔建寺的最早记载，是汉献帝初平四年（193），由丹阳人笮融修建，此时已崇拜披锦缎衣的鎏金铜佛像。现已无从知道当时佛像的具体形象和特征，但是垂九重铜盘、周绕阁道的多层塔庙，确是结合了印度塔刹和中国建筑的风格。

从考古材料上来看，汉末时，既有受佛教影响的画像石等各种作品，也有真正的佛像，如：

（1）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的享堂顾枋上有高浮雕佛像，高37厘米，厚37厘米，高肉髻，绕头有圆形项光，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手法为平面凸起的阳刻，上体刀法很深，露出的手和下体衣纹都用阴线。附近风格相同的崖墓有顺帝永和、恒帝延熹纪年铭刻。

（2）四川乐山柿子湾崖墓的二尊佛像，与上述相似。

（3）四川彭山县汉代崖墓出土灰陶摇钱树座，通高21.3厘米，座上塑佛像，头上肉髻，刻阴线纵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趺坐，着通肩袈裟，阴线衣褶，线条分明。旁立二侍者，右胁侍穿交领衣，手持物，左胁侍右手举起，座下塑双龙衔璧。

（4）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1号墓前室顶部的佛像。

（5）山东沂南画像石墓，画像中有几幅图像受佛教影响，即头部有佛光等，其制作年代推定为东汉灵帝末年至献帝初年前后。^[173]

（6）山东长清孝堂山祠堂佛像。

（7）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石刻造像中的佛像，经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鉴定，含有佛教内容，即头上有高肉髻，右手呈施无畏印的形状，两手放在胸前结跏趺坐，全身有凹形的身光等。也有人推断为桓灵时期的遗物。^[174]

（8）河北石家庄北宋村二号汉墓出土的两尊铜像，是中国发现的最古的佛像，从此墓的年代推测，制作于后汉至魏晋时代。^[175]

从这些遗物可以确认，佛教造像在东汉已经开始出现。

到东晋十六国时，随着佛教的流行，造像事业也渐次兴盛。佛教造像在当时被人们认为是无量功德的事情。

此外，雕塑佛像还有“恒生大富家，尊贵无极珍”“作大名闻王”等种种的福德利益。于是，造像求功德的行为，蔚然成风。佛教寺院铸塑造像御风而起，先有荀勖造佛菩萨金像12躯于洛阳，继有道安铸襄阳檀溪寺丈六释迦金像，竺道邻铸山阴昌原寺无量寿像，竺道壹铸山阴嘉祥寺金漆千像，支慧护铸吴郡绍灵寺丈六释迦金像，均为一时名塑。(www.xing528.com)

此时的佛像，已不再是单纯模仿印度佛像，而是具有了中国样式和中国风格。晋孝武帝时，会稽山阴灵宝寺求南朝艺术家戴逵制一尊1丈6尺高的无量寿佛木雕像。戴逵积思三年，刻制成一尊完美的佛像——宽额、浓眉、长眼、垂耳、笑脸、大肚，既符合佛经教义，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观者无不称妙，匠人也争相仿效，从而成为佛像形体的公认定格。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五记载，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帐中，密听众议，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认为汉魏以来的佛像，皆由于“形制古朴，未足瞻敬”，直到戴逵的出现才有进一步的发展。唐道宣在《法苑珠林》里赞叹道：“西方像制，流式中夏。虽依经镕铸，各务仿佛，名士奇匠，竞心展力，而精分密数，未有殊绝。晋世有谯国戴逵，字安道者，风清概远，肥遁旧吴。宅性居理，游心释教。且机思通赡，巧拟造化。思所以影响法相，咫尺应身，乃作无量寿挟侍菩萨，研思致妙，精锐定制，潜于帷中密听众论。所闻褒贬，辄加详改。核准度于毫芒，审光色于浓淡。其和墨点采，刻形镂法，虽周人尽策之微，宋客象楮之妙，不能逾也。”

晋安帝义熙初年（405），师子国国王派使臣进贡玉佛像一尊，安帝命戴逵造佛像5躯，一同供奉南京瓦棺寺。后来这5尊佛像，和顾恺之的《维摩诘像》及师子国进贡的玉佛，共称“瓦棺寺三绝”。

戴逵在佛像雕塑上的另一大贡献是他首创了“夹纻漆像”做法，把漆工艺的技术运用到雕塑方面。戴逵之前，佛像用铜、铁铸造或用石头雕刻而成。戴逵受砖瓦工用木模造瓦的启发，先用木胎泥模造出底胎，再在泥胎外面粘上麻布数层，然后再在麻布胎上漆彩绘，干后撤去木模，这样就形成了外实里空的漆彩雕像，史称“脱胎”或“脱空造型”。这种佛像轻便，不裂缝，宜于携带转运，所以又称“行像”，因此很快在全国传开，迅速成为一种时髦和风气。唐时这一技术还随鉴真东渡传到日本。

