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始源于《老子化胡经》

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面对儒学与道教两方的争辩。佛教和道教在争辩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蒋维乔指出：“佛教弘传中土，首先与之龃龉者，当属道教；其宗旨与之相近者，亦道教也。窃思道教与初期佛教之间，并以超俗脱尘为旨；而道教盛时，适值佛教传来；于是最初入佛教之人，多研究老子之学者，亦因二教消息互通之故也。此事实可以两晋之事证之；盖两晋崇尚老、庄之际，佛教固与之并兴而不悖也。”^[101]

如前所述，“神灭之争”是儒佛之争的一个尖锐的表现。但道家主张长生和尸解，所以不可能与佛家争论神灭与神不灭的问题。佛道之间的争论是在另一问题上出现的，就是“夷夏之争”。夷夏之争始于西晋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

《老子化胡经》是西晋道士王浮所撰，起初为1卷，以后陆续扩增为10卷，这10卷本非一时一人之作，可能是后人陆续增添的。《老子化胡经》的主要内容是敷演老子携关令尹喜西入天竺，化为佛陀，立浮屠教，从此才有佛教产生的故事。《老子化胡经》固是西晋道士王浮所伪造，但是，“老子化胡”的传说却不自王浮始。作为中外文化交融产物的“老子化胡”传说，不仅反映出汉地佛教早期传播方式上的某些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道教仙人观念的变革。它既是佛道文化相撞击的产物，又同时对佛道两教的发展产生影响。

初入中土的佛教常常依附于黄老道教传播，早在佛教初传的东汉时期就流传老子入胡为浮屠的传说。这个“老子化胡”的故事开始比较简单，《后汉书·苏杨郎襄列传》记载：“延熹九年楷自家诣阙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

这是目前所知最早涉及“老子化胡”的文字，一般学者认为它是从《史记·老子传》中的一段故事演绎而来。“或言”应是一种传说。这段记载只是说明当时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这种传说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把老子和浮屠都作为神加以礼拜的缘故。《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经》说：“老子往西越八十余年，生殷周之际也。”这种说法似乎一直沿袭到汉末。到了三国魏末，鱼豢《魏略·西戎传》沿成其意说：“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黄，发青如青丝，乳青毛蛉，赤如铜。始莫邪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左肋出。生而有结，堕地能行七步。此国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汉哀帝元狩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闻、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

与鱼豢大约同时有杜挚作《笳赋》，在其序中说：“昔李伯阳避乱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造斯乐。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后汉书·窦章传》注说：“笳，胡乐也，老子作之。”《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说，杜挚《笳赋序》说老子入西戎作笳乐，可见三国时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为流行。或因为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在当时仍依附于中国原有的道术，而老子不仅是两汉以来黄老之学推崇的对象，而且也是魏晋玄学所推崇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当在佛之上，所以还没有人对“老子化胡”这一说法提出异议。

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说”仍很流行，如作《高士传》的皇甫谧尝说：“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到了西晋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据汉魏流传下来的传说撰写了《老子化胡经》，将佛教说成是老子在域外传授的“外道”。《老子化胡经》本经已佚，北周甄鸾《笑道论》中保存了若干片段。

关于记载王浮撰写《老子化胡经》以及他和僧人法祖关于佛道二教正邪争论的材料，有东晋末竺道祖《晋世杂录》、刘宋刘义庆《幽明录》、梁裴子野《众僧传》等。记载“老子化胡”故事的书也不少，如葛洪《神仙传》、孙盛《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但最重要的材料是僧佑《出三藏记集·法祖法师传》中的记载，其文说：“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后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争正邪。浮屡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慧皎《高僧传·帛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

上述“老子化胡”的说法，从汉至西晋，少有佛徒提异议。许理和指出：(www.xing528.com)

