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佛教东传的初步总结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已有几百年。到这个时候，大规模的佛教僧团建立起来，全国各地寺塔林立，拥有广大的信众，几千卷的佛经被译成汉文，在学术思想领域，佛教也占有了一片天地。几百年间，岁月沧桑，风云变幻，人事代谢，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事业却如日中天，蒸蒸日上，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也正因如此，不少僧人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初步总结。前述道安对佛经的翻译方法和原则进行了总结，道安和僧佑编纂汉译佛经目录，从文献学上进行总结。而在晚僧佑半个世纪之后，又有慧皎作《高僧传》，从人物传记的角度对到他那个时候为止的整个佛教东传史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

慧皎是梁代会稽嘉祥寺僧人，俗家姓氏失载，生卒年月不详。只知他学问渊博，兼通佛学与儒道百家之学，对于经、律尤为擅长。他在嘉祥寺春夏两季弘传佛法，秋冬则专心从事著述，著有《涅槃经义疏》和《梵纲经疏》，流行于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传世的著作唯有《高僧传》30卷。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以我国僧人传记最为发达，其名见于《高僧传》《隋书·经籍志》以及诸目录和类书者极多。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慧皎之前的僧人传记，著名的有下列17种：（1）《出三藏记集》，僧佑撰；（2）《名僧传》，宝唱撰；（3）《高逸沙门传》，竺法济撰，1卷；（4）《僧传》，法安撰，5卷；（5）《方传》，僧宝撰；（6）《江东名德传》，法进撰；（7）《宣验记》，刘义庆撰，30卷；（8）《幽明录》，刘义庆撰，20卷；（9）《冥祥记》，王琰撰，10卷；（10）《京师寺记》，昙宗撰，2卷；（11）《感应传》，王廷秀撰，8卷；（12）《征应传》，朱君台撰，2卷；（13）《搜神录》，陶渊明撰，10卷；（14）《三宝记传》，齐竟陵王撰；（15）《僧史》，王巾撰；（16）《庐山僧传》，张孝秀撰；（17）《沙门传》，陆明霞撰。

但是，以上所列早于《高僧传》的僧人传记，大多是零散的或专门的，无论是规模上，还是体例上，都未形成篇幅大、时代长、人物多、卷帙大的综合性传记。其中有一人的专传，有某一类型僧人的传记，有一时一地僧人的传记。慧皎《高僧传序》说：“中书郗景兴（超）《东山僧传》，治中张孝秀《庐山僧传》，中书陆明霞（杲）《沙门传》，各竞举一方，不通今古，务存一善，不及余行。”此三书当均属此类。还有记述佛、菩萨感应事迹的感应传如《宣验记》《幽明录》《冥祥记》等。又有佛教通史，见于正史的为北齐魏收之《魏书·释老志》，专记汉魏至晋时佛道二教史。南齐竟陵王的《三宝记传》10卷，分为3部：一佛史，二传法，三僧录。北周静蔼的《三宝集》。这两书都叙述佛的生平，以及教化东流以后的状况。上列三书均为纪事本末体。僧佑《出三藏记集》15卷，本为目录，而其后3卷附以僧传。

不限时地、不限类型的僧人通传，较著名的是梁代宝唱的《名僧传》31卷。宝唱初随僧佑出家，深为梁武帝所赏识，受命纂集历代佛教论著《续法轮论》70余卷，又撰《法集》140卷、《经律异相》55卷、《饭圣僧法》5卷，还受命重撰《华林佛殿经目》，并掌华林园宝云殿经藏。在此基础上。他编撰了《比丘尼传》，前有宝唱自己写的序，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两晋之际的净检首先为比丘尼，以后比丘尼增多，修持著称者亦不少。为了记述他们的事迹以流传后代，故博采碑颂，广搜记集，或询之博闻，或访之故老，“铨序始终，为之立传。起晋升平，讫梁天监，凡六十五人。不尚繁华，务存要实”。升平是东晋穆帝年号，从357年至361年。宝唱这种说法，是从净检受比丘尼具戒算起的。净检从沙门法始剃落受十戒，是在西晋愍帝建兴中，而从昙摩羯多受比丘尼具戒，则在升平元年（357）二月八日，故宝唱在记述净检受具戒后说：“晋土有比丘尼，亦检为始也。”从升平元年起，至梁天监间，共一百五六十年。传中所记述比丘尼本人的事迹可上溯至西晋末。《比丘尼传》是中国佛教史籍中唯一专述比丘尼事迹的专书。

