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

佛教译典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小说以及骈文等，在文体、文风以及题材、内容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有关佛经传译对中土文学题材的影响，前辈学者有很多研究，如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胡适《白话文学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季羡林《〈列子〉与佛典》等。胡适《白话文学史》对佛教的影响作过这样的评价：佛教是一个“伟大富丽的宗教”，它的传入不仅给中国的帝王公卿、学士文人、平民百姓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和蛊惑”，而且它那上天入地、无拘无束的幻想，也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绝大的解放力”，“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佛教）的文学影响的产儿”。^[159]

在佛经的文学故事中，寓言故事十分丰富。佛教利用大量寓言故事来解释和宣传佛教的教义，其中《百喻经》列举故事近百条，劝喻人们信佛。这部佛教文学作品，文笔朴素简练，故事生动有趣。鲁迅把它作为历史文学资料进行研究，他在早年刊印《百喻经》，并指出：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160]

《百喻经》，全称《百句譬喻经》，是古天竺僧伽斯那撰，南朝萧齐天竺僧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之“百喻”，就是指有一百篇譬喻故事。它是一部以寓言譬喻故事演述大乘佛法的佛教文学作品，每篇由喻和法两部分合成。喻是一篇简短的寓言，法是本篇寓言所显示的教诫。僧伽斯那在跋颂中说：本书以嬉笑的方法来阐明佛法，如以苦药和石蜜，虽损蜜味，但主要是为了治病。先讲笑话，后讲佛法，如先服吐下药，后以酥滋润身体。笑话里包含佛法，如树叶裹阿伽陀药，希望读者但取佛法的阿伽陀药，而抛弃嬉笑的树叶。

在佛教文学中，《维摩诘所说经》的翻译对中国文学影响很大。《维摩诘所说经》叙述毗耶离（吠舍离）城居士维摩诘，十分富有，深通大乘佛法。他通过与文殊师利等人共论佛法，阐扬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其义旨为“弹偏斥小”“叹大褒圆”，批判一般佛弟子所行和悟境的片面性，斥责歪曲佛道的绝对境界。认为“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虽“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污泥”，此即“通达佛道”的真正“菩萨行”。又把“无言无说”“无有文字语言”，排除一切是非善恶等差别境界，作为不二法门的极致。僧肇在《维摩诘所说经注序》中称：“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认为此即“不思议之本”。胡适说：

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而最流行又最有文学影响的却要算《金刚》《法华》《维摩诘（经）》3部。其中《维摩诘经》本是一部小说，富于文学趣味……这一部半小说、半戏剧的作品，译出之后，在文学界与美术界的影响最大。中国的文人诗人往往引用此书中的典故，寺庙的壁画往往用此书的故事作题目。后来此书竟被人演为唱文，成为最大的故事诗。^[161]

有人又把这部经看作一出三幕戏剧，其中塑造的信仰诚挚、学养高深的在家居士维摩诘形象内涵丰富，性格鲜明，对历代中国士大夫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几乎成了古代文人的必读书。(www.xing528.com)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佛教典籍广取譬喻语言，把教义、佛性，融化在文学形式里，取得形象化的教化效果。佛教典籍的直接流传，打破了中国原有小说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开辟了新天地，不论在故事来源方面、教理方面、构思方面和体式方面等等，佛经给后来的中国小说带来一定的影响。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指出：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162]

鲁迅举“阳羡鹅笼”的故事为例，指出：“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163]

季羡林在《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一文中说：“它在我们中国的影响却同在别的国家一样大……譬如说那一个乞丐踢破罐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中国许多地方的民间传说里都有这个故事。有的文人学士也就把它写到书里去，像《苏东坡诗注》和《雪涛小说》里都有。还有一个驴蒙虎皮的故事，我们在小学教科书里都读到过。有些地方民间也流行这故事。至于两只鸟用一条树枝架着一个乌龟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这些故事的老家也就是梵文的《五卷书》。”^[164]

季羡林还概括说：

就广义的文学来讲，在晋南北朝以前，中国已经受到了印度的影响。从南北朝起，印度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大量输入中国。在六朝时期，中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品种，这就是鬼神志怪的故事。最著名的有张华《博物志》、王嘉《拾遗记》、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刘敬叔《艺苑》、刘义庆《幽明录》、东阳无疑《齐谐记》、吴均《续齐谐记》，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释氏辅教之书。在这些书里有很多奇闻异事、幽明报应和鬼怪故事，很多故事都与佛教有直接关系。^[165]

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胡适说到佛经的翻译：“这样伟大的翻译工作自然不是少数滥调文人所能包办的，也不是那含糊不正确的骈偶文体所能对付的。结果便是给中国文学史上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166]东晋南北朝时，佛理不仅进入诗歌领域，还大量进入了文章领域。除了专门阐述佛学的理论文不计外，为佛教写作的文艺性文章如谢灵运所作的碑、铭、颂、赞、记、行状、书、启、赋等，据梅鼎祚《释文纪》等所收，不下三百数十篇。北朝杨衒之在尔朱荣之乱后重过洛阳，目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追忆当年佛寺兴盛时期的华美壮丽，写成《洛阳伽蓝记》这部怀旧的书。此书文笔清隽秀丽，到处流露着叹惋的情思，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少见的优美作品。六朝时期的骈体，到隋和初唐时更加兴盛，格调更加讲究，这也是四声理论推波助澜的结果。禅宗盛行以后，士大夫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语录体。中国文人有不少是熟读佛典的，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使他们的文笔、神理、行文气势也受到熏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