化胡说起初并非被用来作一种排佛的策略。至少有一例（襄楷奏书）能明确说明这个故事并未被用来显示佛教的卑劣和荒谬，而是把它与中国古代圣人的名字相联系，借此强调佛法清净而又慈悲为怀的特点……

化胡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个道教的思想和实践与一知半解的佛教相混合的佐证，而这种佛教明显带有汉代佛教的特征。因此，道教徒对这种外来教义跟他们自己的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倍感惊讶，并在老子“西去”的传说故事中找到了解释这种异乎寻常的对应关系的原因。而且，正如汤用彤所说，这个理论很可能受到了成长的道教阶层以及最初的佛教教团领袖的双重欢迎。因为一方面这可能促使道教徒吸收佛教的实践与制度，尽管它似乎起源于外国但却能溯本于老子；另一方面，它有能通过把佛教说成“道教的外国分支”而使佛教对中国百姓更具有亲和力。^[102]

全汉昇在《清末的“西学源出中国”说》一文中指出：“老子化胡说的意义在消灭反对佛教者的论据——攘夷说，以利佛教的发展。因我国自战国时起，孟子已提倡用夏变夷，而反对变于夷。此种态度给予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莫大的阻碍，因为佛教既是属于夷的外国货，当然为中国人所排斥了。可是，事实上外来的佛教却在中国大行其道，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老子化胡说了。老子化胡说告诉我们：‘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我们信仰它并不能算是耻辱。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子教化出来的，实是老子的弟子。所以我们信仰佛教，绝对不是表示我们次于夷狄，恰正是表示中国第一。’”^[103]

值得注意的是，全汉昇是在讨论清末“西学中源说”的时候提出上述论点的，就是将汉魏之际的“老子化胡说”与晚清的“西学中源说”加以比较和参见。“西学中源说”不仅是在晚清才出现，在清初的西学东渐时就已经有了系统的论证，并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将这两种相距千年的论说加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说明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大规模外来文化输入的时候，就会出现相似的言论。这种言论出自中国知识分子，固然反映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自尊自大心理，有坚守“夷夏之防”的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有一层意义，就是为接受外来文化作为一种策略上的铺垫。从坚守“夷夏之防”、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来看，因为佛教是“老子化胡”，“西学”是“中源”，那么，都是源于“中国”的东西，学习它、接受它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在讨论“老子化胡说”和“西学中源说”的时候，学者们多注意的是其“夷夏之防”和文化本位立场，但它作为一种接受外来文化的策略这层意义也是值得注意的。汤用彤指出：

夫异族之神不宜为诸华所信奉，则老子化胡之说，在后世虽为佛家所痛恨，而在汉代想实为一般人所以兼奉佛老之关键。观乎现在所保存甚少之汉魏佛教史料，而化胡之说竟一见于朝廷奏疏（《后汉书·襄楷传》），再见于史家著作（《三国志》引鱼豢《魏略》），则其说大有助于最初佛教之流行可以想见也。^[104]

然而自东晋中叶后，佛教的势力渐盛，不再需要攀附道教，于是开始反过来攻击老子化胡之说。《弘明集》卷一有未详作者的一篇《正诬论》，这篇文章在一开头就提出了佛道先后的问题，其文说：“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经云：闻道竺干，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终，永存绵绵。竺干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语，晋言无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称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讲道德之经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众圣之元始也。”

这样，就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来为佛教争取地位。东晋支遁作《释迦文佛像赞》，其《序》说：“昔周姬之末，有大圣号佛……呈百使以为粹，导庶物以归宗，拨尧孔之外犍……络聃周以曾玄……”这样一来，佛不仅是老子的老师，而且是他的祖师，老子和庄周只是佛的曾孙和玄孙辈，连作佛的弟子的资格也没有了。支遁又作《月光童子赞》：“灵童绥神理，恬和自交忘。英姿秀干竺，名播赤县乡。”月光童子是佛弟子，支遁说是月光童子来中国教化了中国，而不是佛自己来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