《续高僧传》说：“初，唱天监九年先疾复动，便发二愿，遍寻经论，使无遗失，搜括列代僧录，创区别之，撰为部帙，号曰《名僧传》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条列。”据《名僧传抄》所载原书目录可知，全书分18科，收有426人的传记。18科的“科目”分别为：外国法师、神通弘教外国法师、高行中国法师、隐遁中国法师、中国法师、律师、外国禅师、中国禅师、神力、兼学苦节、戚通苦节、遗身苦节、守素苦节、寻法出经苦节、造经像苦节、造塔寺苦节、导师、经师。慧皎的《高僧传》受宝唱《名僧传》的影响很大，利用了《名僧传》的许多材料。《高僧传》正传257人之中与《名僧传》相同的有221人；附见244人之中与《名僧传》相同的有92人。但《名僧传抄》中的道韶、纳衣、法惠、道矫、昙副、法祥等人，都有略传，《高僧传》却没收录。《名僧传抄》还保存了当时一些佛教学说，如卷三“三乘渐解宝相事”“无神我事”，卷一八“礼法事”，附录“说处”中的卷一〇“庐山慧远习有宗事”、竺道生所立佛性论、观空不受报的说法等。

慧皎对于这些著作很重视，搜罗甚富，但仍感到不满意。他说：“自尔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传度经法，或教授禅道，或以异迹化人，或以神力求物，自汉至梁，纪历弥远，世涉六代，年将五百。”（《高僧传叙》）近500年间，虽然西域名僧纷至，沙门间出，通撰传论，但终因录载各异，辞事疏阙，而不复备论。他认为那些专门性或区域性的僧传不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不少此类著作质量不高，存“辞旨相关，混滥难求，更为芜味”的缺点。宝唱的《名僧传》虽然搜集宏富，克服了只为某一类型或某一地区僧人立传的偏失，但是也有取材不精、褒贬失当、内容空洞之弊。慧皎尤其不赞成宝唱对入选僧人的取舍原则。宝唱立传的对象主要是知名度大、享有各种世俗荣誉的僧人，那些超绝尘世的高行僧人反而多被遗漏。这类人即使被列入传中，宝唱在行文时也以避免繁广为辞删去其“高蹈独绝、辞荣去爱”的事迹。所以慧皎决心写出一部《高僧传》。他在《高僧传·序录》中解释《高僧传》与《名僧传》的区别时说，有些人虽享有大名，并无好的道德，只会一味地攀附权贵、迎合时俗，博取虚誉，有些人道德高尚，却因韬光潜修，不为时俗所喜，名声不显著。前者是名僧，不是高僧，他的书所不取；后者是高僧，但未必是名僧，他却要专为这样的高僧立传。陈垣指出：“本书以高僧为名，本有超绝尘世之意。”“故此书之作，实为一部汉魏六朝之高隐传，不徒详于僧家事迹而已。”^[90](www.xing528.com)

慧皎在《高僧传》自序中说：“尝以暇日，过览群作，辄搜捡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史书，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故老，广访先达，校其有无，取其异同。”

《高僧传》所传高僧，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终至梁天监十八年（519），凡453载，257人，又旁出、附见者200余人，堪称一部迄至梁代为止以人物活动为主的中国佛教通史。

《高僧传》以科分类，计有10科，14卷。其中第14卷是作者自序及本书总目录，卷末附有王曼颖与释君白（慧皎之号）二人往返的书信两篇。各科内容包括：（1）译经科。共收入东汉至齐译经者65人。（2）义解科。共收入自晋至梁解义高僧266人。（3）神异科。共收入32人。（4）习禅科。共收入32人。（5）明律科。共收入21人。（6）亡身科。共收入15人。（7）诵经科。共收入32人。（8）兴福科。共收入17人。（9）经师科。共收入34人。（10）唱导科。共收入17人。

《高僧传》记载了从汉至梁的佛教活动主体——主要僧人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所载僧人译经注经、所学所研、讲说论辩、师资传授以及著述内容等方面的情况，使我们能够全面地了解佛教东进之后是如何宣传、融合以及占据哲学领域显要位置的。虽然《高僧传》也记载了一些荒诞不经的神异故事，采录也有失实之处，但比较其他史书，则保存了许多可信的史料，并可补正其他史书之失。历代都对《高僧传》予以很高的评价。关于此书的史学价值，清代孙星衍有评价：“慧皎《高僧传》，《四库全书》未及收。余读释藏于金陵瓦官寺见之，顷官安德，借录此本。僧人事迹，率多文人粉饰，然六朝士夫，无所自存，遁入释道，故多通品，辞理可观，且足资考史，地方古迹亦可借证，实为有用之书。”（《善本书室藏书志》）

《高僧传》后，唐道宣《续高僧传》30卷，宋赞宁《宋高僧传》30卷，明如惺《明高僧传》，合称“四朝高僧传”，以系列传记的形式记录了佛教文化东传中国的历史。