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教冲突：礼仪之争的历史

佛教与儒学的第一场正面的冲突，是沙门是否应该敬王者的“礼仪之争”。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礼仪”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地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礼仪”不仅仅是“礼节”和“仪式”的问题，不仅仅是统治者的“面子”问题，更是文化的本位、文化的基线。陈寅恪说，在南北朝时期，“华”与“胡”的差别不在血缘而在文化。遵从中国的“礼仪”，就是认同中国文化，就是尊重中国文化，就是“华化”，否则就是“胡化”。这是“夷夏之防”的第一道防线。我们在以后还会看到，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礼仪”问题一再成为争论的焦点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障碍。如唐玄宗时，有人提出外国使节不跪拜中国皇帝的“严重问题”，唐玄宗胸怀大度，一笑了之；明清之际基督教传教士接受中国教徒祭拜祖宗的礼仪，则受到教廷的坚决抵制和制止；第一个英国使团来中国访问，却因为是否跪拜皇帝的问题与中国官员百般交涉，最后不得要领，悻悻而归。“礼仪之争”之所以在中外关系史上这么重要，因为它关乎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即中国人固有的“中央大国”的心态，关乎所谓“夷夏之防”，更关乎中国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虽然在总体上说，中国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势，广泛地吸收域外各民族优秀的文化成果，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但其中又有一些保守的、封闭的文化因素，阻碍着、困扰着这样的文化交流，特别是涉及传统文化的核心问题，斗争就会空前地尖锐起来。所以，诸如“礼仪之争” 这样的问题，会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所以，各个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在大规模地出现外来文化输入的情况下，都会有许多争论、论辩，有许多对外来文化的抵触，甚至于比较激烈的抗拒行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理解和吸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但要克服自然环境以及外部力量的阻力，更要克服本身的文化阻力，克服自己民族心理上的阻力。

佛教在传入中国之时，就面临着与儒家、道教等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涉。儒家与佛教的第一个正面冲突，就是“礼仪问题”。这场争论最初发生在东晋时期。当时佛教已经十分盛行，在王公贵族中虔诚信奉佛教的人很多。一些儒臣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依据，批评“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提出对佛教进行制约乃至限制、清理的主张。这样的主张反映了佛教的扩展已经达到了与世俗政权相冲突的程度。

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大臣庾冰辅政，提出佛教僧人必须遵从传统的儒家名教，应当忠于皇帝和孝顺父母，对君主施跪拜之礼。庾冰在代晋成帝执笔的诏书中说，自古以来“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礼制” 的传统是不能改变的，称佛教所做属于“方外之事”，不应该照搬在“方内” 实行，对佛教的“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的做法提出质疑，明确地反对沙门借口佛教仪礼公然拒绝礼敬皇帝，所谓“抗殊俗之傲礼，直形骸于万乘”。庾冰的主张得到朝廷中部分大臣的支持。虔信佛教的尚书令何充等人则对此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佛教有益于王化，且自古及今，并无不妥。最后这场争论不了了之。

60多年后，到了东晋末年的元兴元年（402），权臣桓玄攻入建康，翌年代晋自立为帝。桓玄在夺取东晋政权后，提出沙汰（清理）佛教的政令，《弘明集》载有他下达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除精于经论的学僧、严守戒规僧、“山居”修行僧三种人外，一律“罢道”还俗。这是佛教进入中国以来，政府首次对僧伽进行干预。不久，桓玄又效法庾冰，再次提出沙门应当礼敬君王的问题。他在与朝廷诸大臣书中，说当年庾冰提出沙门应当礼敬王者，“意在尊主，而理据未尽”，何充“出于偏信，遂沦名体”（《弘明集·与入座论沙门敬事书》）。对于咸康六年（340）的那场辩论，他认为不够彻底，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所以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并且引证《老子》中将王侯与“道大、天大、地大”并列的说法，说王者协和道与天地，使万物“资生通运”，沙门既然受其“生生资存”之德，“日用于理命”，就应当礼敬与道、天、地“三大”并列的君王，所谓“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弘明集·与入座论沙门敬事书》）。

这在当时的大臣中引起争论。桓谦上书认为佛教与孔教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所以不应强求统一。王谧则请求桓玄不要过分计较儒释在外表上的细小不同，而要看到它们对于国家统治所具有的共同的作用。而且佛教的存在，在当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受到过很多君主的提倡与礼遇。但是这些解释并不能令桓玄感到满意，他坚持认为既然能够对佛礼敬，为什么就不能对帝王礼敬呢？(www.xing528.com)

桓玄为此事专门请教在庐山的慧远，慧远作《远法师答》，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慧远表示，佛教内部分两种人：一种是“处俗弘教”的在家信众，一种是“出家修道”的沙门。对于前者，他们理应实行“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完全适应桓玄要求礼敬的理由；对于后者，是不应当要求他们礼敬君王的，因为他们是“方外之宾”，与在世俗情况迥然不同。

按照慧远的意思，出家则为方外之宾，出家求道，已非世俗的礼仪所可以笼罩。慧远同时又表示，沙门虽不礼敬君王，但在实际上并不违背孝亲敬君的规范，他们通过传法教化民众，以“协契皇极，大庇生民”。

其后，桓玄兵败身亡，慧远作《沙门不敬王者论》，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沙门不应礼敬君王的道理。慧远在总结晋末的这场争论中，为建立既不同于外来佛教，又不完全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中国佛教，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分佛教为“内道”，儒学为“外道”，确立了“内外之道可合”的原则，认为佛教理应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为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秩序服务，但是僧尼“出家”即是变俗，在仪行礼制上，必须保持独立的风貌。佛教传播迅速，导致僧尼秽杂，难以避免，国家干预澄清是必要的；但佛教有自身的特殊修道科门，有约束沙门生活的明确戒律，也应该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护。

关于礼仪问题，这场争论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消失了，也不可以认为世俗政权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观念。葛兆光指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宗教象征的文化精神是否可以优先于政权代表的世俗利益的问题，从源流上来说，这是印度佛教试图使僧团等级超越世俗的种姓等级，建立宗教理想世界的传统是否可以在中国延续的问题。”^[96]康乐也指出：“这应该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他分析说，首先，“中国社会并没有普遍接受宗教权威超越政治权力之上的观念，也没有一个高踞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祭师阶层”；其次，“当时中国的社会位阶已经是以‘士人’为首，在所有位阶之上”。因此，印度传统的“沙门不礼白衣”即面临严酷的考验，特别是面临着中国祖先崇拜和孝道的对抗。^[97]之后，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对抗这个问题又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佛教也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主动适应皇权的权威，向皇权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