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发展，佛像的制造也极隆盛，“庄严佛事，悉用金玉”。刘宋武帝时，铸有无量寿金像；明帝即位，铸造丈四金像及行像八部鬼神。此外，丈六、丈八铜像制造甚多，小金像也多有铸造。至齐，萧嶷、萧子良造像甚多，明帝亦铸金像千躯。梁武帝造有光宅、爱敬、同泰诸寺的丈六弥陀铜像；简文帝造有高约一二寸的千佛铸像。陈文帝时，造金铜像百万躯；宣帝更有金铜铸像2万余躯。此外还有名僧德众的数量众多的造作。在北朝，据《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永宁寺佛殿有丈八金像1躯，等身金像10躯；平等寺门外有金像1躯，高2.8丈；长秋寺中有六牙白象负释迦。

除了兴建佛寺，铸造佛像外，大量的石窟被开凿出来，代表性的有龙门石窟、云冈石窟、敦煌石窟等等。石窟中的早期造像，面相丰圆，肢体肥壮，神态温静。北魏孝文帝亲政之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洛阳。这时的石窟造像，受到以戴逵为代表的本土化“秀骨清像”风格的影响，融合南北，出现了一种面容清癯、褒衣博带、性格爽朗、风神飘逸的新形象。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虽然还带有浓重的印度艺术色彩，但标志着具有民族特点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已经出现。

隋朝时，佛像的兴造复盛。隋文帝首敕造金、银、檀香、夹柠、牙石等佛像。《续高僧传》卷一七记载，高僧智者一生造金、铜、檀、塑、画像10万余躯。可以想象，当时造像的盛况。此时期佛像的雕塑风格已渐变为纯中国式样，面貌柔和圆满，衣褶也趋于写实，流丽而妥帖，菩萨像则天衣璎珞，裙褶流畅。

唐代的雕塑艺术更臻于繁荣圆熟，如佛、菩萨、力士造像，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生活及现实人间的美好形象。佛教造像走向民族化、世俗化和人性化的艺术形式，展现光华、绚丽的健美风姿，突显典型性及主题性。在形象的表现上，为面容温静、唇润颐丰、身躯健美、肌体丰腴、眉毛弯长、眼眸明澈、姿态妥帖、衣褶流丽，其风格更近于写实。唐代佛教雕塑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的龙门奉先寺，包括卢舍那佛及弟子、罗汉菩萨、天王、大力等11尊巨像。主像身高17米，群像布局严谨，手法纯熟。佛像面容贴切近人，充满慈祥，神情庄严而从容，身体则圆肥丰硕，笔意豪壮。菩萨雍容华丽，细腰斜欹，楚楚动人。天王、力士肌肉怒凸，体现了男子的健美，让人感到威严，正直、勇猛、坚毅，完全是隋唐时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写照。

唐代的菩萨造像，走向世俗化与女性化，健康有力、成熟自信，透露出“菩萨如宫娃”的审美时尚。《释氏要览》卷中记载：“宣律师云：‘造像梵相，宋齐间皆唇厚鼻隆，目长颐丰，挺然丈夫之相。自唐以来，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貌，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此处的“妓女”指古时演唱歌舞的女性艺人，“宫娃”就是宫女的意思。比喻唐代菩萨像，看起来就像是现实生活宫廷里娇贵的宫女。

在佛的袈裟上雕刻法界诸相，这种造像称为“法界人中像”。此造像形式和华严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艺术的象征手法，创作出以《华严经》为题材的佛教艺术表现。旧译《六十华严·世间净眼品第一之一》说：“无尽平等妙法界，悉皆充满如来身。”新译《八十华严·世主妙严品第一之二》说：“佛身普遍诸大会，充满法界无穷尽。”法界人中像的佛身善摄一切法界图像，即是华严艺术圣境的图像表现。

佛教造像艺术的最重要和最终的目的是弘扬佛教教义，担负着形象宣传和教化功能。梁慧皎《高僧传》卷六记载：“每讲会话，聚辄罗列尊像，布置幢幡珠佩迭晖，烟华乱发，使夫升阶履闼者，莫不肃焉尽敬矣。”

造像将佛菩萨们智慧、慈悲、宁静、安详、柔和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使观者沉浸其中。讲法时陈列佛像，以佛像庄严、慈祥、宁静的面容，展示佛陀清净法身的本色，使听法者生起一种敬仰之心，宗教情操由此而流露出来。

造像艺术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精品，也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造像艺术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有很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传统造像技巧和风格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其内容体裁。现在我们所能获得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艺术作品，不论是雕刻，或是绘画，大多来自佛教。佛教学者太虚大师说：“在中国固有之美术，惟图画、音乐等，至于雕刻、塑像等则肇于佛徒，后来渐成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