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对道教的影响：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成果

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与道教发生纠葛、碰撞和交流。佛教最初攀附道教的某些概念阐释教义和进行传教活动，后来又批评道教，而道教也对佛教持有激烈的批评态度。道教对佛教也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包容的态度，无论在教义、仪式还是神话上都接受了来自佛教的影响。实际上，佛教与道教的冲突和交集也促进了佛教的成熟和发展。由于早期佛教是由西域各国的教徒所传入，他们在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民族传统文化带入中原，并同样对道教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孙昌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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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来华的西域胡人当中，有一部分人直接参加了道教组织的宗教活动，并被视为道教徒的一员。《无上秘要·得鬼官道人名品》记载：“支子元，作道人，裴君小时师。……仙伯辛彦云，胡姓安，名法昙，赤君弟子。石仙公王遥有，胡姓竺，名石宾，赤君弟子。”《无上秘要·得太清道人名品》记载：“叔度，胡姓康，名献师，赤君五岳司西门。”其中的某些人物在《上清众经诸真圣秘·太上大道君传》中作为太上大道君的仙童而出现，《太上大道君传》说：“甲子之旬，壬申癸酉之年，当有一人先出于赤城江阴之山、东南之野。一人者，道士也。当披七色法衣，从六人执仗器，皆是仙童也。其一仙童安法昙，其二侍童支安香，其三侍童干智道，其四侍童康献师，其五侍童帛上越，其六侍童竺石宾。”

显然，这6位仙童都是西域人。当然，道教经籍喜欢攀附并非是道教徒的历史名人来造声势，以上的材料并不一定可信。不过，有西域人甚至佛教徒直接参与道教活动，似可从一些方士传记以及上清经传经神话中得到证实。《云笈七签·清灵真人裴君传》记载：“清灵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风阳夏人也……家奉佛道……尝于四月八日与冯翊赵康子、上党皓季成共载诣佛图……佛图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颇知道，宿旧人传之云已年一百七十岁，见君而叹曰：‘吾从少至老见人多矣，而未尝见如子者。’乃延君入曲室之中……因以所修秘术密以告君。道人曰：‘此长生内术，世莫知也。’”(www.xing528.com)

裴姓乃是西域诸姓之一，裴玄仁有可能本为胡族。另外，这段记载也表明《得鬼官道人名品》中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据焦封桐等编的《修武县志》引颜鲁公《魏夫人仙坛碑铭》说：“魏夫人，讳华存，字贤安，任城人，晋司徒剧阳文康公舒之女也……年二十四，强适太保掾南阳刘幼彦，生二子，璞、瑕。幼彦后为修武县令，夫人心期幽灵，精诚苦尽，迨子息粗立，离隔室宇，清修百日。太极真人安度明、东方大神方诸青童、扶桑碧阿阳谷神王景林、小有仙女、清虚真人王褒来降。青童曰：‘清虚，尔师也。’王君乃命侍女出《八素隐身大洞真经》《高仙羽元》等书三十一卷，手授夫人。景林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徐别去。已而幼彦以暴疾殒世，值荒乱，夫人携细小径来东南。”

收入《顾氏文房小说》的《南岳魏夫人传》，其记载与此大体相同。支子元、安度明的种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胡人而从国姓，那么安度明是安息人，支子元为月支人；另一种可能是汉人而从师姓，这表明他们是道佛并崇。在东汉时期往往有这种情况，据《出三藏记集·道行经后记》记载，光和二年（179）协助翻译佛经的侍者中有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出三藏记集·般舟三昧经记》记载，光和二年翻译《般舟三昧经》时，乃支谶授予“河南洛阳孟福字符士”。而在汉《三公碑》侧文有“处士房子孟卿，处士河□□元士”，所缺二字或为“南孟”；《白石神君碑》阴第一列第十行文曰“祭酒郭稚子碧”，实即《道行经后记》中之南海子碧、《般舟三昧经记》中之郭稚。《三公碑》记载：“或有隐遁辟语言兮，或有恬淡养浩然兮，或有呼吸求长存兮。”白石神君祠祀之立，是由于巫人盖高之请求，此项祭祀，兼涉神仙家言。由此可以看出，东汉早期，很多职业教徒，往往是佛道并崇。另一种可能是原本是佛教徒而改宗道教。魏晋南北朝偶尔会有类似情况，据《高僧传·神异下·竺法慧附范材》记载，范材原本是沙门，后“遂退道染俗，习张陵之教云”。

这些记载说明，至少道教神话中有不少西域人或者受西域影响的佛教徒。

另外，魏晋时期，有位著名方士叫帛（白）和，《神仙传》卷七有他的传记，《抱朴子内篇·祛惑》也曾提及他，说：“乃复有假托作前世有名之道士，如白和者，传言已八千七百岁……有一人于河北自称为白和，于是远近竞往奉事之，大得致遗至当。”帛（白）是龟兹国姓，所以魏时的帛和可能是西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