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声的发现，音韵学的发展，对诗歌的影响十分明显。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四声的发现，标志着声律理论的产生，直接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发展。陈允吉指出：“由于佛经在中国的盛行，偈颂亦为佛僧通过转读广为宣传，从而引起人们对于区别声调的注意，这对中国诗歌影响之深远，乃至直接促成隋唐近体诗的完成。”[141]范文澜论述了四声的发现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他指出：
范晔至死不肯告人的声调术，自沈约公布八病后，大为文士所遵用，梁陈时，律诗律赋大体上定型了。到唐朝，律诗律赋成为代表性的也是最盛行的文学。
所谓雅声化的梵声成为华夏正声，实际意义就是有声律的文学代替了无声律的楚汉文学。
文学史上古体与律体是两个大分野。自建安讫南朝是由古至律的转变时期。这个转变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声律的研究和运用。声律之所以被研究和应用，是由于受到梵声的影响，也就是印度声明论对中国文学的一个贡献。[142]
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开创了“永明体”。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永明体”被称为“新体诗”。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对于纠正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的弊病，使创作转向清新通畅起了一定的作用，文人们作诗开始追求诗歌的形式美和格律美。于是，中国的古体诗慢慢被淘汰，出现按照新的诗词格律创作的格律诗，中国诗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
“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格律的形成，使诗歌具有律动的音乐美，是诗歌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格律诗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在创作手法上都比古体诗灵活、方便得多，词句精练、音韵铿锵，更容易被读者阅读和记忆，从而大大扩充了诗歌的传播范围。郑振铎指出：
所谓“永明体”，实开创了齐、梁诗的风格。在永明以前，六朝诗的作风并不曾统一过。有颜、谢的致密，也有渊明的疏荡自然。有郭璞的俊逸，也有鲍照的奇健清新。所谓六朝的作风，实在只是在永明的时候方才有了一个共同的趋势的。对仗更工整了，题材更狭小了，情绪更纤柔了，音律更精细了。不是在文辞上做工夫，便是在歌咏着靡靡醉人的清音新调。这时产生出不少的“诗律工细” 的诗人们。有时其风格也是很高超的……他们的情调是清晰的，他们的意境是隽美的，他们的音律是和谐的。所可讥者，乃在格局、才情偏于纤巧的一边。他们带领了一大批的没有天才的文人们，走入一条很窄的死路上去了。然而在这一百十年（从齐到陈）间，在这种所谓齐、梁风尚里，大诗人们却仍是不断地产生出来，成为一个诗人的大时代。[143](www.xing528.com)
佛教文化的传播还拓宽了诗歌的表现内容。此前中国文人的诗歌作品，多表现爱情、亲情、友情以及离情别意、人生失意、人生信念等内容。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不仅出现了许多诗僧，而且很多诗人经常与僧人往来，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交谊，也接受了佛教的思想，有的还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例如东晋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的诗句。因此，僧人和文人撰写的表达佛教哲理和修持经验的诗歌也在这一时期出现。
在魏晋时期受佛教的影响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玄言诗”。《文心雕龙》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玄言诗”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士大夫注解老庄而形成的玄言诗，二是支遁、王蒙、谢安、王羲之等高僧名士所做的“兰亭诗”。当时高僧名士常在一起谈论老庄，据说当时支遁注的《庄》名气很大，谢安、许询、王蒙、王羲之等隐士名士都十分佩服。后来，以王羲之为首的一批隐士名流在浙江会稽山阴之兰亭集会，王羲之亲为所集结的诗作序，遂形成“兰亭诗”。此为玄言诗的一个高峰，而影响此种诗的即是佛教的般若学。
进入南北朝后，诗风一变，两晋的玄言诗逐渐为山水诗所代替。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的集大成者是东晋谢灵运。清沈曾植说：“康乐总山水老庄之大成，而开其先者支道林。”谢灵运和支道林都是佛教中人物。支道林是魏晋般若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谢灵运是南北朝佛教涅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谢灵运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其诗擅长景物刻画，讲究雕琢字句，喜用典故，注重形式，为后人留下许多名篇佳句。谢灵运之所以能在山水诗上有这样的成就，按唐皎然的说法，是因为“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诗式》）。所谓“空王”，亦即般若性空学说。佛教心性学说的影响，促使南朝“性灵说”超越对世间常态情感的执著，而走向对心灵及精神世界的探索，南朝的山水诗则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并且在山水诗歌的创作实践中，开拓了以追求神韵灵趣为特征的新的诗歌美学境界。
山水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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