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学者阐释佛典成果

儒释道的斗争在更深层的领域展开，促进了三教的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佛教取得了既有异于外来佛教，又有异于传统文化的独立地位。这种独立地位主要表现在日渐增多的汉文佛教著述上。这些论著是中国佛教学者对佛教的理解，也是为了应对儒、道的挑战而作出的论述。

自从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佛教学者就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日本学者中村元在《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一书中说，中国人并没有以佛教的印度形式来接受佛教。佛教引入中国之后，在中国人某些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被修正，所以，中国佛教在很大程度上与印度佛教疏离了。中村元具体总结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不同和歧异之处。

（1）中国人把诸佛教的经典完全译成自己的语言。他们没有用梵语（samsakrta）或俗语（prakrti）作为佛教教团的神圣语言。

（2）在翻译中，中国学者和评注家对原著的解释常常给予特意的改写。这样，那些印度文献不总是得到忠实的翻译，不时被加上了一些注释。那些文句常常被用中国文学的修饰来润色，因而取得了中国文学著作的新颖的外貌。

（3）后期的中国佛教者几乎毫不例外，都没有停留在原地论述或理解印度的原著文献，有时他们甚至不理解早期汉语译著的含意。

（4）中国佛教许多文献所遵沿的发展路线是与印度诸教派的教说完全不同的。

（5）中国佛教徒的评注技巧完全不同于印度人的评注技巧。

这些不同和歧异可以理解为是中国人习以为常并且具有其特色的思维方法的影响下发生的。^[120]

汉文的佛教著述，在汉末已开始陆续出现，至东晋南北朝，由少至多，由浅入深，越来越多，越后越精，已经达到了可观的规模。到唐代初年，根据《法苑珠林》的记载，中国佛教撰述已经达到3000卷左右，以后的数量更庞大。僧佑说：“自尊经神运，秀出俗典。由汉届梁，世历明哲。虽复缁服素饰，并异迹同归。讲议赞析，代代弥精；注述陶练，人人竞密。所以记论之富，盈阁以牣房，书序之繁，充车而被轸矣。”（《出三藏记集》）僧佑编纂的《弘明集》，就是这些中国佛教学者论著的汇集。中国学者的著述包括经序、注疏、经文纂集、论文、论文集、史地编著、目录、疑经等。这些著述和相关的文字极有学术价值。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

译经的序言、跋尾和题跋以及经书目录，都提供了有关经文被翻译时的情况，包括了将之传入中国的人士、有关经文本身的传说、其作者、印度与佛教化地区佛教宗派与教派的宝贵资料。正是由于这些表现了中国人对于史料的具体性和准确性的非常深刻之爱好的资料，人们才得以再现亚洲的佛教史。

甚至除了印度经文的译经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从4世纪起发展起来的丰富的汉文佛教文献。这就是有关印度或中国佛教史、大藏经疏注文、中国高僧传集、中国教派史、伪疑经和在中国本土写成的著作，都不会不对世俗体裁的中国文学施加广泛而又巨大的影响。^[121](www.xing528.com)

在这些佛教学者撰写的文献中，最能代表当时民族文化和时代风貌的首先是各种论著。刘宋陆澄撰《法论》，辑此前释教论著16帙103卷。梁宝唱撰《续法论》，所辑当亦不少。僧佑的《弘明集》是一部佛教历史文献总集。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佛教的篇章多已散佚，《弘明集》所保存的这一部分，就成为后世研究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社会文化思想的珍贵资料。唐代道宣也沿袭此例，纂集了《广弘明集》。各种经论序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思想的理解和发挥，也是重要的文献，大都被集中在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中。

经典注疏是中国佛教发挥自身思想最常用的方式。所谓“经典注疏”，是研究、阐发和弘扬外来经典的著作。域外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翻译成汉文以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类注经解经的著作。注解经典有不同的目的，或为阐发经义，或为另立新说，或为授徒传法，或为记录师言。注解经典的形式多种多样：或随文释义，常称为“义疏”；或概括经典核心思想，常称为“悬谈”；或划分经典章节段落，常称为“科文”；或记录祖师讲解经典，常称为“述记”；或汇编已有的经典注释著作，常称为“集”等。汉魏之际的《安般守意经》，就夹有多家的注疏。自康僧会、道安之后，佛学大家都做注疏经论。隋唐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要形式的佛教理论创造，达到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许多注疏著作成为建立宗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典籍。比如，智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等通过解释《法华经》，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智俨注释《华严经》的多种著作，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道宣注解《四分律》的多种著作，构建了南山律宗的理论体系。隋唐庞大的经院哲学，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表达中国佛教思想的另一种形式，是对汉译佛典的抄略和编纂。如支愍度《合首楞严经》、慧远《大智度论钞》、僧旻《众经要钞》、昙显《菩萨藏众经要》等。齐梁魏末期间，编纂大部头的佛教类书达到高潮。

编撰佛教史传和经录，是中国佛教的一大创造。魏晋以来，与玄风相应，一般名僧多有品藻，简略的传记在有关的序言中也有记载。至于东晋，为名僧个人写专史的已经不少。梁慧皎编撰的《高僧传》，为这一时期代表性著作。中国僧传的创建，使东传佛教史增进了相当准确的历史纪年和地理概念，形成一种良好的传统，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经录也是两晋以来内地佛教的创造，自道安至僧佑而逐步完善。僧佑的《出三藏记集》所辑佛经目录，条例清楚，由此可见此前中国佛教典籍的全豹，可以说是隋唐佛教经录大发展的先声。

以种种名义假造佛教经论，也是南北朝佛教发展的重要一面。“疑经”是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中，怀疑为真经的一类经。自道安有此称后，后世经录皆沿袭此例，列有“疑经”一类，或分为疑、伪二类。《隋书·经籍志》说：“大业时，又令沙门智果，于东都内道场，撰诸经目，分别条贯，以佛所说经为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杂经。其余似后人假托为之者，别为一部，谓之疑经。”疑经包括中国佛教徒编选的佛经和伪造的佛经。道安记其所知之伪经26部30卷，可见造经之风很早即已流行，这些疑经是：《宝如来经》2卷，^[122]《定行三昧经》1卷，《真谛比丘慧明经》1卷，《尼吒国王经》1卷，《胸有万字经》1卷，《萨和菩萨经》1卷，《善信女经》1卷，《护身十二妙经》1卷，《度护经》1卷，《毗罗三昧经》2卷，《善王皇帝经》2卷，《惟务三昧经》1卷，《阿罗呵公经》1卷，《慧定普遍神通菩萨经》1卷，《阴马藏经》1卷，《大阿育王经》1卷，《四事解脱经》1卷，《大阿那律经》1卷，《贫女人经》1卷，《铸金像经》1卷，《四身经》1卷，《普慧三昧经》1卷，《阿秋那经》1卷，《两部独证经》1卷，《法本斋经》1卷，《觅历所传大比丘尼戒经》1卷。

僧佑《出三藏记集》在《新集疑经伪撰杂录》中，即列了不明作者的疑经20部，如《比丘应供法行经》（原题鸠摩罗什译）、《居士请僧福田经》（原题昙无谶译）、《弥勒下教》等等。还有标明作者和年代的，如齐武帝时道备撰《菩提福藏法化三昧经》，梁天监二年（503）道次撰《众经要揽法偈二十一首》。疑经历代皆有，宝唱《梁世众经目录》所载疑经有62部67卷，至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疑经竟达406部1074卷之多。

疑伪经论中的绝大多数，是出自中土人士的创造。疑经多为适应社会需要，尤其是儒、释、道斗争的需要，并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编造的。任继愈指出：

从内容上看，有的伪经与儒、释、道三教斗争有关，有的是吸收儒、道思想迎合社会需要而编造的，有的是当时流行的佛教信仰（阿弥陀、弥勒、观音、地藏等）的产物，也有的是通过编造佛经而发抒对当时政治的不满。

疑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些佛教徒已不满足于仅仅翻译外来的佛教，而是把自己所掌握的佛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思想、宗教习俗结合起来，使用便于民众理解的语句，假借佛经的形式编撰出来进行传教。^[123]

西晋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称老子为教化胡人而为释教之祖。南北朝时流行的《清净法行经》则谓孔子、颜渊、老子系佛为教化震旦而派遣的三弟子，这是释、道二教宗派斗争的产物。北魏孙敬德梦授《高王观世音经》，反映观世音崇拜在南北朝的普及；昙靖造《提谓波利经》，以五行五方配五戒，另有所谓《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记“甲申年洪水，月光童子出世事”，推算吉凶，妄言祸福，显然是受图谶方术的影响。此外，像《佛说决罪福经》《像法决疑经》《小法灭尽经》等，表达了自晋末世乱迄于北朝毁佛的末世思想。此外，专记因果报应和菩萨灵验的著作，如《冥祥记》《幽明录》等也有不少。它们对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学创作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